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31-精神生活·思维-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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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旁观者是观众的成员，因而不是撇开同伴及其不确定的意见——因为他们的意见（doxai）仅仅表达一种“在我看来”——和开始沉思生活（biostheōrētikos）的哲学家。因此，旁观者的裁定是公正的，不受利益和名誉的影响，不依赖于其他人的意见——相反，按照康德的观点，一种“扩大的精神状态”必须考虑其他人的意见。观众虽然不介入演员的事务，但不是孤独的。观众不像“最高等级的神”那样是自我满足的，但哲学家试图在思想上仿效“最高等级的神”，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始终是……孤独的，因为他是优秀的，能与自己交谈，不需要其他的伙伴和朋友，他是自我满足的”《蒂迈欧篇》（Timaeus），34b。。


《精神生活·思维》　第二章思维和行动（2）

　　　　思维和判断之间的这种差异抓住了康德的政治哲学的核心——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康德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把判断当做基本的心理活动之一的哲学家。问题的要点是，在康德晚年的各种论著、论文和所有著作中，旁观者的观点不是由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规定的——也就是说，理性能回答“我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这种回答是伦理的，与作为个体的个体有关，完全独立于理性。例如，个体永远不能以伦理实践的方式拥有反叛的权利。此外，当个体不诉诸行动，而是做一个纯粹的旁观者时，他就拥有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判断和作出最终裁定的权利，其唯一的依据是“他希望以一种近似于宗教狂热的方式参与其中”，他分享“未参与的公众的喜悦”，换句话说，他依据对事件也没有“一点参与意向”的旁观者伙伴的判断。最终说来，是旁观者的裁定，而不是行动者的伟绩，使康德把法国大革命叫做“人类历史上不可忘却的一个现象”《学科的争论》（DerStreitderFakultⅲ黷en），第二部分，6和7，《全集》第六卷，357—362页。。在康德看来，关于参与的行动——如果没有这种行动，有待判断的事件就不可能存在——和反思及评论判断之间的冲突，不可能有最终的裁定。如果我们假定历史只不过是人类社会无止境的悲惨盛衰史，那么壮观的场景“也许只是瞬间的变化；幕布最终要落下。就长期而言，它只不过是一个闹剧。即使演员对此不感到厌倦——因为他们是傻瓜——观众也会感到厌倦，因为如果观众能理性地得出没有终结的演出是千篇一律的结论，那么他们只要观看其中的任何一幕就足够了”（着重号是本书作者所加）《论共同语》（UeberdenGemeinspruch），《全集》第六卷，166—167页。。　　　　
　　　　这番言论确实是出自内心。如果我们再补充康德的一个信念：人间事务是由在行动者后面支配人类的无止境进步的“自然的诡诈”指引的，正如黑格尔的“理性的诡诈”把人类引向绝对精神的启示一样，那么我们就有理由问：所有的演员难道不是傻瓜，或者仅仅呈现给观众的演出难道不是通过傻瓜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吗？这种或多或少精致的描述就是历史上的哲学家的假定，即第一次决定认真看待人间事务的领域——柏拉图所说的“tatōnanthrōpōnpragmata”——并思考人间事务的现代思想家的假定。他们是正确的吗？“人的行动产生了其他结果，而不是人希望实现的结果，也不是人知道或想得到的东西”，这种情况是否有可能？“打一个比方，一个人可能为了报复而放火烧毁另一个人的住宅……（结果却）烧毁了一大片住宅……这个结果既不是最初行为的目的，也不是放火者的意向……这个例子仅仅表明，在直接行动中，可能产生与行动者的意愿相左的其他结果。”《世界历史的哲学》，导论。（这是黑格尔的话，但可能是康德写下来的。）无论如何，“其他东西”，即整体的意义，不是通过行动，而是通过沉思被揭示出来的。是观众，而不是演员，揭示了人间事务的意义——唯一重要的是，康德的旁观者以复数的形式存在，这就是他能到达一种政治哲学的原因。黑格尔的观众则以单数的形式存在：哲学家成了绝对精神的工具，哲学家是黑格尔本人。不过，即使康德比其他任何哲学家更多地意识到复数的人，他有时也忘记了这一点：虽然演出是相同的，因而是令人厌倦的，但一代观众不同于另一代观众；关于始终不变的演出将告诉观众什么东西，新来的观众不可能得出通过传统沿袭下来的结论。　　　　
　　　　如果我们谈论作为所有心理活动的必要条件的精神的退隐，那么我们必然会提出退隐的地点在哪里的问题。我已经在前面长时间地讨论了判断被保留给旁观者的问题，因为我想首先提出最简单和最明显的问题，指出退隐的地点就在我们的普通世界之内，尽管思维能力是自反的。地点在奥林匹亚，在露天剧场逐渐上升的一排一排座位上，这些座位与正在进行的竞技活动被适当地隔开；康德的“未参与的公众”以一种“无私的快乐”，以一种“近似于宗教狂热”的同情密切关注发生在巴黎的事件，参与到18世纪90年代初欧洲的每一个知识分子团体中——虽然康德本人可能正在想象巴黎大街上的人群。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问自己当我们在思维或意愿时我们在哪里——好像我们是被不复存在或尚未存在的事物围绕，被诸如正义、自由、勇敢和完全处于感官经验之外的一般思想之物围绕——那么我们就不能找到这种无可置疑的地点。这是真的，意愿的我早就发现了一个地方，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区域；这种官能在基督纪元的最初几个世纪就已经被发现，它就在我们之内，如果有人想根据内部生活撰写一部内心世界的历史，那么他马上会发现，这部历史与意志的历史是一致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内心世界有它自己的问题，即使人们一致认为灵魂和精神是不同的。但是，意志的特殊自反性有时被认为等同于心灵，几乎始终被当做我们的最深层自我的器官，使这个区域难以被隔离开来。至于思维，当我们在思维时我们在哪里的问题看来已经由柏拉图在《智者篇》中提出《智者篇》（Sophist），254。；柏拉图在确定了智者的藏身地点之后，他承诺也要确定哲学家自己的藏身地点——他在早期对话中已经提到的toposnoētos（理智的地点）《理想国》，517b，《斐德诺篇》（Phaedrus），247c。——但是，他从来没有遵守这个诺言。他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完成智者—政治家—哲学家的三部曲，或者他最终也许认为答案已经隐含在《智者篇》里，他在这篇对话中把智者描述为“在非存在的黑暗中藏身”，“所以人们很难发现他”，“而哲学家之所以难以被发现，是因为他的区域太明亮，多数人的眼睛难以持续地凝视神圣的东西”。《智者篇》，254a—254b。这样的回答确实是《理想国》和洞穴比喻的作者所期望的。


《精神生活·思维》　第二章语言和隐喻（1）

　　　　12。语言和隐喻　　　　
　　　　本身不可见和以不可见事物为对象的心理活动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呈现出来。正如生活在现象世界中显现的生物有一种显现自己的冲动一样，即使在思想上退出现象世界、但仍属于现象世界的有思维能力的生物也有一种说话的冲动，因而也有一种显现因其他原因而不属于显现世界的一部分的东西的冲动。但是，显现需要旁观者的在场，必须以旁观者的在场为前提，而依靠语言的思维并不需要听众，不必以听众为在场前提：与我们的同伴的交流不一定需要有着十分复杂的语法和句法的人类语言。动物的语言——声音、示意动作、身体姿态——足以满足直接的需要，这种需要不仅仅指自我保存和种族保存的需要，而且也指表达灵魂的情绪和感情的需要。　　　　
　　　　不是我们的灵魂，而是我们的精神需要语言。当我在精神和灵魂之间，在我们的理性的思想和我们的情绪器官的感情之间作出一种区分时，参考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我注意到，《论灵魂》中的重要区分在关于语言的精要论著《解释篇》的导论中得到肯定。参见本卷第一章，36—37页。在《解释篇》的开头部分，亚里士多德引用他的《论灵魂》，讨论同样的问题，但在《论灵魂》中的问题不同于在《解释篇》中提出的问题。如果我对文本的解读是正确的，那么亚里士多德可能想到了我在第一章引用的段落，即《论灵魂》，403a5—403a10。我将再次讨论这部著作，因为最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在于logos（语言）的标准不是真或假，而是意义。因此，词语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例如，“半人半马的怪物”这个词（亚里士多德使用“羊—牡鹿”作为例子，这是一种半羊半鹿的动物）“表示某种东西，但如果不加上‘是’或‘不是’，就无所谓真的或假的”。logos是当词语组合在一起时形成句子的话语，句子的意义完全是由于综合（synthēkē）而产生的。本身有意义的词语和思想（noēmata）是相似的（eoiken）。因此，言语虽然始终是“有意义的声音”（phōnēsemantikē），但不一定是一个与真和假（alētheuein和pseudesthai），‘是’和‘不是’有关的陈述或命题（apophantikos）。情况并非始终如此：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祈祷是一种logos，但既不真，也不假。《解释篇》，16a4—17a9。因此，隐含在说话冲动中的是对意义的探索，而不一定是对真理的探索。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语言和思维之间关系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提出优先性的问题；他没有解决思维是语言的起源的问题，好像语言仅仅是我们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没有解决思想来自人是会说话的动物这个事实的问题。无论如何，因为词语——思维的载体——和思想是相似的，所以有思维能力的生物有一种说话的冲动，会说话的生物有一种思维的冲动。　　　　
　　　　在人类的所有需要中，如果没有推理的思维，唯有“理性需要”不能被充分地满足。如果没有已经有意义的词语，如果精神没有通过词语——poreuesthaidialogōn（柏拉图）运作，那么推理的思维是不可想象的。毫无疑义，语言也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过，人需要语言，仅仅是因为人是有思维能力的生物，需要交流他们的思想；思想不是通过交流产生的，但是，如果没有被说出来——在对话中或者有声地，或者无声地说出来——思想就不能产生。因为虽然思维始终是在词语中进行的，但思维不需要听众，正如黑格尔和几乎所有哲学家的观点，认为“哲学是某种孤独的东西”。不是因为人是有思维能力的生物，而是因为人仅仅以复数的形式存在，所以人的理性也需要交流，如果没有交流，它就会迷失方向，正如康德所说的，因为理性确实“不适合于孤立自己，而适合于交流”《人类学的沉思》（ReflexionenzurAnthropologie），no。897，科学院版本，第15卷，392页。。用坎特伯雷的安塞姆的话来说《独白》（Monologion）。，这种无声言语——tacitesecumrationare（无声地自我推理）的活动——最终屈服于在日常现象中呈现给我们的感官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