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24-全球寻找"北京人"-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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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头盖骨，在古人类学上称为智人阶段。后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古人类学家吴新智先生访问巴黎时，还看过这个头盖骨，并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试想，一个专门研究矿物的工程师都不把这个头盖骨当回事情，那么一个普通人或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人又怎么可能有意识地将它视为珍品呢？假如‘北京人’化石真的有幸没有被毁而落入了一般人手中的话，那很可能也会像那个工程师一样，把它当成蜡烛底座或别的什么器具了。　　　　
　　　　“这样的事例不只反映在普通人当中，即使法国的有些博物馆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我早些年去法国南部参观一个艺术博物馆时，发现这个馆的墙角里横七竖八地堆放着许多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损坏的古生物化石。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原来这个馆的馆长是位古生物学家，所以他按照自己的爱好弄了许多古生物化石到馆里展览。后来这位馆长退休了，新上任的馆长又有自己的爱好，便弄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在馆内展览，而原来的那些古生物化石便随便扔置在了馆内的墙角里，长期无人问津，任其损坏。这个个案同样说明，有的东西在你的眼里珍贵无比，在他的手里就可能一文不值；尽管同是博物馆馆长，但对事物价值的判断却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设想一下，假如‘北京人’化石也落到了上述那样一位馆长的手中，想必也和那些扔在墙角的古生物化石的命运一样，遭到同样不幸的下场。”　　　　
　　　　柯蓬思先生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抹了抹嘴，继续说道：“第三种可能是，‘北京人’化石已经被发现，并被人有意识、有目的地收藏了起来。也就是说，拥有者知道他手中的那件东西就是全世界都在找的‘北京人’化石，只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或目的，并不急于公布于众。为了说明这个推断，我还是讲一个故事。大约在20年前，法国中部勒雷古都附近一个农民在自家的地中掘出一个古老的墓穴。他发现这个墓穴里有一个完整的人体骨架化石。这个人体化石相当于‘尼安德特人’时代，非常珍贵。可待这个消息辗转到我当时所在的国家自然博物馆时，已是几天以后的事情了。当我们风尘仆仆地赶到现场时，只见到了人体骨架的身子，而那极为重要的头骨却不翼而飞。在当地警方配合下，我们查了几天也没有查出头骨的下落，最后只好带着无尽的遗憾将那人体骨架的身子运回巴黎。不久，我受法国电视台邀请，对这次发现作演讲，我面对电视观众几次提到那个不翼而飞的头骨，并说不管这个头骨被谁拿走了，请你一定以公开或隐秘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一定给予重赏！但一直没人回应。后来我们推测，很可能是当地农民偷走了这个头骨并出卖给了专门收藏古生物化石的收藏家或文物贩子，而这些收藏家或文物贩子都是在社会上很隐蔽的人物。他们一旦得到头骨，便会锁进自己的保险柜，让世人从此难知其中秘密。假若‘北京人’的命运也是如此的话，该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


《全球寻找“北京人”》　全球寻找“北京人”中外专家探讨“北京人”（4）

　　　　“当然，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在以上3种设想中，我更倾向于后者。我有一种预感，‘北京人’仍在这个世上，只是不知道被谁囚禁了起来。只要我们有信心，就有希望找回它，只是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也许1年、10年，也许100百年或者更远。所以，今天和今后的人类要有信心，也更要有耐心。”　　　　
　　　　柯蓬思先生一口气说到这里，双手紧紧攥住玻璃杯，两眼直直地望着头顶的灯泡，被酒精熏得微红的脸上显得有些疲惫，同时也透出了几分痛苦与不安。　　　　
　　　　我插话道：“柯蓬思先生，有人怀疑‘北京人’是被美国人弄去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柯蓬思先生摇摇头：“我也听到过这种说法，但是我认为，至少美国的人类学界没有干这件事情。前几年，印度尼西亚发现了一个古人类头骨化石，被文物贩子倒卖到美国一个收藏家手中。美国政府知道后，主动收购并将这件头骨还给了印度尼西亚。所以我认为美国人不可能。相反，我倒怀疑过我们法国人。”　　　　
　　　　“法国人？”我听后大吃一惊。此前，我曾怀疑法国大科学家德日进与“北京人”有关，但那只是一种假想，一个闪念而已，没想到柯蓬思先生作为法国的一位大科学家，也怀疑起了自己的同胞，这在中国，恐怕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想像、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我试探性地问道：“柯蓬思先生，您指的这位法国人，是不是被称为‘法国达尔文’的德日进？”　　　　
　　　　“是的，正是德日进！”柯蓬思先生爽朗一笑，一脸轻松。　　　　
　　　　“真的？”我简直有些惊呆了。　　　　
　　　　柯蓬思先生见我极度惊讶的样子，连忙微微点头道：“是的，德日进你们是知道的。他是法国科学界的老前辈，是全世界敬仰的大科学家。他在中国工作了近20年，对周口店的发掘和‘北京人’的研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5年，德日进病逝。就在他病逝的第二年，我进了法国自然博物馆。德日进生前的办公室一直空置在法国自然博物馆，很久没有新人来利用。有一天，我路过德日进生前办公室的门口，对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崇敬和怀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但也就在这一刻，我脑海里竟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德日进会不会插手了‘北京人’事件？会不会就是他自己将‘北京人’收藏了起来？我进而还作了这样的推测：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德日进将‘北京人’包装好后准备运往法国保存起来，但战争突然爆发了，他无法将‘北京人’运出中国，于是只好以神父的身份将‘北京人’匆匆隐藏在了北京或天津的某个教堂里。不过，我很快又从另一个角度否定了这个念头，那就是如果德日进真的隐藏了‘北京人’，为什么在战后十几年中他一直保持沉默？这对于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当然，德日进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准则，沉默十几年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现在国际上有一种说法，说臭名昭著的英国辟尔唐人就是德日进搞的鬼，真正的始作俑者就是德日进。目前这种说法还在争论之中，没有最后结论。我想，如果德日进真的是辟尔唐人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的话，那么，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沉默就长达数十年之久。德日进对‘北京人’是有着深厚感情的。他的性格和信仰中有两面性：作为科学家，他相信人类是按一定组织和逻辑不断进化的；而作为神父，他又是信奉上帝的。在这种双重性格的驱使下，他将‘北京人’隐藏起来等待死后一同去见上帝，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我很难说我的推测是对还是错。但我必须强调一点的是，即使德日进真的是‘北京人’的隐藏者，那他也完全是处于一个科学家对‘北京人’的真心保护才这么干的，而绝不是为了想日后贩卖个高价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柯蓬思先生，”我继续问道，“您的推测固然大胆、浪漫而又精彩，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您比我们更知道证据两个字的重要。”　　　　
　　　　“是的，”柯蓬思先生严肃地说道，“正是为了取得证据，我曾和我的同事在德日进的办公室以及他经常活动的地方作过多次搜查，特别是对他的遗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检索，希望从他的笔记、书信或未发表的文章中找到破译‘北京人’下落的密码。可惜没有结果。我最近的一次努力是去年秋天的这个时候，德日进的几封信在法国一个神父的家中发现，这个神父早已死去，是他的后人在清理遗物时得到的。我察看了这几封信件，还是没有找到破译‘北京人’下落的密码。不过，为了解开‘北京人’下落之谜，我今后是不会放弃对德日进所留遗物哪怕是半点蛛丝马迹的追索和探寻的。”　　　　
　　　　最后，我问柯蓬思先生：“您认为寻找‘北京人’有意义吗？”　　　　
　　　　柯蓬思先生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当然很有意义。因为古人类化石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的发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目前全世界发现的这类化石并不多，而‘北京人’又是对人类的起源与发展有着关键作用的珍贵化石。如果‘北京人’仍健在，我们可以用先进的科研手段如电子扫描仪等去获取它更多更隐秘的信息。所以我希望全世界各个学科的科学家以及有识之士，都积极投身到寻找‘北京人’的行列中去。”　　　　
　　　　结束了对柯蓬思先生的采访，一个悬念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这就是：德日进是否真的卷入了“北京人”失踪事件？为了搞清这个有点耸人听闻、惊世骇俗的“新闻”，第二天我又专门找到了法国自然博物馆馆长亨利•；德伦雷夫妇。尽管德伦雷的年龄和柯蓬思相近，但由于没有太显眼的胡须以及并不浓密的白发，所以看上去要年轻一些；而就其性格和举止来说，德伦雷则显得更稳重、更谨慎。　　　　
　　　　1998年，作者李鸣生在周口店与中外专家查看有关线索　　　　
　　　　我一开始便直截了当，问德日进是否参与转移或藏匿了“北京人”。德伦雷先生对我的问题似乎并不像我想像中的那么吃惊，他很平静地说：“德日进虽在中国工作了20年，但他本人却一直属于法国自然博物馆的科学家。尽管我不太相信作为德日进这样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会干出隐藏‘北京人’的事来，但1981年我被任命为法国自然博物馆馆长时，还是组织全馆人员对馆内包括德日进原办公室在内的每一个角落，都进行了一次清理和检查，希望能通过德日进遗留下来的哪怕一张纸条、一本书、一个信封或一块布片，找到与‘北京人’下落有关的点滴信息。令人遗憾的是，我3天的努力，除了清查的范围比柯蓬思先生更广泛之外，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当然，德日进的遗物有两个地方保存，”德伦雷接着说道，“一个是设在法国自然博物馆的德日进学术研究基金会，另一个就是中国现在的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1971年2月我来中国访问时，还看过德日进的几封信件，后来就没有了。据贾兰坡先生说，70年代法国共产党曾和中国政府交涉过，具体怎么交涉的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只让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搜集整理德日进的信件，并让杨钟键负责。这样德日进当年给中国同行的信就交给了法国共产党。但就我这些年对‘北京人’失踪事件的研究来看，我仍坚持认为这件东西还在中国。因为装运‘北京人’的火车根本就没到秦皇岛码头，前来接应的轮船也没靠岸，而已做了日军俘虏的美军陆战队也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将‘北京人’偷运出去。所以我认为‘北京人’没有离开中国，要寻找就要沿着火车运行的沿线去找，这个方向的可能性最大。这个观点这次我向热衷于寻找‘北京人’的同行们表述过。”　　　　
　　　　采访完法国自然博物馆馆长德伦雷先生后，我又找到了德日进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安娜•；丹比科女士。丹比科女士漂亮而又热情，一颦一笑都透视着法国女郎的浪漫与纯情。但她对德日进是否与“北京人”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