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37-驼峰航线-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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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焕元跳伞那一刻，想到的是昆明的家、老婆、孩子。6286号那三个已经爬出舱外的孩子，在他们的生命即将结束的那一刻，想到的是什么？
是想回到大洋彼岸温暖的家吗？是想回到妈妈温暖的怀抱吗？
假若，假若当地村民能及时相助；假若返航时天还没黑；假若11个孩子是在自己的国土上空飞行；假若假若……或许，这架被机组成员戏称为“祈祷的螳螂”的6286号就不会粉身碎骨。11名美国孩子也会像黄焕元他们一样，转危为安。
但恰恰，一切都是相反。
在“太湖”上空，和大家一样，“祈祷中的螳螂”在黑夜中迷航了，冥冥中，它闯到了西岭雪山“大雪塘”附近，在那里，6286号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机上11位来自太平洋另一侧的大兵们不知道飞机的确切位置，实际上坠机的地点离机场只有百十公里，像B…29这样的飞机只需飞行十几分钟，就可平安降落在双流、广汉、新津。
但，这只是一种“假设”，6286号上面没有另外一个黄焕元，于是，在漆黑的夜空中，6286号终于耗尽了燃油，它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从天而降，重重地撞在西岭雪山4400米处。
第四部分“死”而复生的黄焕元（3）
相比之下，“中航”51号C…53由于有了黄焕元，实在运气。
也是费了很多周折，总算找到一张黄焕元的一寸“标准照”，如果不是在简历上看到黄焕元是曾就读于香港圣约瑟英文书院，单从照片上看，我肯定把他当成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农民。
气质随着环境改变而改变的又一例证。
但，另外一种“气质”还在。
据说，黄焕元可以讲一口相当地道的美式英语，“地道”到什么程度，他14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香港一家银行，当了一名年龄最小的职员，可见他的英文功力之深。
1938年春，“中航”在战火中招工，黄焕元又以最好的英文成绩进入“中航”。
也是“据说”。“中航”之所以招收黄焕元，看中的就是他的“英文”水平。进“中航”后，他从深圳电台电话传报员干起，在一年之内，从河源电台见习报务员、南雄电台报务员领班、新丰电台领班，一直干到重庆电台（总台）报务员。
黄焕元很早就表现出在紧急关头临危不惧的指挥才能。1938年10月，日本人把战线推至广东边界毗邻香港一带，“中航”深圳电台奉命紧急撤退，在乘船过河时，遭遇难民，当时场面极其混乱，所有的人都往一条船上挤，眼看小船倾覆、大家都要落水，此时，身材矮小的黄焕元站出来指挥，人们马上变得井然有序起来，最后大家都得以顺利撤退。
“中航”撤退南雄机场、夏普驾驶着“破烂”一样的DC…2飞印度，在现场负责通讯工作的，正是黄焕元。
从1942年，“中航”开始正式飞越驼峰航线起，黄焕元就一直担当飞行随机报务员，一直到抗战结束。
老人的女儿黄德芬说，“文革”前，爸爸曾保留着一张1941年南雄电台人员的合照，共计13个人，后来都先后上机参加了“驼峰”空运，到抗战结束时，照片上，除爸爸一人还活着，其余全部牺牲。
第四部分一则“寻人广告”（1）
爱情，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它永远都不会因地域、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必有爱情存在，这是一个永恒的、亘古不变的话题。
在已故原“中航”加尔各答材料股股长胡鸿奎老人给我写的一封信中，老人也谈到了“爱情”，不是他的爱情，是朋友的爱情，那是另外一种爱，一种凄楚的情……那是1944年4月，我因病住进加尔各答一家医院，同病房还有个病友，也是“中航”的，是一位飞行员，年代过去太久远了，具体名字已经记不住，只记得他姓张。在闲聊时才发现，两人竟是同乡——都是上海江湾人。
老乡，又是在异国相遇，自然是亲切，无话不谈。几天下来，就成了好友。他给我讲的都是在驼峰航线上遇到的惊险飞行，什么结冰、强气流、迷航……自己本身就是“中航”员工，再加上自己到加尔各答就是从驼峰航线上过来的，以为对“驼峰”已经很了解了，但没想到，听着同乡这样一讲，把我也给听呆了。
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后来的话题不免就提及到恋情，他说还有个女友在上海。
等到老乡出院那天，要分别了，他站在我病床前，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神情黯然地说：“胡兄，有一件事情拜托你……”他告诉我，他是上海沦陷后一个人跑了出来，未婚妻还在上海。一对苦命的“鸳鸯”，在战争硝烟中，只能天各一方。老乡说，那个女孩子一直在苦苦地等待着自己，等待着战争结束，等待着一次完美的天作之合……说着，老乡还拿出了那个女孩子的照片，我看见，一个清纯美丽的姑娘在微笑着。
老乡说，他想求助我，今后能在报纸上给他发个“寻人广告”，见我茫然不解。
老乡语调低沉地告诉我，出院后，他马上就又要飞“驼峰”。而且是一天飞两个半来回，他担心……担心随时回不来。他说，在信中，他和那个女孩子商定好的，万一，有不测发生，会有人在报纸上发出一则“寻人广告”，那边的女友只要看到这则“广告”，就知道心上人已经遇难……我一听这话顿时心乱如麻，也不知怎样能安慰他，在我送他出门的时候，他的泪水就在眼中……这是一封从头到尾压抑得我喘不过气来的信。看完信，我马上拨通了老人那边的电话，急切地问老人：“伯伯，那‘寻人广告’，您后来刊登了吗？”电话那边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是沉缓的语调：“登了……”我在史料中查到，1944年5月15日，“中航”90号C…47凌晨两点从汀江飞昆明，两点二十六分，汀江地面站接到该机最后报告，之后就杳无音讯。
机组成员：机长阿特沃特（Atwater），副驾驶张由桐，报务员陆经祥。
能找到的，仅此而已。
对了，胡鸿奎年轻时酷爱摄影，在加尔各答专门为此购买一部照相机，拍了很多很多照片，都是“中航”的，有飞行的、有在“驼峰”上的，有加尔各答、汀江基地的，“文革”一来，怕惹麻烦，老人像对待飞机上的“敌我识别器”守则要求的那样——全都自毁！
“自毁”大量资料、书籍、照片的还有一个——中航飞行报务员方榕满。
老人故去二十年后，2002年，我接到方榕满之女方姝仪的来信：
刘记者：
你好！
父亲方榕满是中航飞行报务员，他从1942年进中航就开始飞“驼峰”，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先后大约飞了三年多。父亲一向谦逊、和蔼可亲，同时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关于“驼峰”的事情他提得很少。
第四部分一则“寻人广告”（2）
父亲自从事飞行工作以来，养成一个习惯，即每次飞行后都记录飞行的情况。如起飞和到达的时间、地点、飞行高度、经纬度、气流量以及与飞行紧密相关的数据等等均有翔实记录，直至1962年他停飞时，近二十年密密麻麻记了厚厚一摞，其中最珍贵的就是对飞“驼峰”的记录。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文革”中“两航”人员被整，我们家随时处于可能被抄家的危险之中（已经上了黑名单），父亲为了避免惹出更大的麻烦，忍痛亲手将所有宝贵资料付之一炬。母亲回忆说，父亲在把这些资料一本本、一张张、一篇篇投入到炉膛中去的时候，双手一直不停地颤抖。母亲说，那是父亲的心在流血……为你提供的情况不一定有用，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
好材料，还有。
刘记者：
我的父亲周丕显已逝世，我们小的时候，父亲从来没给我们讲过“驼峰”的事情。
后来我们知道是因为有一次，父亲听半导体广播，里面说的是美国一个“驼峰”访问团来中国昆明访问。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和平时不一样，父亲听完广播久久没有挪动脚步，一直是站在那里沉思，我实在是感到奇怪，就去问，父亲还是半天不语，最后抬起头来说，你知道吗，这“驼峰”，我就飞过……我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父亲说，有一天，他们飞印度，两架飞机。在印度再往回飞时，天就要快黑了，赶巧另外一架飞机还坏了，那架飞机的人让父亲他们先走，等他们修好再走。父亲说，回来的路上，走的是另外一条航线，正飞着，前面突然出现一座巨大的山峰挡住去路，幸亏天还没黑，父亲说他们急忙拉杆就过去了。父亲说，后面那架飞机一直没回来，可能是撞在父亲他们差点撞上的那座山峰上了，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天就黑了。
第四部分“另类人物”——老“顽童”陈应明（1）
绝对是个“特殊”人物，不是飞行员，也没在航空公司上过一天班，和悲壮的“驼峰”飞行挨不上边，与中国空军也毫无关系，和印中联队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但，如果谈航空、写飞行——只要是涉及人造的“翅膀”，就必须要提到他，否则，中国的航空史就要遗漏很多。
一个从小就对飞机入迷的航空“发烧友”，一个非常可爱、老“顽童”一般的老人。
只举几个例子。
史迪威将军在日记中提到运往中国途中在埃及被转至英国的A…29，这个飞机型号听都没听说过，于是看得是一头雾水。请教老人，老人在电话那边张口即来：“啊，A…29哇，中国空军共有十八架，1942年进来的。”后一查资料——果然。
所有的资料中都说，当年“飞虎队”从美国运来一百架P…40战斗机，只有他，只要见到一个前来找他了解历史的人，就不遗余力地大声“更正”：“什么一百架呀，是九十九架，有一架中途掉到海里去了。”我在美国方面的资料中，得到了证实，老人的“数据”是正确的。
关于那架DC…3在宜宾机场被日本人击坏机翼后，又换成不对称的DC…2机翼，我也是请教老人。老人依旧是在电话中说：“我和负责指挥维修的总工程师吴敬成熟得很，哎呀，要是早几年，我都可以让你见到他……”2002年，北京，老人和我一同和原中国空军、1944年成功炸断郑州黄河铁桥迟滞日军南下、蒋委员长亲自给他颁发“武功状”的中美混合团B…25飞行员杨训伟老人一同吃晚饭。饭后，同样是八旬老人的杨训伟看着和自己年龄相仿的陈应明踯躅而去的背影，疑惑不解地看着我：“这个陈老先生够可以的，我们空军的事情，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怎么比我还清楚！”除了天上的飞鸟外，只要是人造的飞行器，外国的、中国的，过去的、现代的，没有他不知道的。
说起飞机型号、人员配置、武器配备，他如数家珍——什么这架飞机机徽是什么图案、那架飞机的保护色如何，连C…53和C…47的舱门相差多少都一清二楚。
喜欢“飞”，没当过飞行员，于是就画飞机。
别的老人如果能到他这个年龄，都是打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