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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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赫鲁晓夫打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这张牌时，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感谢你们的援助，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后来，在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６日，苏联政府又撕毁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几百个合同，并通知中国政府，自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８日到９月１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并终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规定应该派遣的数百名专家。赫鲁晓夫还命令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全部图纸和计划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的关键部件的供应，使中国２５０多个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今天赫鲁晓夫旧事重提，仍然以援助作为筹码来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共，邓小平从容应对，毫不示弱。　　　　
　　　　　　然而，被将了一军的赫鲁晓夫已经按捺不住了。性格粗暴卤莽的他不再绕圈子，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再次指责中共。他对邓小平说：“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　　　　
　　　　　　“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邓小平回答得十分干脆。　　　　
　　　　　　“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赫鲁晓夫说。　　　　
　　　　　　“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当然要说清楚。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明了态度，刘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们可以问一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时我们对他讲没讲？”说着，邓小平把头转向米高扬。米高扬看了一眼赫鲁晓夫就假装着给别人敬酒去了。　　　　
　　　　　　赫鲁晓夫气得拍起了桌子：“那你们每逢五一、十一过节的时候，天安门总要摆斯大林的像，这就好像是一根刺，扎到我们的肉里面一样。”赫鲁晓夫说得倒很形象。　　　　
　　　　　　邓小平针尖对麦芒：“你们为什么这样怕斯大林？是不是斯大林的魂把你们迷住了。我们赞成反对人个迷信。但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清。”　　　　
　　　　　　“因为我们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更深切，受害也最深。”赫鲁晓夫抱怨道。　　　　
　　　　　　“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为由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邓小平直言不讳。　　　　
　　　　　　这时，赫鲁晓夫突然冒出一句：“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高岗，就是对我们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的。”邓小平的这句话是非常有分量的。那意思是说，这将会载入历史的。对高岗的处理这是中国的内政，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是非常清楚的，当时他拒绝了“高饶集团”拉拢的阴谋诡计。中共《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也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１９５５年３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他旗帜鲜明地维护了党的内部团结。　　　　
　　　　　　但赫鲁晓夫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信口开河，不计后果。随后，他又轻率地对邓小平说道：“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荒唐！简直是无稽之谈。”对此，邓小平感到又好气又好笑，他有些不屑地说，“高岗是我们党内的事情，莫洛托夫是你们党内的事情，你在这个场合说这些干什么？”　　　　
　　　　　　这时，在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们知道赫鲁晓夫又失控了，担心再这样僵持下去会给会谈带来极大的被动，就纷纷过来打起了圆场，互相敬酒，借此打断了赫鲁晓夫的话。　　　　
　　　　　　头脑十分聪明的赫鲁晓夫这才明白过来，自己又失言了，也就借机碰杯，觥筹交错中转移了话题。


第三部分交锋与较量——邓小平和赫鲁晓夫（2）

　　　　　　□赫鲁晓夫无理攻击脸红脖子粗，邓小平不卑不亢针尖对麦芒。　　　　
　　　　　　　　　　
　　　　　　１９５８年８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中美关系恶化。苏联领导人因担心中国的举动妨碍苏美关系，对中国不满，并于第二年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１９５９年８月，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中印边境发生武装冲突。９月９日，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持中立态度，明显偏袒印度。９月底，赫鲁晓夫访美结束后来到中国，横加指责中国在对待台湾和中印边境问题上的举动，教训中国领导人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双方领导人在会谈中爆发了激烈争吵，最后不欢而散。１９６０年，中苏矛盾进一步公开化。４月，中国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３篇文章，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不点名地批评了苏联。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邓小平来到苏联，可以说也是有备而来。　　　　
　　　　　　然而想不到一见面，赫鲁晓夫就开始了指桑骂槐的攻击，可是在邓小平那里却丝毫没有占着便宜。两天后，赫鲁晓夫再次向邓小平发难。　　　　
　　　　　　就在苏共中央迎接２６国兄弟党代表团来莫斯科开会的欢迎宴会上，赫鲁晓夫一端起酒杯就大放厥词，对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攻击：“现在我们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看法上，与中国同志有分歧。根据中国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来看，我们说，中国有许多错误的观点。”　　　　
　　　　　　赫鲁晓夫一边慷慨陈词，一边用眼角睨了一下邓小平。　　　　
　　　　　　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这话虽然在这里形容不是很恰当，但邓小平的表现确实是令赫鲁晓夫为之一震。　　　　
　　　　　　赫鲁晓夫话音刚落，邓小平就沉着地不慌不忙地端着杯子缓缓走到赫鲁晓夫身边说：“赫鲁晓夫同志，关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是当前各国兄弟党都面临的重要问题。各党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以你划线。”　　　　
　　　　　　“你的这种观点我不能接受。”赫鲁晓夫竟然有些冲动了，“你们中国共产党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我方提出的意见，你们并不接受。”　　　　
　　　　　　说以苏联为首，这的确是毛泽东主席在第二次访苏时，也就是前面提到的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６日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提出以“苏联为首”的观点，有力地支持了苏联。　　　　
　　　　　　邓小平冷静地反问道：“可我们也从没有强迫或要求你们接受我们的观点呀！”　　　　
　　　　　　“邓小平同志，苏美戴维营会谈你们就唱了反调。”赫鲁晓夫坚持说。　　　　
　　　　　　那是１９５８年９月，赫鲁晓夫在参加苏美戴维营会谈后访问中国。他在和毛泽东的交谈中，兴致很高地介绍了苏美戴维营会谈的情况。他用肯定的口气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一些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势的倾向。我在和艾森豪威尔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的，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听后，微微一笑，缓慢低沉地说：“你们和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的一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怎么可能呢？事实不是这样的么。”　　　　
　　　　　　在赫鲁晓夫和周恩来、陈毅发生争执的时候，毛泽东沉稳地对近乎咆哮的赫鲁晓夫明确地说：“你给我们扣了好些帽子，没有看住达赖呀，没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是不对的，又说我们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给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因此，赫鲁晓夫早就对中共心怀不满，今天终于找到机会要发泄了。他越说越激动，真是脸红脖子粗了：“为首为首，我们为首不只是出面召集一下会议，这样的为首我们不当了。”　　　　
　　　　　　邓小平依然不紧不慢地说：“为首也不是老子党，可以随便发号施令，任意规定别的党怎么做。”　　　　
　　　　　　邓小平的话不卑不亢，坚定有力，不容置疑，让赫鲁晓夫无话可说。　　　　
　　　　　　在大会上，邓小平在发言中，以毫不让步的坚定态度全面回答了苏共此前对中共的攻击，阐述了中共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对于苏联领导人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的背信弃义的行为，邓小平严正指出：“你们的做法不仅造成了我们国民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近视，要有历史眼光！”　　　　
　　　　　　在讨论即将举行的８１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文件草案时，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中共和苏共分别作了一些妥协，达成了关于文件草案的协议。协议中终于删去了中共代表团坚持要求删去的关于“派别活动”、“和平过渡”、“斯大林问题”等章节。　　　　
　　　　　　对此，前英国驻中国大使里查德·伊文思在他的专著《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诞生》一书中作了如下描述：　　　　
　　　　　　　　　　
　　　　　　在这３个会议上，邓小平一直都是中国的主要发言人。他的（许多）声明和讲话的原文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但从一些引文和参考资料中可以得知，他是坚决支持纪念列宁周年的文章中提出的那些观点的。他对和平共处的看法是，这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间的武装停战而已；关于战争，他认为，发生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苏联拥有的核武器能够阻止美国发动或引起世界战争），但局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路线，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和它们的殖民地必然要发生暴力革命。在实际策略上，他主张社会主义阵营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武装。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和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才是正确的（和安全的），而鼓励阵营以外的共产党减少战斗力则是错误的。目前还不能以充分的书面材料证明，邓曾经在关于全球性的核战争可能会带来的后果问题上采用了毛的观点———即核战争最坏的结果是导致帝国主义的毁灭，而不是全人类的毁灭。从表面上来看，他很可能已经预感到，在为期８周的争论期间，要想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容易做到的。而如果他真的提及这个问题，他一定会引用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在其他任何记录中，也没有看到过他曾在这个问题上支持过毛。看来，邓对毛关于核战争的看法是持怀疑态度的。　　　　
　　　　　　第三个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个涵盖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并由所有参加者一致同意并签署的宣言。用第一位研究中苏冲突并深刻剖析了这场冲突的西方学者唐纳德·赞格瑞尔教授（他和朝鲜的金日成是惟一两个没有出席会议的共产党领袖。———译注）的话来说，它实际上是俄国人的胜利。它不但充满了所谓苏联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而且还是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只是由于从北京监督着这些活动的毛接受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