5210-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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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时候，忠臣要比奸臣难当。
咸丰帝对曾国藩的态度转变，最终倒霉的当然是他自己。
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识，湘军夺取湖北后应全力经营之，成为可靠的后方基地，稳扎稳打，逐渐向东进攻。而咸丰帝让湘军立即全军前出江西，一方面是急于镇压太平军，另一方面是对湘军又利用又限制的策略，不使其在湖北坐大，是在江西、安徽的拼战中消耗实力，最后由江南、江北大营的清朝国家军队坐收其功。这种如意算盘，当然只是咸丰帝的一厢情愿。曾国藩在两湖战场上的胜利，也使他冲昏了头脑，以为这支万余人的部队，能够迅速荡平“粤匪”。1854年11月，湘军水陆东进，在田家镇一带获胜，迅速开抵九江城下，发起攻城。
以后的战争不能不让志向高大的曾国藩沮丧。九江的围攻，历大小百余战，终不能克复，而湘军的水师却在湖口被切成两半，丧失作战能力。1855年2月，太平军发起奇袭，直取曾国藩的座船。在万分紧急关头，曾国藩再一次投水自杀，又被左右救出。
再也没有湘潭大捷的喜讯来安慰死而复生的曾国藩的心了。太平军已再次西征，于1855年4月，第三次攻克武昌。而咸丰帝在军情大变的情况下，又开始了瞎指挥，一会儿让曾部回救湖北，一会儿要湘军速克九江，直取天京。
一切恶果都显露出来了。湘军是无基地的作战，此时又丧失了后方。除了进军过早之外，湘军军事不得进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缺钱，无法扩充军力，无法购买枪械，就连士兵的粮饷也捉襟见肘。曾国藩不敢问中央财政要，这不仅得不到反而会遭到训斥；靠地方支持，那就得看地方官的态度了。家乡湖南虽有支持，但远远不够，而客军所驻的江西巡抚却不买曾国藩账，处处刁难。曾国藩怒而劾之，哪知新任江西巡抚更坏。孤军深入的湘军，苦苦卖命而得不到应有的报答。好在曾国藩的好友胡林翼此时署理湖北巡抚，他即派出主力部队援鄂助之，自己率领数千疲军在江西苦熬。
所有这一切使曾国藩深深体会到，真要有所发展，必须掌握地方政权，一个空头“兵部侍郎衔”是实现不了自己的目标的。
不能说咸丰帝一点儿也看不出问题症结所在。这一时期，地方官员变动极大，总督、巡抚的撤换如同走马灯一般。许多资历、功绩都不如曾国藩的纷纷被拔至高位，但他就是不把地方实权交给守制已满、眼巴巴等待着的曾国藩。
江西的日子是曾国藩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皇帝的不信任，同僚们的镝射，使他在功业难成的情况下“不欲复问世事”。1857年3月，他接到父亲病故的讣告，奏报丁忧后便委军而去，直接跑回家乡守制了。
统兵大员不经批准放弃指挥权出走，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罪名。由于一些官员为曾求情，咸丰帝没有处分曾国藩，而是给假三个月，让他在家料理完丧事后立即返回江西带兵。这么一个让人不放心的能人，朕还需要他出力，实在不值得与之过分计较。
三个月的假期很快就到了。曾国藩在此期间终于打定主意，要向咸丰帝争一争了。
作为一种试探，曾国藩先是于1857年6月16日出奏，为了孝道，请求在家终制。奏折中说了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江西军务“添臣一人，未必有益，少臣一人，不见其损”。这句话当然不符合实情，其真正含义是让咸丰帝掂掂他的分量。
咸丰帝当然明白曾国藩的重要性，谕旨中称：“该侍郎所带楚军（即湘军），素听指挥”，这也婉转地承认别人指挥不动。他没有同意曾国藩的守制要求，而是让曾立即返回江西。他甚至还误以为曾国藩不肯出山是出自孝道，将曾国藩的兵部右侍郎的实缺改为署理，以顺应其孝子之心。
咸丰帝一再命其出山的谕旨，使曾国藩认为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于是，7月26日，他上了两篇奏折。前一折仍作孝子状，请求终制。后一折长达两千字，历陈带兵作战没有地方实权的种种难处，最后亮出底牌：
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
这段话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咸丰帝你要我出山，就得给我巡抚实缺，否则拒不从命。我已经受够了气，不再奉陪了。
咸丰帝这下子才真正弄明白，曾国藩闹了几个月，原来就是要挟朕授其江西巡抚。这决不能答应。军权加政权，如虎添翼，称霸一方，将来如何了得。于是，他将计就计，批准曾国藩守制，并按照守制的规矩，将曾兵部右侍郎的底缺也开去了。你不是要做孝子吗？朕这次成全你！
尽管咸丰帝在诸多方面不显才气，唯独这一方面十分清醒。专制统治者对威胁自己权势的任何人与事，从来就是最灵敏，最恶感，并下手不留情的。
这下子该曾国藩叫苦了。没想到咸丰帝居然假戏真做。一肚子黄连，又向谁道去。当年10月，又收到咸丰帝谕旨，让他以在籍身份，帮办湖南团练。这就更让他哭笑不得了。湖南境内并无太平军，出来再帮办团练又算什么呢？于是，他在10月26日的奏折中小心翼翼地提及江西，并写下了一段充满悔意的话：
臣自到籍以来，日夕惶悚不安。自问本非有用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世之清议……
《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裕贰〉谌糠挚鞯孟嫒嗽�5）
曾国藩此中曲折透露出来的意思是让咸丰帝“夺情”，命他复往江西。哪知咸丰帝一不作二不休，在其奏折上朱批：
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湖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
也就是说，帮办湖南团练一事也都免了吧。
不管曾国藩如何示孝，但真正让他在家乡守制却憋得更加难受。他饱浸理学，忠孝不能两全的古训，他深知之，事君事亲孰重孰轻，他更明之。他早已立志以救天下为己任，江西只不过是不敞志，在家则是不得志！这位讲究修养的理学大师，一下子变成了行为乖僻的人，常常无缘无故地生气，拿家里人来出气。最倒霉的是他的弟媳妇，被这位大伯的无名火弄得不知所措。
然而，在此怨愤忧郁中稍稍使他宽慰的是，在江西、湖北征战的湘军将领，遇事仍至湘乡向他请示。湖北的一切，由其密友胡林翼一手包办，江西的湘军，由其部将杨载福统带。别人谁也插手不进。
风筝虽然放了出去，可线还捏在曾国藩的手里。
到了1858年，江西、浙江、福建的局势大变，咸丰帝只得请曾国藩出山，但职权上丝毫不让步，让曾以“前任兵部侍郎”的空衔领兵征战。
到了1860年，清朝用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唯一主力部队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击灭，手中再也无可用的国家军队。咸丰帝只得将救急的目光聚焦在曾国藩身上，先是加其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不久后改为实授，并任命其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
到了这种境地，咸丰帝终于明白，要镇压头号对手太平天国，不靠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已经不行了。至于将来会有什么后果，到那时再说吧。
这些都是后话，后面还会述及。
定陵方城，咸丰帝最后的归宿，荒草浸道，很久未开放……
咸丰帝陵寝——定陵，河北遵化昌瑞山下，游人罕至
咸丰御览之宝，田黄石。三面有边款，分别题：“惟清”；“坚栗精密，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心逸”；“玉蜜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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