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89-托普检讨-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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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得所需、皆大欢喜——双赢模式。
笔者分析，正是因为上述两个特点，才使得托普集团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没有理性认识、谨慎决策、量力而行的发展困局。同时也从侧面折射出当代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观念转变进程下的内在运行特征与其所显现的“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托普检讨》 总序《托普检讨》 下一个是谁（3）
《托普检讨》一书的作者把目录与稿样给我发来，我大略浏览了一遍，该书对托普集团1992–2004时期的发展过程和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针对该书体系所剖析的问题和作者立场的思考，我与作者之一杨智宏作了进一步的沟通：
1、托普系今天所面临的困局，从你的分析角度出发，认为托普集团的领军人物宋如华在里面起到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
答：宋如华面对企业壮大过程中的内外矛盾，采取情绪化决策，这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内部开始出现管理失控的局面，外部又与某些地方政府的合作上产生裂痕和相互不信任，整个集团的公共关系出现了非正常化发展。可见托普集团的领军人物宋如华的决策失误有很大情绪化因素在里面，这是他促成了今天托普系的困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2、作为托普集团的一名老员工，你现在对托普系的感情是爱还是恨？
答：作为托普集团的一名老员工，对托普集团倾注了7年多的宝贵青春，看到今天的低谷与困局，我个人觉得非常的痛心，内心还是很怀念当年的创业激情，可以坦诚的说，对托普只有爱没有恨。如果非要说有恨，也是爱极生恨。
3、在你个人的职业生涯中，与托普集团所经历的风雨曲折，最大感悟到了什么？
答：说句实在话，对我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负面影响很大，这是我个人的职业生涯中一段不成功的职业发展经历，在我的心理和简历上都留有阴影。一生都难以忘怀，我现在的感悟是把个人的职业生涯前途寄托在老板和企业的身上是很危险的；在国内把企业搞大做强是很危险的。
4、如果原托普集团的领军人物宋如华能象原巨人集团的史玉柱那样，经过痛定思痛的思考、学习与定位，在重新站立起来，你会对宋如华有个什么样的新认识与评价定位？
答：现在托普系的海外布局基本还保留着，据说在进行二次创业，但是宋如华如果不解决自身法律和道德上的遗留问题，要想象史玉柱那样东山再起，是很难的。如果他有那么一天能够正视法律和道德上的遗留问题，重新站起来，我个人会为他鼓掌，老员工会为他鼓掌，我们这个社会也会为他鼓掌，我个人也愿意再次与他合作。
5、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原托普系的某些相关既得利益者有可能会对你恼羞成怒，甚至包括宋如华本人对你也有可能产生误解，认为你在落井下石，你会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你有可能出现的事情或某种程度上的法律责任？
答：天要下雨，听其自然吧，不能冷静面对历史的人很难再起来，我相信宋如华能够以平和的心态来面对这本书，我相信托普的股民们能以平静的心态去读这本书，我相信托普集团的新老员工们能以思考的心态去读这本书，我相信所有关注托普集团命运的人能以最客观的态度去度这本书。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广播电视大学 吴学秋 邮编：155100）
《托普检讨》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托普检讨》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帝国，斜阳，归人。
2004年仓皇离境前，宋如华对到机场送行的两位下属说：“我会回来的！”回想起两年前的托普“十周年庆典”——巨资包下专机、前呼后拥、处处嘉宾助兴、觥筹交错——无限风光恍如一梦，此番一去却不知几时能归，去意彷徨的宋一时语咽，极尽凄凉。
草创时期像“水泊梁山”，鼎盛时期像“太平天国”，这不仅是托普也是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无法摆脱的怪圈。宋如华真的还会回来吗？托普就只是一个“死亡”样本吗？
1962年4月24日，宋如华出生在绍兴平水乡长塘头村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从绍兴到他的家乡，要翻越几十里蜿蜒曲折的山路，那里茂林修竹满山遍野，还要经过池塘、小河。长塘头村位于会稽山脚下一片平缓的山坡上——山洼处有一汪碧绿的水潭——据当地懂风水的老人讲，此处山形绵延如卧龙，水潭如龙珠，是个出人物的地方。
宋如华的父亲宋金根，早年读过几年书，是村里的“文化人”，担任大队会计，宋如华出生时，宋金根已有两个女儿。给儿子取名叫“如华”，宋金根和妻子的想法很朴素，自然是希望儿子将来不仅有着年少如华的容颜，还有着繁花似锦的前程。
家境的贫寒并没有影响到宋如华快乐的童年。在双亲和姐姐的照料下，幼小的宋如华非常听话，不像农村一般的男孩——调皮捣蛋、下水爬树、打架斗气，在姐姐的“带领”下，宋如华还时不时帮着体弱多病的母亲做点家务事，比如送水、煮饭。
那时的中国农村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充斥了各种扭曲的激情。1960年底，各地农村陆续恢复了1958年前的合作社经济制度。
一转眼，宋如华就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对其寄予厚望的父亲深知文化的重要性，再三叮嘱他要好好学习好好读书，读书苦，但读出来了，就会出人头地。
正当大家对未来充满美好期待时，母亲的早逝让全家措手不及，悲伤的气氛犹如那夏天的滚滚乌云，把宋家的上空挤了个满满当当。7岁的宋如华有一种从山顶跌入谷底的压抑，他哭着闹着要妈妈，早早懂事的姐姐擦干眼泪，一把搂住他……
寒风扫树，落叶打肩。外面的风一阵比一阵紧，又一个冬天来了。
《托普检讨》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托普检讨》 两次高考11个茶叶蛋
●两次高考11个茶叶蛋
失去了母爱，衣服鞋子没人给做了，偶尔与同村的孩子发生争执，被人骂作“没娘的”，宋如华也只有咬紧牙忍住泪跑回家。轮回无常的生活，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使本应无忧无虑成长的宋如华早早体会到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
小学时，有两位老师给宋如华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位老师很凶，经常用教鞭和粉笔头“教训”不听话的学生；一位老师不凶，但爱挖苦人，是教语文的，经常对犯错误的学生冷嘲热讽。
当时，长塘头村生产队里有一个人，喂养耕牛尽心尽责，把牛饲养得膘肥体壮，受到了队里表扬。语文老师把饲养员请到教室，让其给学生们讲喂养耕牛的经验。课后，老师要求学生们以饲养员的一番经验之谈为题，自己命题写一篇文章。宋如华很自信，一会儿就写好了一篇题为“一心为公的好牧童”的作文，没想到，刚交上去就被老师嘲笑了一番。
宋如华的自信心遭到了沉重打击，对他而言，可能这是始料未及的，但他并没有就此灰心和放弃，放学一回到家，又连夜重写了一篇。第二天一大早，交到了语文老师手中。仔细读完这个“决不认输”的小男孩写的每一个字后，语文老师不禁拍案叫好，让宋如华在全班把作文朗读了一遍，文章最后还被推荐到了乡宣传栏张贴和广播站广播。
这一下，长塘头村的人都认识了宋金根的儿子宋如华；加上宋如华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此后，他还经常被村里的造反派拉去写大字报。宋如华很是自得，隔三差五向地方报纸、广播站投稿发些文章，学习读书热情高涨的他立志成为一名记者，以文章来立业扬名。因为很小的时候，他就听说当记者坐火车可以不要钱，这令他羡慕不已。
一边是纷纷扰扰的“文化大革命”，一边是交通不便、生活贫困又单调的山村，宋如华心中一直有一种“走出去”的冲动。命运只能靠自己把握，他知道，当下只有努力学习。
一次，村里放电影，这部电影因争议多而名气颇大，村里人呼朋引伴、争先恐后地去看。宋如华却不为所动，端坐房中，继续看书做题，父亲劝他休息一下，去看看电影，宋如华回答：“只要我学习好，今后有出息了，什么都会有的，何必在乎这一场电影？”
父子对话后来被村里人知道了，都觉得宋如华胸怀大志，一定有个好前程。
1978年，因“文化大革命”中断了10年的全国高校招生统考得以恢复。时年宋如华16岁，他报名参加了文科类的考试。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结果，被村民们一致看好的宋如华落榜了。
宋如华的心情沮丧之极，可想而知——父亲年纪一天天大了，同村岁数差不多的伙伴们都成了家庭主要劳动力，自己16岁了还在花家里的钱读书，未来那么的不可知——是放弃高考就此一次，还是继续复习来年再战，他左右为难。更难的是，父亲也建议他放弃高考，不要继续读书了，一是家里确实负担不起，二是希望他尽快接自己的班，到村里当会计；村支书也找到宋如华谈话，动员他能留在村里工作，并许诺发展他为中共党员。
再三考虑，宋如华还是不愿意走父亲的老路。他写信给在乡上认识的一位文书，请他帮忙转到一个教学水平更高的高中复读；外婆给他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宋如华如愿以偿。复读的一年非常辛苦。家里经济紧迫、自身压力大，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宋如华每周还要花三四个小时走30多里的山路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每周六吃完午饭从学校出发，到家已是傍晚。干完农活，周日，他又走路回到学校。路上要经过一条没膝深的小河，小河上没有桥，他就脱去鞋子淌过河。夏天还好，一到冬天，河水冰凉刺骨。
为了不增加家里的负担，宋如华节衣缩食，正在长身体的他本来一天能吃下一两斤米饭，但他勒紧裤腰带，只吃六七两。由于第一次高考失利，宋如华转而弃文从理，每天读书长达十几个小时，晚上学习困了，就用清凉油搽一搽太阳穴，继续学。白天，为了克制自己的睡意，他坚持坐在第一排。这种坐第一排的习惯，一直坚持到了他读大学。
经过一番不分昼夜的苦读，1979年，宋如华再次参加全国高考。梅花香自苦寒来，他不负众望，考上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即现在的电子科技大学）应用物理系天文物理学专业。同学兼好友李少青跑来家中告诉他被录取的好消息时，他正蹲在田里干农活……
李少青考上了浙江大学，后来出国深造，获得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博士学位，再后来成了托普集团高级副总裁、托普国际CEO，这是后话。
作为长塘头村的第一个大学生，宋如华考上大学是和古时中举人一样的大喜事，村里人纷纷前来道贺。可是，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宋如华还不知道成都在什么地方，他走得最远的地方是绍兴县城。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