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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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鼓吹的武斗，搅得全国不得安宁，这样下去怎么能不出问题呢？你好好想一想，你们之所以到了这个局面，除了华国锋是出自于自己的利益和私有目的外，其余的人都是出自对你们的痛恨。这个教训难道不应该仔细的反思吗？”监管人员看到张春桥只是自己在监房里散步，忍不住对他说。
这倒勾思起了张春桥过去的往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张春桥陪同周恩来、陈伯达和江青等人参加“首都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的时候，江青在讲话中宣布解散“西城区纠察队”等镇压革命的非法组织的时候说：“这一小撮坏人大搞武斗，打人、抄家，是法律所不能容忍的。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有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因此，对于社会上的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破坏革命的一小撮坏人，就是要坚决地施行专政和镇压。”
张春桥也说：“凡是搞武斗的人，都是要隐瞒他们的反革命目的的人。真正光明正大的人是不会搞那些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坏事的。”
第二天，即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和张春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为夺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胜利誓师大会”上讲话时，江青再次说：“敌人是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有各色各样的代表人物，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特别是一些反革命的幕后人物，我们必须要高度注意。他们煽动武斗来要挟我们，用武斗这种形势来镇压造反派，这是当前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走资派玩弄的花招。我们必须揭露。”
张春桥在会上也说：“敌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有选择武斗才能挽救他们失败的下场。其实，这也只能是他们的垂死挣扎而已。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这类社会现象进行阶级的分析。绝对不能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阴谋得逞。”
正是他们为了粉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阴谋，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研究，他们制定了一九六六年的《六•；六通令》。张春桥记得。他当时在上海宣读那个通令的时候，特意讲道：“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保护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正常进行，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混水摸鱼，乘机捣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颁发了‘六•；六通令’，要求对抢夺、窃取、破坏国家设备；侵占、砸抢、
第二十章 他拿起了笔 要写什么呢？
张春桥发现连续几天，怎么一下子看不见报纸了。他向监管员问道：“为什么没有报纸送来？”监管员说：“现在对你们两案的审判期间，为了防止你们串供，根据上面的指示，暂停你们的报纸供应。”
张春桥冷冷地说：“简直是煞有介事，好像谁把他们还当一回事！”
经过医生的检查，张春桥在这几天里血压正常，没有什么不良的反映。“我心里很坦然，并没有做任何的坏事，我的血压当然正常。”张春桥这样解释。
这时，从外面的广播里传来了这样的声音：“起诉书指控被告张春桥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同江青一起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在十年的内乱中，张春桥是向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夺权的肇事者和自始至终的煽动者、策划者，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张春桥认为这是监狱故意对他实行的心理战，目的是摧垮他的精神防线，使他在法庭上低头认罪，或者挫伤他自傲自尊的威风。
他记得，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不管是刘少奇、邓小平，还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的人们，无一例外地都曾经写过检查和交代，向革命人民低头认罪。而现在，只有自己能够在强大的压力下，坚持着当初的路线和原则。这种气节是任何政治家们都将为之叹服的。自己给所有的革命者都应该树立一个榜样！他这样想到。
他想起，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在亿万革命群众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声讨中，在中共中央的严词责令下，刘少奇不得不向北京建工学院的红卫兵交出了他的《认罪书》。当时，张春桥就对上海的革命造反派说：“刘少奇认罪，一方面是我们的胜利，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刘少奇不甘心失败的表示。他认罪是假，反扑是真。他的检查一出笼，就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批判。希望我们的上海拿出真正过硬的东西来。”
他认为，在政治斗争中，对方让你写检查，从来都是要把你置于死地的一种策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向自己的对手写了检查，就等于给了人家自己的把柄。将来就是再翻案，也不是那么光彩的。比如邓小平就算再有本事，他也不能否认了他曾经向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写过检查的真实性，翻自己的案。除了证明自己在当年就不老实，就在耍两面派以外，再不能证明别的任何问题。他抱着这样的观点，他从一开始就拒绝了任何形式的低头或认错，所以就更别提什么认罪了……
“张春桥，你在法庭上不讲话，是不是有点失算呢？”监管员突然进来问他。
张春桥多年来养成一种习惯，他对自己并不熟悉的人从来不交心。一直处于一种冠冕堂皇的应付之中。他具有一种草原上的豺狼般的天性，做事往往有点神秘而又单独行动的特色，并且他所干的事情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伪装，很少留下什么证据。这就给他的性格更加涂上了一层令人琢磨不透的感觉。自从他被捕以后，专案组的人或者两案办公室的审案员，以及后来的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人，都千方百计地想撬开张春桥的嘴，想从他的嘴里挖出点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来。然而，他们全部失败了。
张春桥对自己的过去和对于他所干过的事情，此刻统统守口如瓶。他的沉默和对一切都置之不理的态度，使多少人伤透了心。这天，张春桥突然提出要些纸和一支笔，使监管员立刻作为一件大事报了上去。
“张春桥要笔和纸了，他要在最后的审判时给我们一个袭击，发表辩护词了。”审判委员会的法官们迅速作出了判断。别看他不讲话的时候，他们希望他开口，但是一旦他真正要讲话的时候，他们的神经一个个都绷紧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他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此人是极其不好对付的一个顽凶。当人们的目光对准了费孝通的时候，这位著名的学者和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人动开了脑筋。
是的，张春桥认为是江青在政治舞台上时间较长的伙伴，也是她最为亲信的军师。他们四个人的倒台，张春桥是认真地研究了他们的教训的。这四年来，他一定考虑了许多的问题。从他的缄口不言来看，他是最为掌握核心机密的人，也是这个反革命集团最重要的核心人物。费孝通这样认为，张春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曾经是中央最高领导成员的政治家，他采取了沉默的选择，肯定是经过了痛苦也是他以为最好的决策的。首先他要顾全面子，其次他知道一旦开口，就必然要把许多的内幕揭开，这正是他不愿意的。他宁肯把一个又一个的阵迹留给历史学家或广大的人民群众，也不愿意把答案公布在他被捕后的法庭上。所以，从预审开始．他就拒不回答问题。送达起诉书他不接受，律师也不要。有人说：“长时间的沉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在闭口几年之后，就会丧失了语言的功能。从这一点看，也能知道张春桥在政治上的毅力和他对他的信仰的坚定。”
作为法官，费孝通研究了张春桥的十六条属于他的罪状，认定了他触犯的刑律。
一九六七年一月，张春桥说：“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五年，张春桥多次宣称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他伙同江青等人进行了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大量活动。对此，有人曾经提出了疑问：’既张春桥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为什么在他公开讲话里，包括他在文革中接见群众组织或各种大会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流露呢？为什么连群众组织印制的材料里也不见这四个字的片言片语呢？”费孝通是这样解释的：“他也知道这句话提得过分，所以他只是对他的同伙或者亲信讲这类的话，真正在大庭广众下，他对这几个字是封锁得很严的。”
这种不管科学与否，在法庭是作了认可的。至于张春桥的其他罪行，如：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八日，张春桥为了夺取上海市的领导权，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了九十一人。费孝通记得，当年这笔帐是记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曹荻秋头上的。现在，物归原主，还到张春桥的身上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张春桥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拘捕了三百八十八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张春桥单独召见蒯大富，首先在全国刮起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狂风。
在张春桥的指使和策动下，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上海市十二名领导人分别被扣上“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等等罪名，遭到批斗。曹荻秋、金钟华被迫害致死。
张春桥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干部群众，诬陷华东地区领导干部在长江以南搞一个地下武装，密谋兵变。
一九七六年，张春桥、江青、王洪文和姚文元在全国制造动乱。同年三月，张春桥伙同马天水、徐景贤在上海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诬陷重新站出来的干部是“从民主派变为走资派”，是他们所谓革命的对象。
张春桥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费孝通在审判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对张春桥的这些犯罪事实，我作了仔细的推敲，认为条条都够格，件件都是证据确凿，能够经得起任何历史时期的鉴证，保证不会冤枉了这个人。张春桥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所以。对他的判罪，要从重从严。”
“现在，张春桥要纸和笔，你能估计到他会从哪些方面进行辩护吗？”有人问。
费孝通说：“张春桥辩护，无非是那些老话，即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毛主席的身上，说他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等等。除了这样，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从一些证据来看不排除他在许多的场合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干坏事的。这同毛主席没有任何的责任。我非常同意党中央一再强调的，审判这些人要和毛主席的错误严格地区别开来。不能让他们把他们的罪行推到毛主席的身上……”
消息传到了审判委员会领导小组会上，彭真马上作出了指示：
“我就预料到张春桥会对我们搞突然袭击的。”他的神情很严肃，“对张春桥的活动，一定要来回控制。他几年不讲话，既然开口，就会讲出他的水平来的。我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