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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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从教育学的角度着眼，如果试图培养出超越钱钟书的学术人才，就应该回到当年清华外文系的办学模式，并努力营造出“会通古今中西”的学术风气。（58）


第二章　“新旧中西子竞通”：钱钟书的知识修养第11节　视通中西的知识修养及其反思（1）

　　　　1、视通中西的知识修养　　　　
　　　　有学者在谈到对《谈艺录》一书的阅读经验时，作过这样一番议论：　　　　
　　　　“《谈艺录》的读者，至少唐宋明清公认的大诗人都读过一些，《沧浪诗话》、《瓯北诗话》、《随园诗话》等巨型诗话也都涉猎过，如能读过柏拉图、亚理斯多德、中世纪、文艺复兴期、近代西洋批评名著更好，否则读起来可能不得要领，徒见钱钟书广征博引，卖弄学问，而看不到他论诗精深之处。”（59）　　　　
　　　　这番话显然非潜研《谈艺录》（60）并深得个中滋味者所不能道。它从阅读者的视角揭示了《谈艺录》作者兼涉唐以来诗作诗论与西洋历代文学批评名著的广博学识。　　　　
　　　　其实，纵观钱钟书的多数学术著作，从《谈艺录》、《谈艺录（补订本）》、《宋诗选注》（61）、《七缀集》到钱钟书总结一生所学的大书《管锥编》，无一不显示出其视通中西的学术视野和知识修养。甚至阅读钱钟书的小说如《围城》、《灵感》、《猫》以及散文《一个偏见》、《论快乐》、《释文盲》、《谈交友》等，若无一定的中西学素养，对其中某些情节的诙谐处和某些议论的“精深处”，也很难领会。如《围城》中曹元朗为其所谓“新古典主义”诗风作辩解的情节以及董斜川以“陵谷山原”等地理名词来概括唐以后大诗人的情节（62），阅读者若无关于西方“新古典主义”或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常识，便多半非但不能领会这些情节的妙趣，反而会嫌钱钟书“卖弄学问”。又如《释文盲》一文中对清代“朴学”及西方“印象主义”文评不重“审美价值”之“鉴别”的批评（63），阅读者若无相关背景知识，也多半无法意识到其深层的学术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钱钟书并非仅限于“中西文学兼优”（64），也并非仅对中西方的文学文论有兼通的了解，他同时还对中西方的各种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如哲学、史学、心理学、法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等等有广泛涉猎（65）。这在《管锥编》这部五卷本的大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该书不完全是文学研究性质的著作，而寓有中西文化比较及对中国文化作整体批判之意，其学术视野比早期的《谈艺录》更为宽广，理论抱负也更为宏大，但其治学重心仍在“谈艺”（66）。不难发现，《管锥编》一书主要着眼于从横贯经史子集的传统典籍中抉发“文心”、“诗心”，并有意识地广泛援引包括文学文论在内的西方各人文领域中的“观念”和“材料”作为参证，这无疑是在中西互证这一更高的层次上显现了“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治学风格，也实践了他本人关于各“人文学科”应相互贯通的理念。（67）　　　　
　　　　具体论之，《管锥编》所评注的十部典籍中，经部有《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部有《史记会注考证》；子部有《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集部有《楚辞洪兴祖补证》、《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而该书所征引的西方文献，就所涉及的学科而言，涵盖了包括文史哲在内的众多人文－社会学科。如史学方面，有塔西陀的《编年史》、吉朋的《罗马帝国兴衰史》、柯林伍德的《历史的的观念》等；哲学方面，有亚理斯多德的《形而上学》，黑格尔的《逻辑学》、《精神现象学》，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等；伦理学（68）方面，有亚里斯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等；心理学方面，有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引论》、《释梦》，威廉•；詹姆士（斯）的《心理学原理》等；法学方面，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宗教学方面，有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奥托的《神圣的观念》等；文化人类学方面，有弗雷泽的《〈旧约〉中的民俗》、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等。　　　　
　　　　至于文论（文艺理论与批评）方面，自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西塞罗的《论雄辩》，到布瓦洛的《诗的艺术》、莱辛的《拉奥孔》、黑格尔的《美学》、蒲伯的《论批评》、雪莱的《为诗一辩》，直至克罗奇的《诗学》、鲍桑葵的《美学史》、弗莱的《批评的解剖》、T。S。艾略特的《批评的批评》、瑞恰慈等的《意义的意义》及韦勒克的《现代批评史》等，几乎整个西方文论史上的名著都在《管锥编》及其它钱著中有所涉及。而文学方面，从古希腊悲剧、荷马史诗、恒（维）吉尔史诗，到莎士比亚戏剧、蒙田随笔、但丁《神曲》、歌德《浮士德》、密尔敦　（弥尔顿）《失乐园》、西（塞）万提斯《堂•；吉珂德》、拜伦《唐璜》、斯威佛特《海外轩渠录》（《格列佛旅行记》），直至西方“现代派”代表作家波德莱尔的诗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一部西方文学史上的名篇佳制几乎尽在钱钟书的征引、参印之列。钱钟书尝谓：“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69）诚非虚言。　　　　
　　　　从以上关于钱钟书西学知识背景的介绍中，显然还可以看出，钱钟书对西学的了解，除了跨越各人文－社会学科界限而外，同时还体现出纵贯古今的特征。其“国学”修养亦然。以《谈艺录》、《管锥编》所显示的“国学”知识背景为例。前者从分析“诗分唐宋”开始，由唐李贺宋黄庭坚历述而下直至清袁枚以及近代的龚自珍王国维，论述基本范围在宋至清。而后者从论述“易之三名”开始，由《周易》、《毛诗》、《左传》历述而下，直至承《全唐文》而编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论述基本范围在先秦至唐。这就意味着，《谈艺录》、《管锥编》的基本论述范围，贯通了一部中国文学史和文论史，这一事实无疑相当明确地反映了钱钟书纵贯古今的“国学”修养。　　　　
　　　　2、“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　　　　
　　　　上文介绍了钱钟书对中西学的广泛了解，并提到了他对“西方的大经大典”（人文－社科方面）及“宋以后的集部”几乎“无不过目”的情况。这难免会让人产生一个疑问：钱钟书所学如此庞杂，就算他勤勉过人，记忆力过人，他是否真有可能将其所学悉数吸收消化，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博闻强记”的水准？借用钱钟书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否仅仅是个“参考书式的多闻者”（70）？　　　　
　　　　在回答上述疑问之前，不妨先从学理上审视一下“博闻强记”之与学问之道的关系。对此，钱钟书有过深入思考。他明确提出，以“记诵广博”也就是“博闻强记”为特征的“多闻之学”不等于真学问，而“参考书式的多闻者”也绝非“大学问家”。（71）在他看来，“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是你所学不会，学不到的。”（72）而“反过来说，一个参考书式的多闻者（章实斋所谓横通），无论记诵如何广博，你总能把他吸收到一干二净。”（73）按照钱钟书的意思，对一名学者而言，仅拥有“丰富”的知识尚不足以登堂入室，他只有将其所学跟“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也就是在“丰富的数量”而外，添上“个别的性质”，才能被视为真有“学问”，也才能和“参考书式的多闻者”真正区别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钱钟书在提到“参考书式的多闻者”时，把它与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谓“横通”的提法相比拟。其实，按照章氏本人的记述，“横通”这一说法系由当时的一位学者周兰坡所提出。周氏用它来指称“习闻清言名论”而“根底浅陋”、“胸无智珠”，又喜“道听途说”的“贩书”、“藏书”、“刻书”者之流。（74）章学诚以为“其言奇而确”，因而予以申论，并以之与“通人”这一提法相对照：　　　　
　　　　“通人之名，不可以概拟也，有专门之精，有兼览之博。各有其不可易，易则不能为良；各有其不可谋，谋则不能为益。然通之为名，盖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然亦有不可四冲八达，不可达于大道；而亦不得不谓之通，是谓横通。横通之于通人，同而异，近而远，合而离。”（75）　　　　
　　　　由这段论述可见，对章氏而言，“通人”未必博学，其“心之所识”也可能较“偏狭”，却必定“可以达于大道”，也即有所参透而获得真知（“达于大道”）。而“横通”之人，如周氏所谓“贩书”、“藏书”、“刻书”者之流，虽因“习闻清言名论”而所知甚广，因而“不得不谓之通”，但由于“根底浅陋”、“胸无智珠”而无法将所知融会贯通（“四冲八达”），并有所发明。显然，钱钟书所谓“参考书式的多闻者”，的确类乎章氏所谓“横通”之人，他们见闻甚广，所知甚多，但却没有基于个人的性情、理解而有所去取、有所融贯，用钱钟书的原话来说，他们未曾使所知的每一个“琐细事实”都在自身心血的滋养下添上“个别的性质”、长出“神经和脉络”，进而与自我的心智形成不可割裂的有机联系。　　　　
　　　　不难发现，钱钟书特别强调吸收知识时应注重个人的特性。而在谈到对“西学”的接受时，他更是明诏大号地提出了“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这一宣言式的观点。他形象地比喻说，接受“西学”就如“啖鱼肉”，“正当融为津液，使异物与我同体”，以收“生肌补气”之效。（76）以此认识为前提，他对清末民初以提倡“诗界革命”著称的诗人黄遵宪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黄氏未能如王国维一般对“西学义谛”深有解会，却喜“掎摭”（犹言牵扯）西方“声光电化诸学”，以“点缀”其诗，以致诗中所显露的“西学”知识，只如“眼中之金屑”，而非“水中之盐味”。（77）也即，黄氏未能将“西学”“见闻”化为“性灵”，融入诗作。　　　　
　　　　回过头来审视钱钟书本人的“知识修养”，可以肯定的说，钱钟书绝非“根底浅陋”、“道听途说”的“横通”之人，他对知识的吸收往往基于个人的性情、理解而有所去取，有所融通，并非仅仅停留在“博闻强记”的水准，因此，他虽因“兼览之博”而有“多闻”的一面，却与只知“记诵”而不善消化的“参考书式的多闻者”不可同日而语。至于他是否已将庞杂所学悉数消化，则显然应在对其学术成果作了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之后，才能予以客观公正的回答。而以钱氏学术之博大，目前下结论还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