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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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因此他谈艺衡文总是从具体的例子出发，经过仔细的分析和比较，得出结论，……。”（55） 所谓“从具体的例子出发”，所谓“例证多于议论”，正涵盖了“博证”之法所内含的“言必有征”与“证必多例”这两个层面。
2、“博证”之法的学术渊源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钱钟书以“博证”为特征的中西比较研究，可以说是“朴学”“博证”之法在中西文化相碰撞的历史背景下的合理延伸。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朴学”“实证”精神的传承（“言必有征”）；一是广求证据之法的发扬光大（“证必多例”）。
皮锡瑞总结朴学特点为“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56）。而钱钟书称：“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与批评”（57）；又如前所述，他将“抽象”的文艺理论著作老实不客气地讥为“陈言加空话”。可见，在注重具体经验、反对驰鹜于空洞概念这一点上，钱钟书与清代朴学家堪称异代知己，心意相通。但这并不妨碍前者屡屡指摘后者以“经生”身份谈艺说诗时的穿凿附会，“头巾气”十足。
“言必有征”、“言必有据”，向为“主实证”的清代朴学家所标榜。其具体表现是：不以论带证，不移的就矢，重视一手材料的收集，即朴学鼻祖顾炎武所谓“采铜于山”，且强调对证据的审察和别择。以顾氏名著《日知录》为例，全书之“引用语”占去过半篇幅，所下“断语”反占少数，且经“严密别择和审察”，材料都有明确依归，此外，全书“出处都严谨标注，一不掠美、二革杜撰不根之弊。”（58）。钱穆先生在论及该书时指出：“然则清儒所重视于《日知录》者何在？曰，亦在其成书之法，而不在其旨义。所谓《日知录》成书方法者，其最显著之面目，厥为纂辑。”（59）显然，《管锥编》、《谈艺录》亦如《日知录》，“成书”时采用了以重视一手材料之收集与别择为特征的“纂辑”之法，只不过，钱氏“纂辑”所及的范围比顾氏更广，且以探究诗艺、抉发“文心”为内核。此外，《管锥编》、《谈艺录》和《日知录》相似，都没有采取许多西方哲学家所惯用的“逻辑演绎的体系构造方式”，而是通过“撑肠万卷”、博贯古今的广泛阅读，将散见群藉中的材料“非历史性地提置一处”，予以“通训解诂、推源溯流，交互印照”（60）。可见，无论是《日知录》还是《管锥编》、《谈艺录》的“纂辑”。均以博览为前提。钱穆在《师友杂忆》中称钱钟书”宋集部以下殆无不过目”，而顾氏自称曾阅志书一千部。至于“体系构造”与“纂辑”体或札记体的长短得失，本论文第五章将详加讨论，兹不赘。
钱大昕指出：“未可执单词以为口实”（61）。戴震也以“出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为“未至十分之见”（62）。此种以“执单词”与“据孤证”为非的观念，乃清代朴学家们的共识。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也屡屡批评“单词孤证”的缺乏说服力。而梁启超在总结顾炎武的“研究方法”时则明确指出，顾氏学术的基本特征之一即是“博证”。他说：
“《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云：‘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此语最能传炎武治学法门。……盖炎武研学之要诀在是，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自所信。……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63）
具体来看，顾炎武及此后的朴学家们在研究过程中，往往遍稽群藉，广求证据，乃至达到了“千百言以明一字一音”的地步。如顾炎武之证“行”字古音“杭”、“家”字古音“姑”；钱大昕之证古无轻唇音，就分别以六十个至数百个例子以证成。（64）由此反观钱钟书在论证“以文为诗乃文章革故鼎新之道”等文艺观点及说明“景色以无玩赏者而滋生寂寞之怨嗟”等文学现象时，所引证据之博之富，就不值得惊异了。
不过，钱钟书的“博证”之法较之清代朴学家有了较大发展。首先，钱钟书广引佛经，超越了“儒释之别”这一传统学术的藩篱。（65）而朴学作为反对心学的经学，“严儒、释之限”几乎是它的旗帜，所谓“一轨之正，不参老、佛功利之言”。至清末章太炎始能破此“门户之见”，于经学研究中参以释典。（66）钱钟书则承其余绪而另辟门径。其次，钱钟书博采欧美原著，以为他山之石与邻壁之光，又超越了“夷夏之辨”的囿限。据统计，仅《管锥编》就大约摘引了2000多部希腊文的、拉丁文的、意大利文的、西班牙文的、英文的、德文的和法文的文献，而且引的都是原文并附有中文译文，同时，“与此相对照的中文引语往往出人意料，时断时续地摘自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各种心境，与其说是为了比较，莫若说是为了建立联系。”（67）另据统计，《谈艺录》共“引及西方哲学、美学、文学大师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直至歌德、尼采、海德格尔、英伽顿等500余人的著作。”（68）
除了引用书目众多之外，钱著对欧美著作的征引，尚有两个明显特点：广泛性和超前性。而“广泛性”又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时代的广，钱著所涉“西学”，既包括西方“先进时髦”的文艺理论，如精神分析、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和较新起的流派如超现实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等，又包括西方古典知识与学理；二是作者的广，钱著所引西书作者，既有大家名家如柏拉图、康德、海德格尔等，也有不少连其本国人都感到陌生的无名小辈，这充分表明钱钟书在学术上“不存势利之见”。“超前性”则体现在钱著所征引的不少西学名家，直到十数年或数十年后才成为大陆学界的热点人物，如1948年初版的《谈艺录》所征引的俄国形式主义宗师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捷克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rovsky）等，即是显例。
第四章 “如带风骚道未亡”：钱钟书的古典文学研究第21节 “博证”之法与中西互证（2）
注 释：
（1）参见上一章介绍钱钟书“比较文学”论一节。
（2）陈寅恪评价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说：“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而“三目”之一即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参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事实上，注重中西方“观念”与“材料”的互证与会通，乃是近代以来许多中国学者的治学特征，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闻一多的神话研究、朱自清的“诗多义”论及王国维本人的《〈红楼梦〉评论》，均是显例。
（3） 我们知道，钱钟书的主要学术著作《管锥编》、《谈艺录》均采用了“札记体”这一著述形态，这一著述形态与其点到即止的治学风格显然存在着互动关系。
（4）尽管钱钟书总是力图将其尚“通”的文学研究模式区别于“比较文学”研究，但无可否认的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与其渊源甚深：如乃师吴宓即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者，而他本人于牛津求学期间撰写的毕业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亦是“比较文学”性质的。
（5）虽然钱钟书反对将其中西比较研究与“比较文学”划等号，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比较文学”领域内所区分的研究模式如平行分析、双向阐发等等来界说其中西比较研究的类型。笔者以为，如因“名”份的争执而无视“实”质的相通，实属无谓。
（6）见吴宓《希腊文学史》，引自徐扬尚《中国比较文学源流》，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P142－143。
（7）《谈艺录》八八则。
（8）《管锥编•；老子王弼注•；三八章》云：“学说有相契合而非相授授者，……。倘以归趣偶同，便谓渊源所自，则类……清季学者谓西洋之宗教、科学胥本诸《墨子》而其政典国制尽出于《周官》。乍睹形貌之肖，武断骨肉之亲，与以猫为虎舅、象为豕甥、而鸵鸟为骆驼苗裔，何以异乎？”
（9）例如，钱钟书指出《高僧传•；鸠摩罗什传》中“狂人令绩师绩绵”的故事与安徒生童话《皇帝新衣》“机杼酷肖”，又指出应劭《风俗通义》中的“娣姒争儿”故事与佛经中的“二母共诤一儿”以及圣经中“二妓争儿”故事“酷肖”，均是点到即止，而未判定谁影响谁。（参见黄宝生《佛经与〈管锥编〉》）
（10）《管锥编•；楚辞•；九歌（三）》。
（11）《管锥编•；毛诗正义•；行露》。
（12）（13）（14）（15）《管锥编•；楚辞•；九章（二）》。
（16）《管锥编•；周易正义•；归妹》。
（17）钱钟书“The mutual illumination of Italian and Chinese Literature： A big theme： Some small instances”，见《一寸千思：忆钱钟书》（修定本），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18）（19）（20）（21）（22）（26）（27）（28）（33）钱钟书《通感》。
（23）如李渔的同时代人方中通即针对前者“红杏‘闹春’实未之见”的议论作了驳斥：“试举‘寺多红叶烧人眼，地足青苔染马蹄’之句，谓‘烧’字粗俗，红叶非火，不能烧人，可也。然而句中有眼，非一‘烧’字，不能形容其红之多，犹之非一‘闹’字，不能形容其杏之红耳。诗词中有理外之理，岂同时文之理、讲书之理乎？”但这个“理外之理”到底是什么，方氏却并未讲明白。（参见《通感》）
（24）（36）胡范铸《钱钟书的〈通感〉与陈望道的〈官能底交错〉》，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25）所引例句均见《通感》。
（29）钱钟书以为“逻辑不配裁判文艺”。他举例说，“逻辑思维”所避忌的“推移法”（transference）——如由“歌如珠，露如珠”，推出“歌如露”的结论，即属此法——恰是“形象思维”惯用的手段”。（参见《通感》）
（30）钱钟书对诗人或文人的感悟能力一向非常推崇。他说：“培根早谓研求情感，不可忽视诗歌小说，盖此类作者于斯事省察最近精密；康德《人性学》亦以剧本与小说为佐证；近世心析学及存在主义论师尤昌言诗人小说家等神解妙悟，远在心理学家之先。”（《管锥编•；左传正义•；昭公元年（一）》）他还一再强调“文人”较之“学士”更善体察诗艺文心，如他说：“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词人体察之精，盖先于学士多多许”；“诗人心印胜于注家皮相”；“秀才读诗，每胜学究”，诸如此类。
（31）钱并非引入西方“通感”理论之第一人。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