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评 选集-第1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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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几户贫苦农民联合起来生产自救，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
革命使农村社会趋向中农化，同时也出现了共同的贫困化和严重的
发展困难。著者指出50 年代初期富农剥削并未增加，这与早些年国内学
者的研究是一致的。＇18＇可是，革命的政治冲击使得许多农村干部对再度
分化十分恐惧，希望尽快兑现革命时期许诺的平等理想，在华北老区首
先出现所谓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是丝毫也不奇怪的。虽然刘少奇提出
了自己的意见，＇19＇但来自农村下层的最激进的要求显然是与上层的工业
化战略相一致的，对耿长锁等人苏联之行的大规模诱人宣传，可以说反
映了此种现象的一个侧面。＇20＇著者在书中花费了大量笔墨强调，革命后
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并未给贫苦农民带来富裕，其结果不但与贫苦农
民的朴素愿望相左，也是革命领袖们始料不及的。河北省的粮食生产在
1954 年出现大滑坡，以后较长一段时间也未能恢复，饶阳县有半数家庭
在合作化运动中遭受损失，即使是五公村这样一个由国家大力扶持的模
范典型，其机械化程度，特别是农民生活的改善程度，也是十分有限的。
革命后的中国，虽然物质财富相当贫乏，但革命却留下了十分宝贵
的发展条件。除了革命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的组
织化，高度的爱国主义凝聚力，以及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
会主义道路的愿望和信心，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有利条
件，本该成为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是，这种政治优势和组织资源被滥用
和浪费了，结果是十分令人痛心的。
后革命时期的范式转换
Duara 称《乡村》的出版为英语著作中关于中国农村政治生活与中国
革命研究的一个里程碑。＇21＇事实也的确如此，该书结论纵括了西方学者
近年来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该书获得了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奖。很自然，
该书也受到各方面不同观点的批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Arif Dirlik 的
批评，他把《乡村》一书的出版，作为当前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范式危机
的典型。＇22＇
果真存在所谓的范式危机吗？前几年Philip Huang 提出了中国经济
史研究的范式危机问题，＇23＇国内学术界已经对此进行了一些讨论，现在
Dirlik 又提出中国革命史研究面临范式危机的挑战，其实两者都反映着
现实世界大变革情况下的范式转换问题。诚然，研究过程中的“范式”
现象是存在的，但是近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那些称得上严肃
的研究成果，很难说就属于某种固定的“范式”，解释模式的新旧转换
可能并不如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也不会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因此范式
危机的结论也是失之全面的。保持适度的危机感是正常的，这是从事科
学研究必要的刺激源，但也没有理由打乱或者放弃有良好计划的常规研
究。
《乡村》一书中对于中国革命的解释，较之著者早期的研究成果有
了较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非主要由“范式”造成。少数有可能在50、
60 年代到中国实地访问的有经验的西方记者，尽管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对中国革命的结果是充满信心的，这不仅在于
他们了解曾经处于战争动乱中的悲惨中国，而且还在于他们发现大跃
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真正动力还是来源于基层社会。＇24＇日转星移，《乡
村》著者在10 多年的调查中，普通干部和农民对革命后的生活感受和他
们对革命、尤其是建国后政治运动的看法，都可能给著者留下深刻的印
象，尽管农民个人对生活的理解还不足以解释革命的全部命运。应该看
到，中国学者也在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罗荣渠在他的《现代化新论》一
书中探讨了以生产力为解释社会发展历史轴心的问题，以为政治革命是
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起步上有别于早期的西欧“现代化”
进程的一个重大特点，是整个进程中的一个短暂时期。＇25＇
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革命时，大都承认帝国主义侵
略、经济衰退、政治腐败为革命的推动力，但并不是依据经典的社会内
部的阶级斗争理论解释革命，这种现象既有中国革命自身特点的因素，
同时也是从革命后的发展着眼的。Johnson 在使用民族主义为主因进行分
析时，将中国共产党为何会在江西失败归之于“文化上的障碍”＇26＇，传
统文化严重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并且造成精英与农民之间的巨大隔
阂。这种解释广泛流行。Duara 的“权力的文化关系”＇27＇和PhilipHuang
的“过密化”理论，就是从两个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国家与社会，
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农民，精英与农民等分析模式被大量使用，研究对
象也扩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基层社会研究和经济史的研究。这
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在中国国内，史学在失去作为政治附庸的“显学”
地位之后，曾出现史学危机的感叹，但近年来大量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
就足以说明，就史学自身而言，并不存在什么危机，需要的只是材料的
发掘整理以及克服研究的浅薄。
《乡村》一书的最大不足并不是著者试图拿新的范式或概念解释中
国革命，而是在于转换的过程中，实际上并未能够脱去模式的生搬硬套。
该书所提出的焦点问题和分析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另一种“挑
战——应战”模式，或者说是将外部挑战——中国回应的近代中国发展
模式，换成了中国社会内部的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引导动员——回应行
动”的社会运动模式。从中国内部去寻找变因，这是史学研究进步的表
现，但是，使用外在的导入与消极的反应解释中国革命发生在广大农村
这一事实，难免牵强附会。《剑桥中国民国史》就使用了这样的分析模
式，＇28＇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模式之间的联系。
无可置疑，国家干预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推动力量，而且
越来越重要，因而具有强制作用的国家行为就会形成与社会的隔阂，中
国近代历史尤其如此。然而，生硬的模式化分析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就是把分析对象的对立绝对化，由精英与农民的隔阂推演到国家与社
会的隔阂，从而强调传统文化和经济制度的特殊性，再进一步便是推论
革命与新制度的合理性，＇29＇这仍然是站在中国外部观察的结果。著者在
对中国农村进行了一番认真调查之后，却延袭了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是
“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关系中并存的进步开放倾向和原教旨主义倾向”的
矛盾斗争的陈旧观点，＇30＇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为了与现代化发展的问题相衔接，《乡村》著者选择税收制度和市
场问题为分析核心，取代了传统的帝国主义与阶级斗争问题，这多少又
回到了暴力的土地改革是否必要的旧问题。中国近代以来的土地问题主
要包括土地占有不均和土地利用不足两方面，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完全必
要的。至少如何进行土地改革，大致有“买去”地主、“税去”地主、
“踢去”地主三途，完全的“买去”在中国没有此种经济实力，中国共
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使用的是暴力没收的“踢去”，而孙中山则主
张的是以“税去”为主的、辅之以政府收买和减租减息的办法。抗战时
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地中的税制改革和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实际上是类
似后一种办法的成功尝试，但是在战时条件下，税收和市场的某些变化，
并不能促使生产发展和市场繁荣，当然也就无力解释中国革命的一些重
要特征。中国的农村革命有外部导入的因素，领导者的失误也是革命曲
折发展的重要原因，可最根本的因素仍要从农村社会内部去寻找。事实
上，想要以一个村庄的调查来说明整个国家的变化根由，是著者难以胜
任的，反而削弱了把握那些在表象背后看不见的联系的能力，Duara 在书
评中提出的该书对农村中最基本的问题分析不足的批评是公允的。
范式转换是历史发展给历史研究提出新问题时的必然反映，而且是
一个较长过程之中才能完成的任务，它取决于新的材料、新的视角、刻
苦的工作以及正常的学术空气。就《乡村》一书而言，赞扬与批评的意
见，都要求在转换过程中必须遵守一些原则。我们认为，从目前国内外
研究的状况观察，主要有两点：（1）不能简单地使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
的标准，解释中国近现代化历史；或者实际上站在西方标准之上来观察
中国的特殊性，用传统文化决定论，以及更为狭隘的权力斗争论解释迟
滞中国发展的历史原因。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史学理论、视角、方法的
大量引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国内的学术研究，但是在基础研究还十分
薄弱的情况下，缺乏严肃批判的抄袭、套用现象并不在少数，这自然无
助于对历史的准确解释；（2）不能用割断历史的办法解释历史，否定过
去的现象是错误的。当代中国史学中否定过去的现象，通常只是表明了
史学只不过是政治的附庸。历史发展的轨迹不可能是简单的直线运动，
当史学家站在今天的基点上观察历史时，眼前所展现的应该是一个连续
发展的结果，而不应只有断裂或空白。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都表明，由一场激烈的政治革
命到和平建设，其主要任务与运作形式的转换往往是十分困难的，难免
会有曲折和挫折。目前，中国学者已经有条件着手进行更深入的社会基
础研究工作，与西方学者相比，国家干预及市场问题只是在不长时间以
前才成为热点，诸如民主主义、平民社会构成、基层组织的社会学人类
学分析等问题还都停留在表象认识上，还没有真正从正面讨论革命问
题。因此，《乡村》一书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
《乡村》著者为力求学术研究的严肃性，故结论的语言是批判性的，
但绝不是悲观的。著者肯定了革命对农村发展的改造作用，论述了建国
以来农村中生产、技术、教育的进步，也看到了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解决
中国农村问题的希望端倪。全书借用鲁迅散文《过客》中的迷失过客的
形象为结尾，尽管历经艰难，步履跄踉而又前途莫测，但却仍然义无反
顾的前进！前进！＇31＇不懈地探寻那前人未曾走过的、变革中国同时又保
留中国特征的、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这就是中国的脊梁。Fried…man
教授等人近来又开始了对其研究的追踪调查，以完成继革命之后中国改
革巨变的续篇，我们期待着更为准确更具启迪的力作早日问世。
注释
＇1＇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Mark Selden with Kay Ann Johnson，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参见Kathleen Martford and S。M。Goldstein编著的前言，Single Sparks：China’sRural Revolut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