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性-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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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价值不确定的环境之中，成年人理想的自我既不能被文化唤醒，也不能被文化丰富，青少年的就更是如此。我们实际上处于文化和象征都模糊不清的时代。社会关系中缺乏对他人的信任，同性恋冲动又回复到没有目标的最初状态。这样当我们看到攻击和暴力（尤其是在体育中）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了。喝醉的人打群架常常是心理升华失败的显著标志，通过以下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更明白：有时候，我们听到这些酒鬼在参加这些没有缘由的打斗时是这样说的：“我们拥到了一起”，而不是“我们打了一架”。另外，同性关系的骂人话常常被运用来攻击他人。同性恋倾向有可能通过挑衅性质的色情行为而堕落。社会生活是以亲近相同者为基础的，但这与个体的欲望指向是无关的：如果冲动未能完成这一倒转工作并朝着象征性竞争迈进，社会生活就会因此受到损害。如果说潜意识里没有性别的差异，生活却只有在给性关系选择了方向之后才成为可能。同性恋倾向和异性恋倾向之间的冲突，在青春期结束的时候应该找到出路。如果有些人向着同性关系方向发展，那他们应该明白客观条件让他们的成功显得困难。大多数同性恋者肯定，一直以来他们都感到这种欲望，这一欲望并不是选择的。他们说他们是在没有经过取舍的情况下就在这个方向上自我建设，这几乎是天生的，是基因决定的。但是，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科学研究能证明这一假设，即使我们发现在胎儿的生长过程当中的激素不平衡可能是同性恋形式特征之一，但这却不是一个生理原因。“在胎儿的生殖腺或肾上腺寻找成年人同性恋的惟一理由是不切实际的，即使不能排除在胎儿发展时期里男子激素比例不足或过量在会同性恋倾向起到作用。有必要指出，激素只是整体的变化波动着的状况中的一个元素，而这个状况是不能割裂开来分析的。”
樊尚，《激情生物学》。
今天的神经生理学已经可以确定化学分泌、神经交流和人类行为之间的互相作用，但是，试图使人相信个体的精神组织只是脑神经冲动的结果是滥用了这一成果。正确的做法应是考虑个体整体的情况。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欲望的意义才得以建立。“同性关系，爱情激情的一种，只是波动的中心状态的许多形式中的一种。从那以后，个体身体作为一个空间，其中包括激素分泌和神经活动，就不再比包括父亲、母亲和社会环境在内的身体外空间里的标的更重要。甚至可以说，如果把‘波动的中心状态’视为一个存在，那么从精子和卵子相遇的那一刻起，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不管它是在神经元上留下印记还是在周围文化环境上留下印记，都将有助于这个中心状态的建立。”
樊尚，《激情生物学》。
欲望的心理身份与类别的身份是不会混淆的（“类别的身份”指男人或女人认同的自己性化了的身体的身份）。欲望的身份相对而言取决于儿童的双重性关系，与感情环境有关联，且在潜意识里活跃。性欲望以内心关于双性关系的争论为出发点，开始自我建设，这种争论引起了许多恐惧感并且常常带来许多反抗行为以排除这些恐惧感。有些人急急忙忙地进入异性关系以肯定自己并非同性恋，这是害怕“去势”的心理引起的行为（我们在同性恋者身上也可以发现这种行为，这些同性恋者不停地颂扬男子气概和其表现方法）。
这种争论也会出现在一些成年人身上。这些人过了一段夫妻生活，当了父亲（或母亲），然后决定换一个与自己性别相同的伴侣。问题在于要知道这是感情的倒退还是一种发展。有必要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为选择同性关系以及它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辩护的理由都是不成熟的。但是，将这一事实扩大化也是不恰当的，因为的确有些同性恋者的心理生活是更加具有建设性的，真正地完成了自我实现。 在性冲动的框架内，当与自己本质不同的他人存在（异性关系）被内心化时，性就成熟了。青少年试着将对自我的爱（自恋）通过他人的介入变成对他人的爱（客体的爱），向着异性关系方向发展达到自我实现，同时改变对他人和对世界的观念。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对世界的看法是不同的，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它们极为相似。
第3章 性关系的发展与现在的问题性关系的发展与现在的问题（12）
5。对性别差异的接受
青少年还得让自己的身份更“舒适”，并且要面对异性“揭露”自己的身份。
男孩与女孩在进入青春期时的生活是不一样的。男孩逃避异性，更愿意与同性的同伴们在一起，他们用行动与女孩们保持距离，而女孩的游戏都是惹是生非性质的，甚至是怀有敌意的（青春期的开始阶段绝不是男女混在一起玩的理想年龄）。男孩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是因为他力图做到的是赶走焦虑而不是建立一种关系。女孩更为主动，她们很快地就以模糊的方式进入了异性关系。她寻找着男孩，想参加他们的“活动”。她通过某些否认自己女性特质的行为来使自己更加“女人化”——相对于其他女人而言。如果说这时同性反应在男子身上是第一位的，那么，它在女孩身上是第二位的。
不管年轻人将来选择的目标是什么，发现“性别的差异和异性的吸引力”都是进入青春期时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并且直到后青春期都一直发挥着作用。而在此期间，性身份的危机将出现许多次。
这时候俄狄浦斯冲突再一次出现：在对他人的追寻过程中常常是以双亲中的异性的形象为引导的，但是，感情寂寞会导致年轻人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去试着与双亲中的同性进行“同一”。在这个年龄，青少年把儿时“投资”在父母身上的感情收回，转移到自己身上。这一断裂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环境是不确定的，它会带来“真空”，让人感到忧伤甚至进而发展成忧郁。在某种意义上，除了他自己，他的感情生活没有了目标，他再也不能像一个孩子那样去爱，他等着找到新的目标。孤独感带来的焦虑可能使他去爱第一个出现的人以弥补“缺失”。可是，要使客体的爱得以存在，那么与双亲中的同性“同一”必须得以建立，否则，爱情关系就是暂时性的，或者代表的只是对父母的反抗。他去爱一个人只是为了“攻击”他的父母，而不是因为这个人代表着变化和进步。
在这一年龄，爱情生活更多的是对自我的寻找，而不是与他人真正的相遇。年轻人把坠入爱河和强烈的感情冲动混为一谈，而事实上，青少年是很难爱除自己以外的他人的，他爱的是通过他人自己所感受到的感觉，而非他人本身。他对朋友的寻找模式是自恋式的：朋友因为其某些特点和品质被理想化，而这些特点和本质是年轻人希望自己拥有的。
这一时期以感情和欲望两者之间的情绪矛盾为标志。感情生活与性生活之间的关系十分模糊，两者还没有结合起来。在心理上渴望性关系和爱一个人还不是一件事，心理还未对性行为进行感情升华。爱情、对他人的爱、对父母的爱、友谊、同事情谊，种种不同的感情模式还有待于年轻人去学习，以组合自己的关系。
有许多流行的观念认为，从“我们在一起相处得很好”开始就与那个人发生性关系是正确的。这种短暂的、“假期式的”关系无助于青少年感情生活的丰富。它使个体认识不清其真正的欲望和身份。并不是性经验促使人成熟，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它会延缓人的成熟。无论是在进程中的，还是已经完成的、基础性的成熟，目的都必须是使一段完整的关系成为可能。青春期里大多数的感情关系都是以防御性形式出现的，并不一定有助于感情的转化和性问题的解决。防御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更加独立于父母、治疗自己的自慰习惯（？），与某人在一起以显示自己不是同性恋，在他人眼里抬高自己的价值，以及因为不知道如何自我评估和自我承认便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他人的承认。我们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青年人在性表述里寻求的是自我肯定和让自己安心，而与他人的质量无关。
另外，当文化环境变得贫乏，文化不再能够起到对主体的可能性和品质进行承认的作用的时候，主体就会求助于简单的生殖关系（当然还有其他方式），以应付对自己本身的怀疑和对自己生存的不确定感。在这里，性有限制地起到的几乎是宗教的作用。在性被过分地抬高，仿佛它是其本身的目的之后，在如今的思想意识中，性又成为了第二位的，它被置于关系的质量和长久的感情之下。如今的对感情的价值承认，是对“性解放”时期性观念的全方位反思带来的负罪感的结果。这是心理上的负罪感，而不是道德上的，因为它表现的是1960年代至70年代关系模式的失败。“性解放”损害他人，同时又带来了无力继续过感情生活的感觉——关于这一变化，我们将在最后一章《艾滋病时代的爱情》里继续探讨。
忠诚，作为使一段关系持久和促进人类爱情发展的必要条件，重新成为了关系中的必然要求。它并不是对自由的限制。当人们觉得它是一种限制，要么是因为选错了伴侣，要么是天真地以为爱情是可以不考虑一切因素的，或者处在由于依赖和限制造成的俄狄浦斯氛围中，个体这时所感受到的他人是“去势”的同义词。
关系的色情化和感情冲动的出现，都在让青少年感到筋疲力尽的双重性中发展着。性冲动在15岁和20岁时是最强烈的。人们可能会对此怀念，并在其后的一段生活里追求这已逝去的强烈感受。在感情为首位的前提下，把这段经历整合入内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今天的人们谈论温柔比谈论爱情多，这意味深长。这一倾向其实是以儿童的性关系为榜样的，它会损害客体的性关系。然而，温柔，这绝不是客体意义上的爱。如果青少年简单地将爱视为引起“温柔”，这就表明他寻找的是保护性的关系，是能自我保存的关系，即儿童之爱的关系的最初形式的副本。我们已经说过，爱情开始于温柔，这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但是停留于此，经历的始终是被动的、保护性的爱，即儿童式的爱，个体很快就会变得脆弱。爱情的终点不是温柔；温柔需要发展以使与他人的关系成为可能，否则爱情关系就会转化成“修复性的倒退”。如果温柔成了感情生活的惟一内容，男子（或女子）的身份问题就与性欲取向问题一起被抹杀了，因为个体停留在儿童时代，对他而言，伴侣轮流扮演着父母的替代者的角色。 我们对12至30岁的年轻人所做的研究表明，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身份的问题（“性从属”和“欲望的方向”）在20岁或是25岁之前几乎还没有形成。在此期间，男孩与女孩的身份主要是模糊的和融合性质的。年轻人对两人生活的形象也是模糊的，“对平等的追求”有时候会与“否定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