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0-蛇宫-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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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禾从口袋里摸出吃剩的口香糖，递了一片给所长，所长接过立刻剥开，一截截地咬进嘴里。所长的表情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他在承受他应该承受的。张禾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安静。他事后甚至怀疑是双方都是在珍惜那种无言的相对。
还是所长笑了笑，不提问怎么采访？
张禾摇头。我只是想来陪你坐坐。
所长把手伸出铁栅栏，张禾也伸手。和平时一样轻重地握着，所长说，回去吧。张禾把剩下的两片口香糖掏给所长，转身就出去了。
他走过假山水池的时候，泪水突然袭上眼眶，张禾抬头看空中的龙眼树梢，定神看了好一会，眼眶的泪水变凉慢慢退了回去。
他的手机响了。是所长室的电话号码，当然不是所长打的。张禾没接。手机就这么一直响着。
《蛇宫》第四部分尾条记者（1）
我的写作之路
记者：须一瓜这个名字给人一种比较怪的感觉，刚一看还以为是个男性的名字，你当初用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须一瓜：没什么特别考虑，只是觉得文学写作是私人化的活动，没有必要让太多人知道，影响正常生活。至于“须”，是我妈妈的姓。其实，刚开始别人叫须一瓜，我自己也有点发愣，不习惯。
记者：在这两年，你的文学创作引起了文学评论界和读者的普遍关注，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让人很难相信是一位新人作家的作品。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的？
须一瓜：在1985年到1988年左右吧，我主要写了些小小说，后来得了全国奖，顺风顺水的，可是，一方面几乎是有写有发有选，一方面我却我越来越怀疑小小说、怀疑自己。慢慢地不再写了。加上1988年考取了全国律师资格证后，做兼职律师，来自这个行当的鼓励也多了，离小说更远，不过，最终还是到厦门做了记者。我也没想到，这一停就是将近十年。
尾条新闻，头条小说
记者：我们都知道，新闻和文学是完全不同的，你怎么想到要重新来写小说？
须一瓜：我从来没有想到是否重新写小说。而政法记者事情特别多，白天采访，晚上写稿，很忙。很多朋友都担心我会把笔写坏，成天的“杀人、放火、走私、强奸，抢劫”，大家说我是全厦门最无聊的人，我觉得也对。但我知道，这期间，活生生、沉甸甸的生活元素，让我看见和感悟着一般人不一定能看见的东西。我开始在电脑里写些非新闻的东西，不过并没有投稿的意思。就是想写就写着玩吧。
记者：隔了近十年时间重新开始写，有什么动力让你一直写下来？
须一瓜：有多种复合因素吧。岗位的特殊赠馈外，在厦门，有些朋友会让你不断认识到生活本来面目的魅力，它以另一种方式触动你。比如，舒婷。她是我见过的最智慧的女性，她用那种家庭妇女的姿态，传递出一颗艺术的心灵和生活最深刻的关系。十多年来，我们在一起，交流美食美容享受着生活，享受着健康的心态。没有人谈文学。但是，我想我在学习怎么捏拿准生活的穴脉。大约是2000年的一天，鬼使神差我跟舒婷说，你愿不愿意看我电脑里的东西？———我也把东西传给其他愿意被打扰的朋友看，比如阎欣宁。舒婷看完就给我推荐到《人民文学》去，那时候还是用徐苹这个名字发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又给她看一个自己得意的短篇。她不仅谈了看法，连错别字都一一替我改好，推荐到《作家》去了。那个时候，我赶紧考虑用个笔名，我希望它和我的工作生活保持距离。但这篇出来之后，《上海文学》等其他刊物的编辑就来约稿了。这样就进入了那种写稿发稿的循环。这算不算动力之一呢？我想，没有那些心态健康、心灵自由的朋友们，我最多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往电脑里写点东西吧，玩票而已。
记者：你有十年时间没有写过小说了，突然一下子又发现自己能写，而且写了这么多，并且发的大多是头条位置，自己有没有吃惊：我怎么又突然这么能写了？
须一瓜：有点意外，但“能写”算不上。小说和新闻两回事，作新闻的时候，我的稿件基本都在尾条，小说上了头条是不是一种补偿？或者表示：我胡说八道的东西，比我记录真实的活干得好一点？
记者：你的身份是新闻工作者，虽然都是以文字为表达方式，但我们都知道写新闻和写小说是两回事，你怎样来看待二者的区别？
须一瓜：在我看来，新闻是外向的，文学作品是内向的，新闻用眼睛写作，文学用心写作。新闻的好稿可能只是发现“新现象”，小说的好稿却要体现本质、发现内核。
记者：你一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李敬泽就说你是发“尾条新闻，头条小说”。《淡绿色的月亮》发在《收获》的头条，我们都知道《收获》在文学界的地位，你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
须一瓜：看到《收获》竟是头条，有点奇怪，怎么会这样呢？《地瓜一样的大海》在《上海文学》发的也是头条，我也意外。《尾条记者》《福建文学》《小说月报》也给了头条，《小说选刊》选《蛇宫》的时候也是放在头条。有时我觉得好像是出了差错，搞错了。可能是多年来我在尾条位置呆惯了。
关于《蛇宫》
记者：在你的小说里面，你的文字不太像做新闻的人，因为新闻和文学语言是两种味道。
须一瓜：语言是服务于表达的。表达什么决定了你使用什么语言。如果新闻语言像拍摄，小说语言可能更像是暗房、后期制作。
记者：读《蛇宫》的时候，我以为你会把关在蛇宫里的两位女性作为人性的一个突破口，但小说真正的重心其实是在“那人”身上，这种处理有点出乎人意料。
须一瓜：我想那才是最有价值的部分。逃犯我接触得比较多，他们的那种恐惧、后悔、彷徨，我可能比一般人了解的深些。在初稿里，写得更含蓄，读者没法一下就能看出来那人是逃犯，结果只有几个人能看懂那个故事，我只好做了改动———现在谁有那个耐心来看你费劲的小说？其实，一个逃犯到了这么个阶段，无论是社会力量的追捕还是道德上的追捕，他都走到了人生的最后境地。所有的蓄势，就为最后的高潮，我原来的写法，其实是符合逃犯心理的。
《蛇宫》第四部分尾条记者（2）
关于《淡绿色的月亮》
记者：《淡绿色的月亮》发在《收获》头条，一开始就受到了许多好评，说一下这部小说吧，你当初是怎样想到写这个故事呢？
须一瓜：我采访过一个案子，一个女孩在家里遇到了劫匪，女孩用很长时间和两个歹徒周旋，最后两个歹徒被轰跑了，但现场留下了很多痕迹，警察根据这些线索，很快就把他们抓住了。我们去采访那个女孩，采访的时候，我觉得案件还应该有另外一个样子。我突然看到了更严酷的“淡绿色的月亮”。
记者：《淡绿色的月亮》给我的感觉是，你已经脱离开这个故事的本身，着重点却是在夫妻之间的内心变化。
须一瓜：是的，淡绿色的月亮不是一般的月亮。有时候，我相信我们的高尚、责任感、纯真、友爱、甚至善良，都是相对的。不同的外在条件下，在人的内心就有不同的阐释。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坐标点上，都是真实的，甚至是难以否定的。我因此感到人性的悲哀。这种东西写出来很残酷，可是，不经过这种严酷的考验，你怎么能见到深层的东西呢。
关于人性
记者：说到人性，我在采访一些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推荐评委时，比如《小说选刊》主编贺绍俊，他们都提到你小说中的人性深度。你是否有意识在故事中来探讨人性？
须一瓜：小说不探讨人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大的价值。大家本来就在思考中生活，在生活中思考。艺术品毕竟不是儿童玩具。
记者：你一直跑的是公检法线，接触过很多这一类的案件，但往往在写小说的时候，很容易就处理成法制小说那样的形式，你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写作路子？
须一瓜：我想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面对同样的新闻，我总觉得新闻后面的东西往往是难以忘怀的。素材对不同的人展示不同的诱惑。从这个角度说，写作者本身才是第一位的。你决定了你的作品，而不是你的职业。
我的文学观
记者：在你眼里，什么样才算是好小说？你有受到什么作家的影响吗？
须一瓜：我喜欢福克纳，他的小说像不动声色的手术刀，我希望我的文字也有那样的表达，我很喜欢《好兵帅克》《堂吉诃德》里面那种说不出的伟大机智。《二十二条军规》的海勒，也是我喜欢的作家。博尔赫斯有个与众不同的脑袋，但是，那份聪明智慧我学不会。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实在是很棒，它完全消除了写作者和阅读者文字上的障碍，我想很少有人能做到他那样，真是成精了。我也喜欢看朱文的小说。还有很多。我不知道，那些我喜欢或者不太喜欢的阅读，对我的写作影响有多大，但我想，它们一定会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对你发生作用。文学创作这东西有时像女人时装跟风一样，比如说卡尔维诺流行的时候，有人就会要去做出那种味道来，一下就跟着走了。这个方面，我有点害羞。
记者：我当然没有特别的意思，但作为一名女作家，在你的小说中确实有一些女性的视角，或者说一些细节的处理上会体现出不是男性作家想到的东西，比如说《淡绿色的月亮》里面，劫匪拿走手机的时候，桥北会说你们把手机拿走，把SIM卡给我留下吧。这样的东西，男性作家可能不会写得这么细。
须一瓜：可能不能这么说。在我看来，一个成熟的作家，或者说一个手艺很好的作家，应该是中性的。他能渗透———准确渗透到不同性别、不同年龄、身份、性别的角色里面，性别、处境、年龄、不应该成为障碍。否则没办法写好小说。就像有些演员，只能演本色，换一个就可能把握不住。我想除了表达工具不同，优秀艺术家的内在品质应该是相通的。我是说我理解的境界，不是指我自己。对于我，如果读者通过作品，无法断定须一瓜是男是女，我把它理解成一种表扬。
记者：你写的这些作品当中，有没有哪一部是自己特别满意的？
须一瓜：最满意的作品，好像也没有。刚写完的时候，篇篇都是最满意的。但因为我习惯写完之后都会放一边，所以，最满意最得意的时候，只有我自己喝彩。到作品刊登出来，即使有了表扬，我的心理却过了那个最契合的感应期。
记者：你曾经有近十年的时间没有写，会不会担心哪一天自己又不再写了？
须一瓜：我经常有这种怀疑。写作这东西很玄。有时候我会想，我现在要写的文字，是我当初想要的文字吗？今天不写了，明天再写，那么，今天和明天的是一样的东西吗？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因为肯定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