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89-托普检讨-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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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露出了满脸的不屑。他极为傲慢的态度，深深刺伤了宋如华的自尊心。
在“社教”期间，宋如华思考了很多问题，对自己副教授的头衔及高校从教的前途，他从怀疑到动摇，从动摇到失望，就在绝望之时，另一条可选择的道路吸引了他的目光——创业！留在天全县创业！一边“社教”，宋如华一边对天全县丰富物产的市场需求进行了调查。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在结束“社教”前，胸有成竹的宋如华主动向县领导表达了希望留在天全创业的想法——宋如华保证3年内让县财政收入翻两番，甚至可以立军令状；他还表示愿意承包经营一家天全县效益不好的亏损企业，并保证在短期内实现扭亏为盈。
“人才难得！”县委向学校迅速通报了这一情况，但是，校方明确表示了反对。
1992年1月，带着遗憾，宋如华回到了成都。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社教”让宋如华结识了多位后来在其“托普经济帝国”担任要职的伙伴——
杨秉楠：天全县委副书记，后任托普集团副总裁、教育集团负责人；
李智：社教队队长，“社教”期间与宋如华同住一间寝室，后任托普集团副总裁、总裁、上市公司托普软件董事长、集团董事局副主席等职；
陆兆祥：社教队成员，后任托普集团副总裁，上市公司炎黄在线董事长；
周抗：社教队成员，托普最早的3位创始人之一，后离开。
《托普检讨》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托普检讨》 “下海”！妻子的渠道
●“下海”！妻子的渠道
历史的车轮终于驶进1992年。
宋如华悉心观察并体会着每一个细节的变化。然而，电子科大校园里的一花一草，仍如往常一样盛开、吐绿，似乎永远都不会有什么改变。“谁来认可我的价值？我未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什么是成功的人？”宋如华不断给出答案，又不断否定了自己的答案。“社教”完回到校园的他，并没有回应用物理系工作，而是被调到了新成立的“电子科技战略研究所”。
看着报纸、电视上不断涌现的“万元户”和不断“下海”经商的知识分子，“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宋如华也开始动起了脑筋，但做什么、怎么做，一直让他拿不定主意。
通过妻子何忆红在成都市成华区卫生局的关系，宋如华批发回来一些啤酒，就摆到学生宿舍门口去卖，有认识他的同学和他打招呼，宋如华顿时面红耳赤、非常难为情，连叫卖都顾不上。一气之下，他把啤酒都搬回家，全部自己“消化”掉了。后来，看到别人赚了钱，他还买过一台榨甘蔗机，榨汁来卖，结果也是没成功。
到底做什么才能有成就感呢？宋如华不断试验并不断积累着经验。
思来想去，宋如华对计算机业还是抱有最大希望。想当初他刚毕业留校任教时，年轻教师中最有钱的，就是那几个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在公司打工兼职，结婚时个个都有彩电、洗衣机等“新家电”，大家都非常羡慕他们……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宋如华于是找到了电子科大总务处副处长陈德利——在“社教”期间，陈德利及其家人主动帮忙照看他家里，两家关系非常融洽——听完宋如华计划开办电脑公司的想法后，陈当即表示支持，并愿意尽自己的所能来助宋如华一臂之力。可是宋如华本人的计算机知识比较有限，于是，他又找到了原社教队成员周抗——周是计算机系毕业生，在学校计算机中心工作。三人一拍即合，决心共同创业。
据知情人士透露，1992年后，宋如华其实一直没有正式辞去电子科技大学的工作，所谓“创业”、“下海”或“弃教从商”，实质是“停薪留职”—— 即每年上缴一些钱，保留工资待遇和工作岗位，平时喜欢做生意就去做生意，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创业的第一步，要先注册公司。于是，宋如华又找到了妻子何忆红的同学、在成华区人事局任职的戴礼辉帮忙。1992年3月，营业执照办下来了，新公司名叫“成都市成华区托普电子科技发展公司”，注册资金125万元，其中宋如华、陈德利各出了现金2500元，合计5000元。因当时政策规定，带有票据的货物也可作为资本计入注册资金，宋如华他们就想办法暂时借到了价值12万元的货物及票据。就这样，注册资金基本到位。公司注册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挂靠在成华区老龄委。
“三个人、5000块钱”的创业故事，以后每每忆苦思甜时，宋如华都要讲起。那么，公司名字为什么叫“托普”呢？原来，这是一个集体智慧的产物。
刚毕业留校时，宋如华经常与住同一层楼的年轻同事们一起“摆龙门阵”，其中有一个人姓任，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大家都开玩笑地叫他“教授”，“教授”翻译成英语是“Professor”，大家就称他为任“P”。后来有人说，如果要办公司，公司的名称干脆就叫“TP”，十个（教授）“P”，但是在高校中只有达到一定年龄后才能当上教授，大家就在“TP”之间加了一个“O（Old）”，即“TOP”——“Ten Old Professor”。如何翻译成汉语呢？
单纯从表面看，“TOP”也是一个英语单词，是“顶峰、顶尖、卓越”的意思。一个学数学的同事建议用“拓普”，而且与一些世界知名的IT企业如惠普、夏普等音近，但是后来发现已经被注册了，于是就改成“托普”。
不能不提的是，没过多久，为“托普”公司注册立下汗马功劳的戴礼辉也加入了宋如华的团队，后任托普集团资深总裁、上市公司托普软件董事长、成都海思凯董事长等。
《托普检讨》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托普检讨》 骑三轮车送货的教授（1）
●骑三轮车送货的教授
要技术没技术，要背景没背景，呱呱坠地的托普，举步维艰。
公司办公室临时设在宋如华的家中，他负责“跑”业务，陈德利负责“办公室”工作，周抗负责技术工作。因为心里也没底，宋如华决定从“串串生意”（成都方言：即倒买倒卖）做起——寻找到需要电脑的用户，再从销售电脑的商家手中调货，中间赚一些差价。可是当时账上的5000元钱，买一台电脑主机都不够，只有赊账，先拿货，再付钱。可是别人凭什么相信你呢？宋如华电子科技大学的教授身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托普的第一笔生意，是宋如华在自己工作过的应用物理研究所做成的。大家都是熟人，生意很快就谈定了，托普卖给研究所两台386电脑，一台8000多元钱，每台赚了800元钱，两台共计赚得利润1600元。这与当时每月一两百元的工资相比，已经算是一大笔钱。为了多做些生意，宋如华凡是见到认识的人就自我介绍，自己办了一家公司，能不能帮忙介绍些生意。有一次，经原社教队成员陆兆祥介绍，宋如华卖给学校图书馆一台UPS电源。
相较而言，这些都可算是“天上掉馅饼”的买卖。大多数情况下，和许多小公司的境况一样，宋如华是骑着自行车拜访客户，在形形色色的人面前坐冷板凳、吃闭门羹……
初生的托普是渺小脆弱的。有一次，宋如华找了个三轮车夫去城郊外拉货，在一段下坡路上，“三轮车”速度很快，转眼就要看不见了，他心急如焚，拼命追赶，追得他浑身大汗，终于在一座立交桥下面追到了那辆三轮车。虽然是虚惊一场，但如果一车货找不回来，宋如华非常清楚，对托普公司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托普检讨》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托普检讨》 骑三轮车送货的教授（2）
为了节约成本，宋如华率先学会了骑三轮车，像街头的三轮车夫一样，戴草帽顶烈日、穿大衣冒严寒四处送货。骑三轮车是一门技术活儿，对初学者来说，车把又松又活很难掌握，车的重心在中间，既要把握好龙头的方向，又要用力得当，否则很容易原地打转甚至翻车。第一次骑三轮车送货，宋如华把头压得低低的，生怕遇到熟人，偶尔被熟人看到，打个招呼，很快又低下头继续骑车。他在心里不断地给自己打气：蹬一下一毛钱，蹬两下两毛钱，一百下就是十块钱，每蹬一下就又向赚钱的目标前进了一步。
后来，宋如华骑过的三轮车被托普集团档案馆收藏，作为创业精神的象征还被复制了两辆，分别摆放在上海和浙江嘉善的托普集团展示厅。
当然，也有人讥笑宋如华，说堂堂大学教授，斯文扫地，竟沦落到蹬三轮、卖苦力，丢人！宋如华没有理会这些冷言冷语，而是更加激励自己。在办公桌的玻璃下，他压了个小条幅——“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后来又改为“吃得苦中苦，争得强中强”。
为了生存，为了尽快完成资本积累，宋如华想了很多办法，他说——
第一个办法是“借鸡生蛋”。靠公司或个人的信用，利用别人的钱做生意，即做别人的代理。没有钱，没有人，怎么办？创业初期，为了发展，必须采取必要的手段，我称之为“善意的欺骗”，或者叫“友好的欺骗”。这种“欺骗”不对国家、不对别人造成任何伤害。比如请别人来参观，我们从其他公司借来几十台微机，摆在库房里，说是我们的，用完马上还。
这种“善意欺骗”的萌芽，后来成为宋如华在资本运作时自我安慰的理论依据。萌芽发端的事实过程其实很简单：某日经熟人介绍，宋如华骑自行车去拜访一家保险公司的部门主任，结果行到途中，忽然雷电大作，下起了倾盆大雨，为了在约定时间内赶到，宋如华被淋成了落汤鸡。原以为别人会被自己的副教授头衔和做事的诚意所感动，没想到，刚一谈业务合作，主任就严肃地问了4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实力？公司现在有多少人？办公地点在哪里？做过哪些项目？”问得宋如华一阵慌乱，勉强镇定下来，他回答说：“公司有近十名员工（加上一些兼职的学生），办公地址在建设北路二段四号，为学校、研究所做过一些项目（其实是周抗以前在一家公司兼职时做的）。”交谈结束时，主任提出要到公司考察，宋如华嘴上答应了，心里却非常不安，此后不好意思再去登门拜访，生意也没有做成。
要使生意越做越简单，宋如华认为，就必须使托普公司保持有良好的形象和强大的气势。他要求员工：平时衣着要整洁利索，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接听电话的第一句话要说：“您好！”接待客人来访要彬彬有礼，拜访客户要讲礼貌。办公环境即使简陋，也一定要干净整齐，如有条件，办公桌上应摆放一小盆花卉植物等。
就这样在小打小闹的业务中，宋如华渐渐褪去“酸气”，他的商道日趋“成熟”。同时，托普也尝试着利用电子科大教师的小发明，推出一些小产品，比如胶卷分装器、无线遥控开关、报警器等，市场销售比较好的是波形发生器，但销售收入也不过数万元。
《托普检讨》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托普检讨》 “7·18”是个“良辰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