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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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4，你认为二元论很有魅力，“天人合一”则不利于思想超越。这个值得商榷。首先；“天人合一”从逻辑上来说也是以二元区分为前提的，只不过以对立统一为最终取向罢了。这一认识取向可说是《周易》的思想基础；该书考察宇宙形成、自然变化、人事吉凶（可统摄当代的文化冲突；文明冲突等论题）、人文化生，无不以阴阳二元的对立互动为其认识论依据。至于你说二元论利于思想超越而天人合一不利于思想超越，我想你的意思是说，西方的思想发展是“断裂”式的，中国的思想发展是“阐释”式的，一个是彻底打倒前人；所以可以言超越，一个只是祖述先圣略有变化而已，所以不可以言超越。照我的想法，“断裂”也好，“阐释”也好；都存在着超越的可能。附带说一点；当前新兴的“生态伦理学”（反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与自然互为主体）非常合于“天人合一”的观念，这多少也表明了我们自家老祖宗某些思想的超越性、超前性或普世性，而且也凸显了回溯经典的意义。
至于你说近代中国人文鼎盛、思想争鸣和西方文化的强悍冲击总有一定关系，西方和东方的二元关系肯定能够促进我们的思想超越，所以你对自家老祖宗的遗产并不死心。此说甚中肯，比较文学的基本取向之一就是在东西二元的对话互动中创生新的理论或建构“共同诗学”，这自然是“思想超越”的具体呈现。照我这个门外汉的想法，国际政治学领域大概也有个如何会通中西以求新变的问题，也许彼此可以相互借鉴，并为“打通”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积累经验。
（甲：本书作者；乙：张胜军，北大国际政治学博士）
第八章 变迁的张力：钱学启示录（2）第42节 对话：大同新梦与全球伦理（1）
甲：钱钟书的文化立场与学术思路的一个经典表述就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这一观点的实质就是不同类型的文化、不同风格的学术均有相通性。某种普世原则如“全球伦理”的建构或确立之所以可能，就取决于异质文化之间的相通性，及作为深层决定因素的人性相通性。此外，“全球伦理”的诉求也不能只停留在人文精神的反思上，而必须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这就要求人文学者与社科学者在“道术未裂”的前提下进行对话与合作，否则，“全球伦理”就不可能从大同新梦转化为“有约束性的价值观”。
1993年，来自世界各地的6500名宗教界领袖、神学家及其它人士汇聚“罪恶之都”芝加哥，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宗教大会。大会在最后一天公布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该宣言宣称，呼吁建立一种“全球伦理”的基本理由是，我们这个世界正处于苦难之中，而各种难以历数而又深刻的当代人类苦难之根源或症结之一，乃是当代人类的道德危机。如果我们还存有一种“人类家庭”的道德意识，那么，就全人类而言，这种道德危机之深刻已经足以使我们认识到，“没有新的全球伦理，便没有新的全球秩序”。这一宣言显然是在告诉那些自以为能够主宰全球政局或发展趋势的政客、军人和金融大亨们，世界秩序的重建也离不开人文的参与和道德秩序的重建。这和亨廷顿于同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思路上有一致的地方。亨廷顿在他的后冷战思考中把“文化认同”列为国际冲突的根源之一，这其实也是把世界秩序的重建和一些软性因素挂上了钩，并从学理上为国际政治研究与人文思考的整合提供了一个范例。
当前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这一命题其实不过是早期“世界政府”理想的新版亮相。由于生态危机、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危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一国政权的掌控范围，也由于人道主义灾难、大规模杀伤武器、反人类罪等新涌现的“罪名”对民族国家主权合法性的挑战，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全球治理”模式便成了世界秩序重建的向度之一。我觉得，对“全球治理”的思考理应和“全球伦理”的诉求相会通，而 “全球治理”模式的建构也应该以基于人类公共理性和共享性价值观念的“全球伦理”为价值引导。
按照《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的定义，全球伦理并不是指一种全球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指超越一切现存宗教的一种单一的统一的宗教，更不是指用一种宗教来支配所有的宗教，而是指“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这样一种“全球伦理”的诉求无疑是相当低调的，因为它没有强加于人的意味，没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没有建构话语霸权的企图，也没有过高的道德预期，它只是着眼于寻找那些为各文化圈内的人群所广泛认同的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并以之为国际关系及世界秩序的重建所应遵循的准则。这样一种以“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为前提的全球性伦理规范确实可以说是“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它是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普遍主义的奇妙结合，体现出通过多元文化对话寻求普世原则以消弭争端、推动发展的良好愿望。
从现实功能来看，把全球伦理定位为一种底线原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越是低调、越是符合人情之常的伦理要求，也就越具有可行性或可操作性。为什幺 “存天理、灭人欲”、“大公无私”之类道德指令不但收不到预期的正人心、移风俗的效果，反而还助长了伪善之风？道理很简单，这类道德指令没有正视人性的复杂性，对人类克服自身弱点的能力有一种盲目的乐观，因而带有道德乌托邦的色彩，也就很难转化为广泛而自觉的实践。而无法转化为广泛而自觉的实践的伦理规范或道德指令，无论笼罩着多么神圣的光环，也无助于世界秩序的重建。
我觉得，伦理的应用可以区分为实用型和自足型两类。自足型伦理的特征是以实现道德理想本身为目的，古人所谓 “慎独”、“独善其身”，其实说得就是伦理应用的自足性。实用型伦理的特征是以维护社会的有效运作或重建社会秩序为目的，道德规范实质上只是一种工具而已。比如，当今中国商界急切呼吁“诚信”德性的复归，这并不意味着唯利是图的商人们开始推崇道德理想了，只不过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运营体制中如果没有“诚信”德性的保障，往往会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德也可以成为一种商业手段，或一种生产力。此外，在这一个案中，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辨”和西方传统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之辨似乎同时失了效，因为义和利、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似乎交叠在了一起，难分彼此。其实这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因为在这一个案中，义和利、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看似合而为一，但义只是利的工具，价值理性也只是服务于工具理性。因此，经济学与伦理的关联也就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以“义”为目的，如经济学家应该有人文精神云云，一是以“义”为手段，如经商应该讲信义之类。
很显然，以建构“新的全球秩序”为目标的“全球伦理”如果要切实地发挥作用，就必须首先是一种实用型伦理，否则就不过是一个全球性的道德乌托邦，好看但不中用。换句话说，“全球伦理”不能停留于“独善其身”式的自足层面，而必须发挥其促成全球良性互动的实际功效。而全球伦理欲发挥其实际功效，确实应以“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为前提。
孔汉思等宗教伦理学家把那些人类共享的道德原则、规范和理念称为“金规则”（golden rules），并指出，这些传统的伦理金规既是人类社会共有的长期有效的“不可取消的和无条件的规则”，也是当代人类建立全球伦理的共同道德资源。比如，孔子认为可以终身行之的伦理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就可以在全球各大主要宗教中找到相应的表达。《圣经》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伊斯兰教圣训说，“你们当中，谁若不想要兄弟得到他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谁就不是信徒”；佛经说，“在我为不喜不悦者，在人亦如是，我何能以己之不喜不悦加诸他人”。这些相似的伦理戒律表明了人性的相通性，也表明了惟有切中普遍人性的伦理戒律才具有普世性，也才能转化为全球伦理。从各大宗教都存在类似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观念可见，人的本性就是很介意别人怎样对待自己，但不太在意自己怎样对待别人，因此各大宗教才都会劝谕世人要爱人如己，不要强加于人。此外还可以看到，各大宗教在道德说教方面都非常看重“推己及人”的体证之法，由于这一方法是以调动人的自身感受为特征，而无需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也不会陷入逻辑分析的迷宫，因而在推广伦理道德规范方面，极具实用性。
从道德观念史的角度来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伦理金规乃是对人与人相处之道也就是人伦秩序的普世规约，如果把它们提升为民族国家之间、不同种族之间的普世规约，也就成了一种协调国际关系的全球伦理， 事实上，诸如“互不侵犯”、“互不干涉”等国际关系准则的伦理依据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把这一伦理金规它们进一步拓展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普世规约，也就转换成了一种生态伦理。
在当今之世，最有实力破坏全球伦理的是美国，最有实力保障全球伦理的也是美国。从两次海湾战争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起因是伊拉克对主权国家科威特的侵略。这种以武力吞并邻国的行径，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也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现代国际政治伦理，理所当然地受到联合国及各主权国家的谴责。但谴责归谴责，如果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制止萨达姆政权的侵略行为，再严厉的道义批判也不过是空谷回声。换言之，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这次战争中可以说是以武力捍卫了道义。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且不论伊拉克到底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武器（这一点现在看来越来越像一个永不可解的谜面了），美英联军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出兵伊拉克这一行为本身，就足以动摇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世界政治体系和互相尊重主权完整的国际政治伦理。此外，美英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但他们自己却是拥有最多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国家，以及美英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在战争中狂扔贫铀弹，根本不管给伊拉克平民带来的幅射污染等事实，都给这场战争打上了“不义”的烙印。
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又说，“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很显然，第一次海湾战争可以说是联合国授权下的“义战”， 带有“诸侯有罪，天子讨而正之”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