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医生-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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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只是想说明一点：丰富的临床病例表明，如果方法不恰当的话，‘整容’和‘整人’，其实只差一个字。打算整容的朋友，还是要悠着点儿。
第三部分 生活真相第28节 忍无可忍
我估计，只要是中国的球迷，估计没人不知道维拉潘这个名字。这厮占据亚洲足联秘书长这个职位至少也有十几年了，期间对中国足球百般排挤，不是在各项赛事中动手动脚，就是对犯些小错的中国球员重刑伺候，还经常毫无证据地指责和质疑中国打假球，中国足协多少年来对他也是敢怒不敢言。
维拉潘是个典型的政客，而不适合搞足球，这点地球人都知道，但不光中国，亚洲各国的足协都不敢对他指手划脚，毕竟他报复别人的能力要比管理足球的水平大多了。其实，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类的人在生活中也不占少数。
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听说有一个著名的医院流氓（词义同‘足球流氓’），该人为男性，面目狰狞，性格暴躁，数年来不分昼夜地出没于医院左右，经常制造一些人为的各种事故，以此来获得钞票上的补偿和利益，而且一有各种可以引起争议的蛛丝马迹他便闻讯而至，如果要用两个字来概括他，那便是“垃圾”。
开始时一直久仰其名，未见其人，直到有一天下午，我正在科室里值班，门口进来几个人，为首的是一个抱着脑袋，呈痛苦状的中年男子，另一只手死死地拉着身后的一个满脸无辜的农民，正咬牙切齿地往里走。我刚刚问了一句，就被那人一通怒斥，言必称自己受了重伤，要加急检查，看样子活象是挨了少林寺高僧的一记大力金刚掌。
一通检查下来，没有任何异常。但他还是不依不饶，拽着那个农民不放，非要住院观察治疗。最后，经过双方协商，私下里以五百块钱成交，此事拉倒。因为他们来去匆匆，我也一直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料还没过一个星期，我再次遇到了这名“习惯性受伤”的男子，叫我觉得惊奇的是，这次和上一回的那一幕简直一模一样，如同克隆：该男子在前面一手抱头，一手拉人，身后的肇事者满脸无辜，跌跌撞撞。
在我对整个事件大概猜想差不多时，主任正好走了进来，见到此人后脸色一沉，说道：你怎么又来了？该男子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强词夺理地吵嚷，高呼自己受到重伤，需要诊治。最后，在老主任的协调下，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那时我才知道，他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医院流氓’。
那名男子我一共见过三次。最后一次，是在今年刚开春的一天早上，我们刚刚上班，只见他再次走了进来，照例是以手抱头，但和以往不同的是，身后竟然没人。最后，我们才得知，当他又一次企图制造人为的交通事故时，遇到几个忍无可忍的人，没等他开口说话，便把他狠狠揍了一顿。
我想说的是，不管是维拉潘，还是什么性质的流氓，实在忍无可忍了，就奋起反击好了，该出手时就出手，没什么大不了的。
精子贵贱
有句话叫做“职业不分贵贱”，如果这个论断正确，按照逻辑而言，那么“XX不分贵贱”中，不管“XX”代表什么，也绝对可以成立。在此，我想把它替换成“精子”。
记得在医学院里，总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那些扛尸体标本的，一定得是研究生以上的师兄，当时我不清楚这到底是按照年龄来区分，还是凭借资格来竞争，总之，叫本科级的同学便有些疑惑：难道连搬运尸体的活儿，也得严格按学历高的先来么？后来才知道，在这种脏活累活的配制上，研究生们要听话和懂事多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颇有微词，虽然把这种学习内容安到自己头上，或许谁都不会很乐意，但眼看着那些搬标本的学兄学姐们在人群面前昂首而去，还是有人酸溜溜地提出了“学历面前，人人平等”的质疑。
参加工作之后，在我所供职的医院里，照例有搬运尸体的人员。但和医学院里不同的是，研究生们早已不再享有这项“殊荣”，代替他们的，则是几个专业和医学根本不沾边的人，通常来说，他们的年纪都比较偏长，大多在四十岁左右，没有好好地读过书，社会地位和家庭条件都不怎么好。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他们在医生面前，也大多都毕恭毕敬，仿佛双方的职业贵贱都一目了然，总有种说不出来的自卑和谦让。
叫我感到惊奇的是，有的同样也是搬尸体出身的同事，仅仅因为自己比对方多了一张研究生的文凭证件，便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到了一种优越感和自信心，每每遇到那些把很真诚的笑脸迎上来的搬运工时，总喜欢把头往后一仰，翻出鼻子来叫对方看，我真担心他们把鼻子翻的太靠上时，会暴露出里面不干净的东西来。
据说，现在的世界人口进入了逆淘汰阶段，受教育程度高的生得少，文化素质低的反而都是超生游击队员，人类低品质后代的成分便日益加大。还据说，欧洲的几个国家鼓励高学历的国民多多生育，生得越多，奖励越多，听着像是在培育种马。
但很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控制和安排，有的人不愿意生，总有他的理由，并且现在高学历的人群自愿绝育的比例也越来越高，有鉴于此，那些国家便鼓励高学历的人捐献精子：不愿意生，为了国家和人类留点高质量的精子，总可以吧。于是，“博士两胎”的说法便堂而皇之地走上了桌面。
从医学的角度讲，验证谁比谁的精子更聪明这个话题比较繁琐，鉴于篇幅原因，我就不加赘述，我只是想，假如那些研究生的下一代生下来，也象他们的父辈一样喜欢搞职业歧视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在精子库的门口贴一张偌大的标语：“不管是职业，还是精子，统统不分贵贱。”
真实谎言
但凡在医院工作过的，几乎都有替朋友开病假条的经历。拿我而言，最高记录是一天之内，我曾给十一个人开过病假条。我不知道那天是不是要到各个单位挑人去风沙漫天的内蒙古植树，但真实的情况就是那样，我也不太明白。如果是四个人找我，我还可以理解为是为了一圈麻将，但十几个人一起来，我就得怀疑他们是不是去组队踢足球了。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正是对足球运动疯狂着迷的一段时间，当时的我们风雨无阻，只要天上没下刀子，必定天天早上集合，为了这项贫民的高尚运动，我天天腆着脸皮叫同事替我顶早班，代价，则是夏天的西瓜，冬天的火锅，我大概算了一下，那几年我的工资大部分都花在这上头了。
但那只是换班，好在领导也比较通情达理，只要没耽误正常工作的运转，我们同事之间调换一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我的那些球友们有的就没这么幸运了，如果他们的当班时间正好有正式比赛，就一定得开病假条，不然是决计请不了假的。当然，这个重任自然就落到了我的肩上。于是，几年下来，我的那帮球友们几乎个个都身患疾病：急性痢疾、中毒性肠胃炎、哮喘病发作、顽固性偏头疼、莫名其妙的恶心呕吐……
但这只是一帮孩子毫无恶意的单纯谎言，当不得真。在我为别人开假条的生涯中，还曾遇到过不下十个的奇怪理由，其中有的是为了要挟领导，有的是为了提前退休，甚至有人是为了讹诈别人，理由千奇百怪，条条叫我目瞪口呆。
著名影星成龙早年在电影《精武门》里做替身演员，被李小龙一脚踹飞，从而得到了李小龙的称赞，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在各类影片中演绎了各式英雄，其中最令人啧啧称赞的是，他基本不用替身，凡事亲自出马，不光是李小龙了，所有人都不得不佩服。
但现在的情况是，在我的生活圈子里，别说类似于拍电影的危险动作自己一定不敢上，甚至开个病假条儿，都得动用替身；当然，那些实在来不了的，躺在病床上哼哼的患者不在此之列，我指的是那些比我还精神的，天天红光满面，精力充沛，在替身给他开病假条的时候他正在热火朝天地把自己投身于钓鱼或网球事业中，希望通过病假条偷得“浮生”半日闲，对应该负责的重要工作漫不经心，毫不在乎的家伙们。一句话，他们可真不要脸。
对这些人而言，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臧天朔唱的那句歌词儿：“光长脑子不长脸，还要说他特别烦，我看你TMD就是找煽。”
第三部分 生活真相第29节 号啕大哭
哭泣是宣泄情感最好的方式之一，这句话我听了已经不下数十遍。而且，在我的老师嘴巴里面，号啕大哭还是治疗心灵创伤的有效方法之首，比放声大笑都管用——后来我慢慢琢磨这话，显然是属于废话范畴，没听说过谁心灵受到巨大创伤之后，还能张大嘴巴笑出声来，除非思维已经崩溃了。
看电影，读小说，都是哭泣最好的载体，如果你不希望暗自垂泪而被别人发现后嗤之以鼻的话。拿我来说，读小说我曾哭过三次，看电影正好也是三次，例如“袭击”了N代人的《妈妈，再爱我一次》，通过那个台湾的小男孩儿，我才知道我是有多么地脆弱，居然到最后把头哭得一点一点的，还差点背过气去。
当然，别人也比我强不到哪儿去，一个彪形大汉般的同学，在走进电影院之前宣称自己“流血流汗，决不流泪”，还跟我们打赌，输了请吃冰棍儿，结果开演之后，还没等高潮来临，他已经蜷在椅子上哭成半死，象路边的野花一样柔弱。最后，我们一帮小孩儿脸上挂着泪痕，兴高采烈地排成一溜地站在电影院前的冷饮小摊上狂吃赢来的冰棍儿，一个个吃的肚皮滚圆，到了最后，那名赌输的“野花同学”把最后一口绿豆冰塞到嘴里，抽泣着告诉我们：“我没带钱……”
那是我于电影生涯中号啕大哭的头一次。至此之后，虽然还有几次哭泣叫我无法忘怀，但都没有那次哭得畅快，因为前后左右都是痛哭的声音，满场全部嚎啕一片，就连查票的大爷握着的手电筒，射出来的也是闪烁的泪花。在那种情况下，你根本不必考虑别人会怎么看，怎么想，怎么办，你只需要把全身的精力都集中到号啕大哭上来，像任贤齐那首歌一样：哭个痛快。
事实证明，哭泣确实是最好的宣泄渠道，通常来说，也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要比流泪更加畅快淋漓。但大量的生活素材显示，在解决某些事情的过程中，号啕大哭还能成为一种有力的制胜法宝，特别是在比较难办的交涉之中，哭天喊地显得更加尤为重要。
去年的这个时候，医院来了一个被摩托车撞伤的男子，拍了片子之后也没什么问题，只是擦破些外表的皮肤，按理说这只是一起很小的交通意外，通常来讲，在伤者没有什么大碍的情况下，双方只需要简单的交涉便可以结束此事。
但伤者却一直不依不饶，唯一的理由就是肇事者当时想溜。于是，几个人开始了无休止的谈判，纵使那个肇事的小伙子怎么赔礼道歉，对方还是冷面一张。就在这时，一个中年妇女，也就是那个肇事者的母亲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