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鸽靶(选载)-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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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电话旁，暗自希望它会响。那是1994年2月1日，离发年终奖金的日子还有两个星期。我在纽约的一家投资银行——第一波士顿——做衍生产品经纪。
我在等一个猎头的电话，最近几天他已经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了。他对时机掌握得无懈可击。发年终奖的日子越来越近，衍生产品正炙手可热，而且我还是最近一次新兴市场衍生产品研讨会上的特别主讲人。我有市场价值，也想跳槽。对于猎头来说我特别值钱：如果他
把我安置到一家新公司，他就能拿到我第一年薪酬的三分之一。好的华尔街猎头都能赚几百万美元。我知道这个家伙打电话给我并不是想当好人，他是想“猎”我的“头”。
想遮掩这种电话并不容易。假如你曾见过交易厅，你可能会奇怪一个经纪怎能和一个猎头通电话而不引起一米开外的其他经纪的怀疑。我知道这可能是致命的。已经有若干个经纪因为在工作时间与猎头谈判而遭到处罚或被解雇。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精心设计了详尽的方案来掩盖求职活动，包括密码语言和夜间会面。我的新方案是从一个同事那里学来的，很简单，但不是十分安全。这个猎头假借一个朋友的名字打来电话，我接听时装做在和朋友聊天，而猎头就介绍他手头的工作。如果我想讨论这份工作就挂断电话，离开交易厅，用大堂里的收费电话打给他。其他人也有用这种方法的，在发年终奖的时候，经纪每天都被这种电话包围。
那时我已经冒险地往大堂跑了若干次，冷静地听了很多工作机会。每次我都拒绝了。那些公司都是和第一波士顿同一水准的，也就是二流的。虽然第一波士顿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曾是一家顶级公司，过去十年间它已经每况愈下，大批员工离职去了更好的公司。我对这二等地位已经感到厌倦，也想更上一层楼。有一家公司的衍生产品部是华尔街最热门的，我对那里的工作梦寐以求。我告诉这个猎头如果他能拿到那份工作，我就接受。他答应去找找看，然后告诉我他能找到什么。
电话终于响了。是这个猎头，他听起来很兴奋。
“弗兰克吗？”他小声问。
“是我。”我小声回答。旁边的一个同事怀疑地看了我一眼。在交易厅里是没人小声说话的。
“我找到了！”
“找到什么了？”
“那个，”他停了停，“你的工作，你想要的工作。给我回电话。”
现在轮到我兴奋了。我告诉同事我要出去一会儿，他似乎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几乎是冲到了大厅里的收费电话前。
我一边等着猎头接电话，一边摸出了笔和纸作记录。电话铃似乎响了整整一分钟。我四下张望，冲着公司的新徽标得意地冷笑——白底上蓝色的帆船，旁边是公司的新名字——瑞信第一波士顿。瑞信代表公司的新主人，瑞士信贷。可这个有型的新徽标也不能改变现实：第一波士顿至今的航行既不是世界性的，也称不上一帆风顺。这只船看起来属于波士顿而不是伯尔尼，我的公司惟一具有世界性的东西就是亏损。
我想起一个例子。第一波士顿贷款45亿美元——公司40％的股权资本——给一家公司，俄亥俄床垫公司。这是一笔灾难性的交易，华尔街的幽默将其命名为“燃烧的床”。第一波士顿的利润是如此的可悲，以至于公司不得不卖掉部分衍生产品业务来发放奖金。与此同时，有谣言说公司的新任首席执行官艾伦？维特拿到了3 000万的薪酬。后来报道澄清他的待遇只不过是区区900万美元。公司被叫做“小麦第一证券” 1，隐喻境况窘迫的小规模经纪公司。难怪好的经纪人都结队而逃。我，也想跳槽。
那边，猎头终于说了声“喂”。
我再次耳语了起来；“你找到了什么？”我扫视着大堂，确保没人在听我说话。
他一定觉察到了我的兴奋，开始残酷地耍弄我。“这是一家非常有声望的投资银行，热门的衍生产品部。他们想找一个新兴市场经纪人，就是你，太完美了！”
“哪一家？告诉我是哪一家？”我打断他。新兴市场是我的领域，但是所谓“有声望”的投资银行也不少。
他又支支吾吾了几分钟。我努力保持着冷静，再一次追问。他终于吐露了名字：“摩根士丹利。”
我知道，出于谈判的考虑，我应该假扮只对这份工作有“温和”的兴趣，那样我的猎头就不会觉得我不顾一切地想跳槽，或是愿意为了微薄的待遇转换工作。我知道我应该保存我的谈判实力。谈判的关键是表示我喜欢这份工作，但又不是特别喜欢。我努力想要压抑住自己的兴奋。
但是我做不到。我差点儿大喊出来。“我想要这个！我想要这个！帮我拿到这份工作！我什么时候能和他们谈？我想要这份工作！”我四下张望，看看有没有人在看我。
“你想什么时候跟他们谈呢？”
我忍不住又喊了出来：“马上！越快越好！今天下午！最迟明天！”
这个猎头知道我已经上钩，自信地笑了。“喂，年轻人，保持冷静。我试试安排明天。今天晚上给你家打电话告诉你具体安排。”
放下听筒时，我的手还因兴奋而颤抖着。我匆匆回到座位上，希望没人注意到我的缺席，或者听到了我的叫喊。好在他们没有。先前那个疑心我的同事已经舒舒服服地吃着上午的第二块德芙巧克力。
当晚我的猎头打电话到我家里，告诉我“搞定了”。他已经安排好一整套面试程序，时间在下星期一，2月7日。他还说摩根士丹利的决定会很快，可能就在一周之内。
第一部分纸牌房
我考虑过在开始新的工作前休个长假，但摩根士丹利想让我立刻上班。结果，我只请了一天假来喘口气。
我并不觉得省掉转换工作时的假期有什么问题。上一次换工作时，我只不过度了一个短短的周末，那惨痛的教训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我辞去了法律文员的工作，准备加入第一波士顿时的事。尽管那天是13日星期五，我还是觉得幸运，以至于从银行取出了所有积蓄飞到
拉斯维加斯。我即将开始在交易厅工作，难道还有更好的方式度过此前最后一个周末吗？
那次运气是站在我这边的。我已经练习了很久数牌的技巧，我的技巧可以使我在玩二十一点时占微弱的优势。数牌的基本出发点是当未出的牌中大牌比小牌多时，玩家可以战胜庄家。如果你在小牌已经出了很多而大牌还剩很多时增加赌注，你会处于有利地位。我打算利用这点来赢牌。
我和第一波士顿的人讨论过数牌的技巧，进一步修正了我的策略。他们也数牌，而且经常炫耀他们豪华的大西洋城之旅和玩二十一点赢到的大额赌注。第一波士顿的典型一天结束后，总有锃亮的黑色豪华轿车在公园大街广场外等候，载着交易员、经纪、有时还有客户外出兜风——先到曼哈顿扒房就餐，再去酒吧喝几杯，然后到绅士俱乐部见“特殊的朋友”，最后，难免要到南边的木板大街1夜游一番。几个经纪宣称他们经常能赢到足够的钱来资助他们同行的女伴——有时是专职的，有时是迷人的交易助理。
我的拉斯维加斯之旅远没有这么张扬，而且，我是独自一人。毕竟我的事业还刚刚开始，我只想资助一个人——我自己。开始的时候我很幸运。几个小时下来我就在一家赌场赢了上千美元。我的策略很简单：剩的小牌多时赌五美元，剩的大牌多时赌几百美元。通过数牌和不断变换下注金额，我占了赌场小小的便宜。二十一点是惟一一种玩家可以连续战胜庄家的赌博游戏，我只玩这一种。随着我不断赢钱，大堂经理开始对我留意起来。不论赌注大小，任何一个数牌的人都能唤醒他们的警惕。每天省下几百美元就够付他们的工资了。有个人在我旁边和我一起数牌，另一个则向我频频发问，分散我的注意力。最终，一个赌场经理叫我离开这家赌场。
我欣喜若狂。有本数牌书的作者吹嘘他曾被赶出赌场，但是我做梦也没想过自己也会因为数牌而被驱逐。我现在也是个傲视赌场的人了。
可惜我的狂喜并没能维持多久。在下一家赌场我的运气完全反转了，很快，我开始每轮皆输。我无法理解这持续的坏运气，我对自己的策略有信心，决定坚持下去。我仔细记下出过的牌，按计划变换着我的赌注。我耐心等候着幸运的再次来临，相信只要坚持数牌，最终总会赢。发牌的人看着我输掉了大笔的钱，劝我停下来休息。我漠视他的好意，也无视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忠告，他曾说过，从长期看，我们都会死。
我的长期实际上很短——大概过了一小时我就死了。我几乎输得精光，仅剩下一点零钱支付399美元的猪扒套餐和去机场的出租车费。13日星期五毕竟不是我的幸运日。
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很高兴只休息一天。我不想再次用尽我的运气，所以，就连到大西洋城去碰碰运气的诱惑也被我抵制住了。在摩根士丹利，我会有充足的机会去进行大得多的赌博。
第一部分掷骰子游戏
752虽然摩根士丹利拥有“PERLS”的商标使用权，很多别的银行还是在不同种类的结构性票据中抄袭了这一基本原理。实际上，很早以前，早在第一波士顿的时候我就第一次见到过类似PERLS的衍生产品。那是我职业生涯的初期，我以为我自己是个好赌的人，而那些每天在不同的赌博上投注几千美元的第一波士顿经理们是超级赌徒。我发现在结构性票据市场这个大赌局中有一群表面看来不太可能的赌徒，和他们相比，我们的赌注是小巫见大巫。这一发现令我震惊。
那时我正坐在第一波士顿的“非美元交易”组，就在外汇交易组的旁边。非美元组的名字很贴切，这里的经纪销售面值以英镑、法郎、日元、马克——除美元外的任何货币——标价的债券。其中很多是通过第一波士顿发行的。楼上的投资银行家擅长游说公司和政府发行以外币标价的债券，这个小组销售所有这些债券，除了一个明显的例外。非美元组不销售非美元“废物”——那是留给“新兴市场”的。
我在和一个经纪讨论他那笔正在进行的泰国交易。这是一笔诱人的交易，它的名字令人垂涎——“泰铢联结结构性票据”。这笔交易是经纪人的美餐，不过对于客户却可能是毒药。它需付巨额销售佣金，风险大得不可思议。非美元组和新兴市场组为它的销售权进行了争夺——争论的理由是这笔交易既是非美元的又是新兴市场的。我们组争辩说泰国应该属于新兴市场，和多数欧洲国家相比，泰国和其他亚洲“小虎”国家的信用级别实际上很高。我们输了。现在我正在侦察，坐在海外组的位子上探究这种海外衍生产品。
如果正常的泰国债券风险太低、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