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与血-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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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何必不受贿，一付廷议，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可也。”阮大铖于是写了《孤忠被陷之繇疏》，口口声声“逆案冤及于臣”，理由是“凡（魏）忠贤窃威福，皆臣在山林息影唯恐不深时也”。马十英与之呼应，攻击持反对意见的姜曰广、吕大器等官员“护持局面，阻抑大铖”。接下来的局势演变是在意料之中的，吏部尚书张慎言罢官后，吏部署部事左侍郎吕大器也随之罢官，主持止义的姜曰广、刘宗周等官员先后遭到攻击。道路扫清之后，马士英于九月间挟制福王，“内批阮大铖兵部添注右侍郎”，圣旨如此写道：“阮大铖前陛见奏对明爽，才略可见，朕览群臣所进逆案人铖并无赞导实迹，时事多艰，需人干济，着添注兵部右侍郎办事，群臣不得仍前把持渎扰。”对于这个过程，文秉评论道：“钦案问徒之人，士亡英以私交之谊，特拔之囚伍之中”，可谓一针见血。
但是马士英仍然顾忌舆论压力，难以名正言顺，便要钱谦益以东林领袖的身份出面表态，为“阉党”翻案。十月，礼部尚书钱谦益写了《愚臣报国心长等事》的奏疏，在议论南明的四件大事——严内治、定庙算、振纪纲、惜人才——的幌子下，强调“不复以党论异同徒滋藩棘，则人才日出”。
所谓“不复以党论异同”，就是说不要再谈什么“东林党”和“阉党”，只要是人才都可以用。他列举了逆案中人杨维垣、虞大复、吴孔嘉等人，为他们辩护，说如果任用他们，就是“许其自新，用以成先帝惩瘴之志，昭国家平明之治，亦涣群破党之一端也”。在谈到“惜人才”’时，他提出“资干济”与“雪冤滞”两个方面。关于“资干济”，他的立论是——“今天下非才乏也，分门户，竞爱惜憎，修恩怨，即其胸中了然，如喑者之不能言，魇者之不能寐，有物以限之也。今人才当摧残剥落之秋， 以真心爱惜，以公心搜访，庶可共济时艰”。关于“雪冤滞”，他的立论是——“钦定逆案诸臣，未免轩轾有心，上下在手。陛下既以赞导无据，拔阮大铖而用之矣……果有嫌隙，固当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臣亲见门户诸臣植党营私，断送社稷，断送君父，何忍复师其故智”。然后笔锋一转，看似不经意地带出一句：“逆案之贾继春、阮大铖者，皆慷慨魁垒男子也。”这可是画龙点睛之笔，道出了奏琉的要害。他的议论焦点并非区区贾继春之流，而是阮人铖，因为阮人铖已经是“内批”添注兵部右侍郎了，必须为他找到合法性依据。钱谦益以东林领袖的身份，强凋“不复以党论异同”，捐弃前嫌，推翻逆案，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文秉评论道：“时马阮欲尽翻钦案，擢用杨维垣诸人，以钱（谦益）为东林领袖，欲令钱疏荐，以塞众议，以爰立诱 钱，钱遂出此疏。”
钱谦益在奏疏中的立论，不能说毫无道理，比如他指出“门户诸臣植党营私，断送社稷，断送君父”，确实是晚明政治中一大问题，但是据此企图抹煞“阉党”迫害东林人士的事实，为那些卖身投靠魏忠贤的“逆案中人”翻案，为阮大铖之流宵小之徒张目，无论如何有悖于历史，也有悖于他自己的良心。轻而言之，是为了仕途的飞黄腾达而讲了昧心话：重而言之，是出于私心，晚节有亏。夏完淳在《续幸存录》中，谈及此事，作这样的评论：“（马）士英欲起用蔡奕琛、杨维垣，恐物论不容， 以（钱）谦益人望也，属荐之。（钱）谦益乃阿（马）十英指，疏列四事、，曰严内治，定庙算，振纪纲，惜人才……大旨在颂马士英功，雪逆案诸臣冤。”钱谦益心甘情愿的被马士英利用，看来是不争的事实，其目的或许像他自己所讲的那样是珍惜人才，但后果却及其严重的。
事情的发展并不以钱谦益的愿望为转移。阮大铖的“逆案”洗刷之后，并没有捐弃前嫌，而是小人得志，立即报复，人力起用逆案中人，网罗爪牙，效法魏忠贤对付“东林党”的办法，编《蝗蝻录》《续蝗蝻录》，以东林人士为蝗，复社人士为蝻，罗织十八罗汉，五十三善才童子，七十二圣贤菩萨。又作《蝇蚋录》，罗织八十八活佛，三百六十五天王，五百尊应真，牵连千余人，企图把东林复社人士一网打尽，推行没有魏忠贤的魏忠贤主义。阮大铖被列入《明史》的奸臣传，完全是咎由自取。为这样一个人鸣锣开道，钱谦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联系到后来他的降清，我们彷佛可以看到某种互相贯穿的内在线索，那就是钱谦益的人格弱点，铸就了他的悲剧性结局。
弹劾严嵩弹劾严嵩的形形色色（1）
严嵩何许人也？明朝嘉靖年间政坛上权势显赫、作恶多端的大奸臣，人所共知。一般百姓对他的了解，并不是从《明史·奸臣传》，而是从小说和戏曲中得来的。从他在世时起，抨击他的作品就不绝于世，《宝剑记》、《鸣凤记》、《金瓶梅》、《喻世明言》、《一捧雪》，直至《盘夫索夫》之类，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权奸形象。
然而在他得势的时候，要把这个政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扳倒，却并非易事。道理很简单，有皇帝为他撑腰。
出生于江西省袁州府分宜县的严嵩，自从进士及第以后，一直官运亨通，从翰林院、国子监这些清闲职务做起，逐渐爬上礼部尚书的台阶，进而成为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到四十一年（1542～1562年），专擅朝政达二十年之久。当时的皇帝明世宗刚愎自用、猜忌多疑，’而又笃信道教，在宫中清虚学道，潜心修炼，根本无心治理朝政。正如海瑞在《治安疏》中对皇帝的批评：“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这样的皇帝当然需要一个能够投其所好的、让他放心的内阁首辅，来摆平朝廷政事。
严嵩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与皇帝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马屁工夫十分了得。为了迎合皇帝学道潜修，经常代皇帝起草一些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青词贺表”。以他的进士出身以及在翰林院的磨练，所写的“青词”自然非等闲之辈所可望其项背，深得皇帝欢心。严嵩也因此而博得“青词宰相”的美名。
严嵩的投其所好当然决不仅止于此，而是全方位的。有人说得好：皇帝刚烈，严嵩柔媚；皇帝骄横，严嵩恭谨；皇帝英察，严嵩朴诚；皇帝独断，严嵩孤立，因此君相之间“如鱼得水”。皇帝把严嵩视为心腹，威权震慑；严嵩把皇帝当作护身符，权势显赫。严嵩大权在握，擅权乱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无所不为。他的儿子严世蕃代行父权，俨然一个“小丞相”。严氏父子把持朝廷，政坛一派乌烟瘴气。
一些刚直不阿的官员，秉承儒家伦理道德准则，不畏权势，前仆后继，上疏弹劾严氏父子。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逃脱严嵩之手，不是充军，便是杀头。
嘉靖二十九年，由于严嵩的失职，导致蒙古铁骑兵临北京城下，震惊朝野，史称“庚戌之变”（嘉靖二十九年为庚戌年）。由此而激起公愤，舆论哗然。但是朝廷中的高级官僚慑于严嵩的威势，个个噤若寒蝉，没有人敢于向这个权奸发起挑战。
然而，政坛上毕竟还有一些不畏权势，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官员，在黑暗中透出一丝耀眼的光亮。因而严嵩的晚年，日子并不好过，对他的弹劾，从未间断过。
嘉靖三十年，一个在锦衣卫掌管文书的小吏沈炼挺身而出，以为“庚戌之变”的城下之盟是奇耻大辱，“出位”（超越职位）弹劾严嵩。他的奏疏题目直截了当——《早正奸臣误国以决征虏大策》，矛头直指严嵩、严世蕃父子：“今虏寇（指蒙古）之来者，三尺童子皆知严嵩父子之所致也”，当此危急关头，必须清除严嵩父子奸党，激发忠义，才可以化险为夷。他在奏疏中揭发严嵩父子十大罪状，概括起来就是三点：专擅朝政、贪赃枉法、结党营私。
皇帝接到这份奏疏，命内阁大学士李本代他起批示（当时叫做“票拟”）。李本慑于严嵩的威权，不敢自作主张，便向严世蕃征求意见。向被弹劾者透露弹劾内容，并且征求处理意见，看来十分荒唐，却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沆瀣一气的同党。严世蕃与严嵩义子赵文华一起炮制了“票拟”，李本全文照抄。这份皇帝圣旨传达的恰恰是严嵩父子的旨意，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圣旨”指责沈炼超越本职权限（即所谓“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大臣”，希图博取“直名”。是非颠倒，严嵩父子安然无恙，沈炼却遭到严惩。在一顿杖责之后，沈炼被革职流放塞外。六年后，严嵩父子无端捏造“谋叛”罪，处死沈炼，其长子充军边疆，次子，三子被活活打死。严嵩以这样的手法向人们显示，要想扳倒他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然而正直官员并没有被吓倒。嘉靖三十二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再次挺身而出，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坏祖宗之成法、窃人主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专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他还指责严嵩“五奸”：皇上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皇上的言官都是严嵩的鹰犬，皇上的爪牙都是严嵩的党羽，皇上的耳目都是严嵩的奴仆，皇上的臣工都是严嵩的心腹。
杨继盛的弹劾较之沈炼，更加深刻，直指要害，言词也更加尖锐。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严嵩于死地。但是，在当时皇帝宠信严嵩的形势下，弹劾严嵩的胜算几乎等于零。杨继盛并非不知，因此他是冒死谏诤，宁愿以自己的死来营造一种扳倒严嵩的舆论。结局早就定了。何况杨继盛书生气太盛，居然在奏疏中批评皇帝“甘受嵩欺”，“堕于术中而不觉”。并且要皇帝叫他的两个亲王——三子裕王、四子景王——出来揭发严嵩的罪恶。老奸巨猾的严嵩这次亲自出马，在皇帝面前指责杨继盛挑拨皇帝与两个亲王的关系。皇帝大为恼怒，立即下旨：“这厮因谪官怀怨，摭拾浮言，恣肆渎奏。本内引二王为词，是何主意？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
杨继盛被关进锦衣卫的特务机构镇抚司中，遭受种种酷刑，要他交代幕后主使人。杨继 盛身上有着传统士大夫那种引以自豪的名节正气，始终没有屈打成招。还是被毫无根据的判 处死刑。临刑前，他十分坦然，赋诗明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 后人补。“至死还在对皇上表明赤胆忠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而皇帝却把他看作草芥，， 以为他是因贬官心怀怨恨，而诬陷内阁首辅，死得活该。这正是杨继盛的悲剧，寄希望于这 样的皇帝，未免过于迂腐。
杨继盛之死，并没有使弹劾严嵩的风潮停息。接二连三的弹劾奏疏，不断地送进紫禁城， 依然动摇不了严嵩的地位。上疏弹劾的官员却接连遭到惩处，不是发配充军，就是借故处死。
转机终于出现了。嘉靖四十年，向来善于阿谀逢迎的严嵩，一言不慎而得罪皇帝，从此 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