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向北漂-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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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花儿说的有道理。
可是，我们失算了，被扎的人突然伤口感染，法医又鉴定了一次，成轻伤了，按照法律的规定，轻伤就要送检察院批捕了。
我们再见到李警察时，李警察说，两天前让你们拿钱来领人，你们不来，已经批捕过了，批捕证已经送到预审科了。
花儿听了，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花儿问，李警察，我们该怎么办。
李警察还真是个好人，告诉我们，你们找找检察院的人吧，让他们早点把案子送到法院，然后再找法院的人，法庭调解一下，没准就能调解出来。
花儿突然变得有本事了，她四处打探消息，还真从检察院探听到，检察院批捕科是把批捕书送到公安局预审科了，但预审科并没有把批捕书送到检察院起诉科。检察院说，批捕书不送过来，就没法往法院送，不送到法院，就没法判刑。为了早点让法院给王二飞判刑，花儿想让李警察去催催预审科的快点送过去。李警察帮我们把预审科的同志叫出来吃饭，吃饭时，唱过酒吧的花儿给预审科的同志唱了不少歌，得到了不少掌声。但最后他们说，科长出差学习去了，还得一个月才能回来，等回来了就把案子送到检察院。检察院的人看花儿有点急，对她说，你急也没有用，有的案子，一压就是好几年。
花儿在大家走后，哭了半天。李警察说她，你哭个啥，顶多也是判个三五个月的，现在离三五个月还早着呢。
花儿说，不是说可以庭外调解吗。
李警察说，我吃你一顿饭吃得真不值，这么多事。
花儿说，李警察，你别为难，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让他早点出来，他出来了，我好跟他散伙，大家各干各的去。
李警察说，现在你们也可以各干各的去。
花儿说，那怎么行，店怎么办。
李警察开玩笑说，你们俩盘出去，钱一分，走了算啦。
花儿说，李警察，那我听你的。
李警察说，还当真了，你要是当真，我可把你也抓起来了。
其实，李警察说得也对，催着往检察院和法院送也是白送，再说，这么小的案子，也不会有人催着去送。
王二飞被关了5个月外加10天。
王二飞出来后，我们就把店转租给了别人，赔了钱，分赃时，没有我的，王二飞说他一个顶了。有了这场劫难，花儿、王二飞都提出来大家喝酒结成兄妹。我说王二飞，还是别了，如果结成兄妹，你以后还怎么再追花儿。
接下来，我们商量以后干什么，或者说当个什么人。王二飞觉得如果要想在北京混得像个人样，头发是绝对不能染的，不仅不能染，还要更加正规。至于怎么正规，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才是正规呢。
为了过上正规的生活，王二飞又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一段时间。
你可能会说我认识的人总是动不动就消失。也或者说，这种在生活中漂来漂去的人，未来的命运只有一个，就是由监狱来收留。王二飞的个人历史王二飞这个人，有点神出鬼没的本事，细说起来，能成为《知音》那种故事里的主人公。
第一章舞蹈梦（1）
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一个夏天，正是北京最热的季节，王二飞这个家伙揣着比火还热的舞蹈梦独自一人来到了北京。
来北京之前，他是神州大地上一个县城豫剧团的演员。大家也知道，国剧都没有人看，更不要说拖着腔唱的河南豫剧了，所以，团里很少有演出，或者几乎没有演出，许多演员都跑到乡下给人唱堂会。
王二飞觉得这种生活有点不像话，因此，他像个被压抑的青春期少年，在单调而枯燥的县城里等待着自己的未来，这种等待，有点像青楼女子等待以前的旧相好中了状元回来娶她当个内当家，你说渺茫不渺茫。更让人渺茫的是，王二飞这个小子的梦想，还是当个舞蹈家。你这简直是神经。他家里的人都这样说他。
被人说成神经的王二飞用一种神经的劲头，和父亲闹翻了脸，带着800元钱来到了我们这类人都喜欢但都举目无亲的京城。
王二飞的舞蹈梦一到北京舞蹈学院就等于撞到了南墙上，老师的说法是，这小伙子，个子不到一米七，长的符合戏剧里的一个人名窦尔敦，而且年龄又到了23岁，所以，无论老师怎么善良，都不会收他当学生，除非老师也神经了。面对现实，王二飞仍不死心，他又连续跑了许多家艺术学校，遭遇都和在北京舞蹈学院相似，人家给予他的都是爱莫能助的双手一摊。
于是，王二飞又一次面对现实，不过，这一次是真的面对现实，因为他身上所带的800元钱除了交房租和吃饭外已所剩无几。
第二天，他不得不买了一个水桶，一把刷子和一块抹布来到长安街上，他到了气派的北京饭店门前，觉得这地方不错，这儿停放着许多与北京饭店气派相当的汽车，王二飞决定，自己在北京的美好生活就从擦汽车开始吧。
他来到一位正在锁车的车主前，对一个怀抱着一束花下车的人说，先生，我这是第一次替人擦车，如果您认为擦得不好，可以不付我钱。但请您给我一个机会。车主愣了一下，打量他一下，同意了。先生可能是在等情人，他并没有上楼，也没有离开，而是站在旁边看他擦。
王二飞认真而卖力地擦到一半儿时，北京饭店门前停车场的管理员走过来阻止他，说来饭店的汽车由停车场的工人来擦，不许别人擦。如果一定要在这里擦，每辆车交10元管理费。王二飞知道擦一辆车主人也才给10元钱，如果交给停车场，等于自己白干活。他站在那儿像被当众捉住的小偷，想走但又不甘心，所以，他就哭。站在一旁的先生也许是真的在等情人，心情比较好，他对管理员说，这10元管理费由我来出，让这个小伙子继续擦吧。
那一天，王二飞挣到了来北京后的第一笔钱，当然是10元。来之不易的10元钱让他明白一切梦想的基础在于先学会流下泪水。
擦车虽然是件容易的事，但并非你想擦就能擦。现实迫使王二飞尝试了许多种艰苦的工作，后来，他还卖过报纸，拉过板车，送过外卖，10月份，他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看护一位患绝症的老人。
老爷子由于病痛折磨变得神志不清，喜怒无常，孩子们不在病床前，就常常拿王二飞出气，晚上他睡不着，也不让王二飞睡。每到深夜，忙得散了筋骨的王二飞刚刚在椅子上歪一会儿（因为看护不能睡床，这也不知道是谁定的缺乏人道主义的规定），老爷子的拐杖就会准确而有力地敲在他的头上，把他击得跳起来。
日子如此不好过，但每月300元钱和管一顿饭的待遇对王二飞太有吸引力了，他不能放弃这份工作。半年后，王二飞拿着他的所有看护费报名参加了海淀一所民办艺术院校的器乐班学习，学习调音和架子鼓，还兼修唱歌。于是，便与我和花儿认识了。
他都是星期天来这所学校学习，平时仍做看护。在征得病人家属的同意后，他把打架子鼓的两根小棒带到病房，休息时，就在自己腿上练，医生已经见惯这个小伙子神经病似的用小棒敲自己腿的情景，提醒他，敲完了，用凉水敷一下。
一年后，他看护的病人西去了，老人的一群不肖子孙为了感谢王二飞在父亲生前最后一段时间的悉心照料，加之觉得他人品不错，便把他介绍给朋友开的一家歌舞厅当服务生。在这里，王二飞的特长得到了发挥，不久，便被这家歌舞厅聘为调音师，后来另一家歌舞厅也聘用了他唱歌，他便奔波在两个歌舞厅之间。
当调音师，这工作调音师们都知道，往往要持续到凌晨两、三点，常常把王二飞累得像个穷光蛋养活的驴一样，半年下来，他就累得吐了好几次血，据医生说，以后能积累下比较多的后遗症，比如痨病。
但是，王二飞还是觉得为了以后得了痨病能有钱看医生，也要再干下去。想想吧，活着不吃苦，怎么能行。
有一句名言说，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王二飞意外地挣了一笔小钱。他远在家乡工业局工作的姑姑打电话告诉他，单位从外省追回来一批抵消欠款的乐器，在文化不发达的县城堆了很长时间也卖不掉，领导急得都摔碎好几个茶杯了，开会宣布，说不论是谁，只要能按原价卖掉奖励4万元。王二飞做过调音师啊，他熟悉乐器在北京的行情，一听姑姑的报价，就说，有我在，你们领导绝对不会摔茶杯了。不出所料，仅在郑州他就卖掉三分之一的货，拉到北京后，顺利地全部脱手。
这件事不仅让王二飞挣了钱，还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这启发就像教育学家常说的一句话，机会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然后是一个社会学家说的话，一个北京的打工仔同样能做成大事。
不久，王二飞的人生道路开始出现转机。他认识了一个刚来北京的王延平，是个东北人，长得英俊，来北京不为别的，就是做梦当演员，像当年王二飞做梦当舞蹈演员一样。
王二飞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他劝王延平不要拿自己的头往南墙上撞，因为前面已经有很多人都撞死了。不知为什么，想当演员的人都有一种疯狂的念头，王延平天天到街上买报纸，看报纸，只看两种内容，一是谁又拍了什么电视剧，二是招聘演员的广告。这一天，王延平看到了一个新消息，他拿着一份印得花花绿绿的报纸，一脸兴奋地来找王二飞，要他陪自己去一家演员公司应聘。
王二飞知道王延平根本没有学过正规的表演，不相信这么轻易就能当演员，但又不想让自己成为那个南墙，就陪他去了。到那儿一看，才知道是招群众演员，王延平真的是病急乱投医，非拉他一起报了名。
两天后，两个家伙就接到了录用通知，让他们第二天早上八点赶到市北郊参加什么刺秦剧组的拍摄，时间共三天，一天的钱劳务费20元。王二飞扮演了一个大臣，站在一大群上朝的官员中，由于个子不到一米七，他看不到镜头，或者是镜头根本看不见他。他所要做的就是随着大家喊一句台词，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跪下。王延平扮演的是一名侍卫，倒是站在镜头前面，可却没有一句台词和一个动作。
他们这群傻瓜演员穿着大袍子，像一次性筷子那样或者站或者跪地过了整整一天，王延平第二天说什么也不愿当这种一次性的傻瓜演员。王二飞的神经劲却犯了，他又一次起了头往南墙上撞的劲头，坚持跪了三天。这三天可没有白跪，他发现在拍摄现场，导演为一次性傻瓜演员说戏的时间并不比为正式演员说戏的时间短，他还发现，有些一次性傻瓜群众演员有很多是一次性后又返销的“老演员”，他们与现场上的导演如陈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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