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性-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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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夏天，各式杂志不向它们的读者提供一沓关于性的材料。杂志总是鼓励它们的读者趁着假期来一次“性旅游”（既包括拥有多个性伙伴的老调重弹，又包括自慰之类的独自性行为，甚至还有“偷窥癖”之类）。这种行为真的是现在大多数人都具有的行为还是人们以之为“榜样”的性观念？回答这个问题是必要的，因为这会使我们明白我们在讨论什么，而不是视这个“榜样”为理所当然。每份杂志都想像着行为，向读者建议或提供一些参考——不管是用插科打诨的形式还是用所谓的测试的形式——比如“计量”人们吸引异性的能力，或是“指明”性关系的方向。这些文章里形成的“理论”是叫人们追随和实践自己的潜意识。但是，潜意识只是人类心理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其使命也绝不是要按其本身在外部世界里实现——除非是陷入类精神分裂的死胡同里。认为应把我们的潜意识“做出来”是荒谬的。我们已经指出，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要么是把作为灵感来源的潜意识消灭掉，成为一个总想把最初的念头实现的冲动的自我（以所谓“真实”的名义），要么就在还未为“潜意识产品”和“冲动”在外界找到出路的时候，就对它们进行了内心加工。
这些杂志上的资料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它们只是迎合了流行的想法，却没有真正提出有关性的问题。把几位男女明星作为性感的样本陈列出来，这什么也不能证明。这些明星所代表的东西其实少得可怜，不能成为“情感想像力”的养料。希腊众神，西方著名的爱情传奇中的人物，以及《圣经》里某些关于爱情的谈话，都比现代人不稳定的“心理镜子”破碎以后的反射（明星）内涵更丰富，也更有建设性。像伊莎贝尔·贾妮、达尔和雅尼克·挪亚那样的本能而自发的天性，虽然能让人疯狂（看起来是这样），但在那背后却掩藏着他们脆弱的心理。只要看看他们在事业或感情上受挫后是如何迅速地垮掉，就能发现这一点。但这也恰好符合他们正当地提出的一个要求，即“我是一个人”。媒体如此地关注他们，那是因为他们是现代社会沮丧现实的“镜子”（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点），而不是模仿的对象。至于公众关注明星的子女，则又一次反映出现在的色情儿童化倾向——与青年人的关系尤其被色情化了。电影《大卫·哈利戴》成功，是因为它讲述的是两个未成年人破碎的爱情梦；而在《保罗·贝尔蒙多》里，主人公正直、敏锐、无所畏惧，这些品质如出现在他父亲身上恐怕更为合适。这些角色让人浮想联翩，是因为从主人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但是这些角色是无助于人们建立真实的、内心化了的人格的。自恋的态度妨碍了人们建立真正的神秘的爱情关系，其结果只能是使人处于冲突的“爱与恨”之中。影片只是用了大量的戏剧化的爱情情节来满足观众（还有拍片人本身）。明星体制生产出来的都是最平庸的关系，而明星所扮演的角色不具有促进“整合内心”的工作的价值，因为这些角色仅仅是现代人心理的“反映”。
总而言之，关于性关系的调查往往是想把人们所做的事情合理化，而不是想搞清楚行为的事实和历史。这些人讨论重要的社会问题，如夫妻关系触礁、父母离了婚的孩子、流产或是艾滋病（他们常用娱乐圈人物作为讨论这些的由头），都只是为了更好地自我欣赏。 调查中的性行为是处在特定的背景下的，即处在感情和性都解放了的性关系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下。这些调查用处不大，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结果都是不真实的——“金赛报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是，在好几个国家里，以收集信息防范艾滋病为借口，还有人准备进行类似的调查。这类调查耗费巨大，然而在它们完成之后，我们却不知该如何使用它们——因为它们想了解的是“别的事情”而不是性，而“别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人类并非昨天才出现在这个星球上，我们了解人类的性实践。性实践是随着时代、社会、个体的不同而变化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性实践是与性心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从临床上观察到的行为中得出意义，从流行的观念中得出意义，这些与性实践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才是对性的意义的真正的理解。这些调查试图带给我们受访者行为（实际的或者想像的）的信息。但是，扩大受访者人数，这并不能保证得出“现代人的性行为与前人相比是独特的”这一结论。诺克斯教授监督了在英国进行的一次调查，他认为50％—60％的受访者都给了捏造的答案。
《医生周报》，1990年4月27日。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样相信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呢？诺克斯教授的判断本身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只有15％的情况有证据证明事实被夸大了。我们看到了这实在是一件恼人的工作，那么问题就的确在于问一问：“这次调查反映的是什么？”“它有什么用吗？”
第2章 被占有的性被占有的性（6）
性被从性关系中剔除了
性关系并不仅仅是性，它在广义上是指作为男人或女人的个体所有的感情积累。性关系也不仅仅是生殖，因为生殖仅仅是它诸多关系形态中的一个，性关系远不止此。性关系是大多数人类行为的基础。弗洛伊德在发现了性冲动的功能之后，并未因为性要求没有阻碍的满足而强调性，而只是说明性关系是一切的源泉。性的定义与性关系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性从属于性关系——除非性是“独自的”或是与性关系分裂开来的。然而，在今天的社会里，性好像被从性关系中剔除了，就好像应该“为性而性”或是性是怎样的就该怎样活着似的。
于是，性与性关系的分离成了青少年对毒品依赖的一个心理原因。当性冲动苏醒却未能在一个年轻人的内心占据它所应占的位置时，吸毒便出现了。遇上这种情况的年轻人是很多的，他们都成了心理有问题的病人。这种内心的“错位”并不是他们父母的错误（这些年轻人在童年时并不缺少爱），更不是一个所谓的“坏社会”的错误。有可能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有一些个人的困难，但把这作为惟一的理由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是不现实的做法。仅仅是社会影响本身，这并不足以解释一些个体的塑造和毁灭，否则我们每个人都是吸毒者或性无能者了。不是事件、形势、社会危机这些环境左右着人们，而是人们对之作何反应及如何担负它们（或是无力担负它们）构建起了人格的基础。人在内心对这些事件进行着加工，把它们或远或近地与“内心争论”——最终是“内心矛盾”——联系起来（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秘密的对话）。个体把从这些事件里得出的意义整合，这些意义将留下痕迹和产生影响。事实上，我们只记得那些已经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具有意义的事件，也只受它们的影响，个体的心理正是这样逐渐形成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正确地看待人的心理。如果说现代人的“理想原则”是“为性而性”，是把性关系与性分离开来，那么儿童就有可能因此不能形成统一的人格，这让他面对各种“感情依赖”时很脆弱。如果我们不能给予年轻人生活的理由（正是基于这种理由，未成年人的“理想的自我”才得以完成），我们实际上就是鼓励他们自恋。年轻人失去了“象征物”作为养料，就会从内部吞噬自己。
关系的性质受环境影响，它可以部分地影响个体的发展，而现在的环境则鼓励“分离”和“独处”，告诉人们任何事物都是有价值的。关于“性”也是这样。但是，事实上，与主观交流分离的性，很快就失去了意义并让人消沉，因为它被封闭在想像里，始终处于人最初希望它是的那个状态。应该是由“性关系”来丰富“愉悦”，来赋予“愉悦”意义，当我们让性关系失去了这个功能时，“摇头丸”便取而代之（这丝毫也不让人惊讶）。把这种在唱片俱乐部或是星期六舞会上出售的药丸称为“爱之丸”是绝对错误的，买它们的人其实是“失去自我”的人，他们只是计划借助这“神奇”的药丸“从外部”再找回自我。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人格空虚化了，主观性不再发展，个人变得“随波逐流”。
性不能为其本身而存在，否则它就有可能毁掉欲望。性只是性关系的一种形式而已，而性关系的真正含义是“个体的内心积累”。既然个体与他人和环境的关系性质取决于性关系，那么，性关系就并非只指性。性关系的含义要比性广泛得多。人们可以享有一个满意、有益的性关系而没有许多性活动——甚至没有也可以。频繁的性活动，或是有多个性伙伴，这些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和性关系。“为性而性”会损害性关系。它绝非真正解放的标志，而是个体由于与他人的关系遇到困难而感到不适，想通过性来“补偿”。这与某些人想用酗酒来补偿是一个道理。 在关于性关系的问题上，有一个根本性的误解，即人们把性看做一种“本能”。性关系不是本能，它是“冲动”，两者不是一回事。正因为如此，人的性冲动才能可能发展，而动物的性本能则不行。
如何定义“冲动”呢？生命在刚刚开始时，冲动并不存在。随着幼儿感受到“缺乏”，冲动也开始逐渐在他身上发展了。比如，当幼儿发现失去母亲的乳房时，这种缺乏就转化成“口头的冲动”，其目的在于希望找回所失去的。这时候任何一样东西（例如裹着手帕的手）都可以成为替代品。所以，冲动是“失去”引起的结果，它会导致强烈的心理反应，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反应是与身体的紧张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冲动的目的在于消除身体的紧张。不成熟的人倾向于用激烈的方式（对自己或对他人）来表达冲动，在性的方面，即用纯幻觉性质的色情行为调动头脑的想像，以自慰得到满足。另外，梦显然是冲动压力释放的主要渠道。个体一般是不会把冲动（尤其是“局部冲动”）的原始面貌表现于外部世界的。冲动会有一个改造升华的过程，这一过程给冲动带来一个符合社会价值观念的新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小孩在环境的影响下，不会直接玩自己的“产品”——粪便，但却会去玩脏水和沙子。当然，这是发生在他们发现学习的乐趣和创造的乐趣之前的行为。学校、社会、政治、思想、艺术和心理活动，这些都可以使孩子“升华”，而向孩子的“理想的自我”建议升华是社会的责任。当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社会和宗教的理想时，青少年的“理想自我”就很难得到发展，这很有可能是今天“吸毒”和“把性的原始方面抬高”这两种社会现象的部分原因。然而，不管是吸毒还是抬高原始的性的价值，个体都无法与任何他人“相遇”——除了自己幻觉中的影子。
性冲动的根源存在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这种状态促使个体追寻它所缺失的。性冲动的目标并不是由生物学意义上的先天因素决定的，决定它的是每个人自己的心理—感情历程。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