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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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之所以致力于探讨钱钟书以“博证”为显著特征的会通中西的治学特征,实质上是基于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其“学贯中西”的“渊博”如何体现于其文学研究中?并使其取得了哪些突破和创获?又存在着哪些局限性?
显然,对钱钟书“学贯中西”乃至“博通古今中外”的意义的认识,只有上升到了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和观察层面,才不致流于对钱钟书“渊博”学识的皮相赞美,而有可能对钱钟书会通中西的治学特征及其得失作出有深度的总结。同理,对王国维、陈寅恪等与钱钟书一样享有“学贯中西”之誉的近现代中国学人,亦不能一味津津乐道于他们的学识“渊博”,或热衷于炮制关于他们的种种知识“神话”,而应致力于揭示他们的“渊博”与他们的治学之道及其学术创获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跨文化分析
前文提到,钱钟书是以中国古典文学为其主要研究领域的,其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是注重中西方“观念”与“材料”的互证与会通。从具体操作的层面来看,钱著中的中西比较研究模式或曰跨文化分析,主要包括平行分析、阐发研究这两种类型。(5)所谓平行分析,主要是指对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学或文论中的同类或对等要素(如主题、题材、文类、风格、叙事模式、研究形态等)进行对照分析,而不以事实联系为依据,如对爱与生死、历险与成长等主题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方式予以辨析,或对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与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处理战争题材及流浪题材的方式进行类比(6),或对不同文化中的主导文学批评形态进行对照分析(如本文第五章关于“体系建构式”文评与“札记体”文评的价值评判),均属此列。所谓阐发研究,主要是指以外来的理论话语对本土文学现象或观念进行解读和诠释,或反之以本土理论话语对异域文学现象或观念进行解读和诠释,如以弗莱的“原型”理论对中国神话传说的类型进行归纳,以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中有关心理学层面的问题进行解析,以狄尔泰意义上的“阐释循环”命题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解释观进行反思(本文第四章的主题),或反之以中国传统的“神韵派”诗论阐发西方“浪漫主义”及“象征主义”诗派的观念(7),及以老庄哲学阐发西方的“存在主义”美学,诸如此类 。究其实质,阐发研究可以说是平行研究的一个分支,因为两者在观照中外文学现象、审视中外文学关系时,均不以事实联系为依据;但由于阐发研究以其明确的研究取向——即借助某一方的理论话语阐明另一方的文学现象或观念——和日益凸显的学术价值而在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中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因此,我们特将该研究模式从平行研究中单独列出。
钱钟书一贯强调,“学说有相契合而非相受授者”(8),与此相应,在其论著中,较之中外文学的影响研究,钱钟书更注重不以事实联系为依据的平行分析和阐发研究。具体而言,对于各国文学之间的相似现象,除有踪迹可追寻者外,钱钟书从不轻易断言影响关系(“相受授”),而宁可作为平行关系(“相契合”)处理。(9)因此,在钱著中,平行分析和阐发研究构成了其跨文化分析尤其是中西比较研究的主要类型;而译介学研究作为影响研究的一个分支,亦由于钱钟书对文学翻译问题的重视而在钱著中占据着一定比例,但由于对此研究类型的考察,对说明钱著中会通中西的文学研究模式帮助不大,故姑置不论。
1、平行分析与中西方共同文学规律的寻求
钱钟书在其论著中习惯于将中西方文学或文论中的同类要素如主题、题材、表现手法、修辞手段、批评形态等加以对照分析,主要借以揭示中西方的共同“文心”(即共同的文学规律),这又包括两个层面:(1)显明某种文学现象的普遍性;(2)揭示中西方学人尚未发现的文学规律。
1) 中西文学中的“错乱颠倒”与“情思连绵”之象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管锥编•;楚辞•;九歌(三)》一则对屈原《九歌•;湘君》一诗中“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一句所作的平行分析。钱钟书首先列举了中国古典诗词中有着类似表现手法的诗句,如韦应物《横塘行》所谓:“岸上种莲岂得生?池中种槿岂能成?”元稹《酬乐天》所谓:“放鹤在深水,置鱼在高枝。”以及《湘夫人》所谓:“鸟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随后分析说:
“夫鸟当集木,罾当在水,正似薜荔生于山,芙蓉出乎水也;今乃一反常经,集木者居藻,在水者挂树,咄咄怪事,故惊诘‘何为?’。与下文‘麋何食物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相贯。采薜搴芙之喻尚涵自艾,谓己营求之误,此则迳叹世事反经失常,意更危苦。……《卜居》:‘世浑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怀沙》‘变白以为黑兮,倒下以为上’;错乱颠倒之象,寓感全同。” (10)
紧接这段分析之后,钱钟书引入了西方文学中的相应表现手法——即以“错乱颠倒之象”寓“世事反经失常”之意——以为参照,他介绍说:西方诗歌题材有叹“时事大非”、“世界颠倒”之门,“荟萃失正背理不可能之怪事”,如“人服车而马乘之”,“牛上塔顶”,“赤日变黑”,“牲宰屠夫”之类,以“讽世感伤”。如海涅即有一首诗,举“以头代足行地”、“牛烹庖人”、“马乘骑士”等为喻;“无异屈子之慨‘倒下以为上’耳。”
显然,中西文学中所描绘的“错乱颠倒之象”,都是一些“不可能之事”,也就是有悖于外在社会现实的虚拟现象,而文学艺术正是借助这些虚拟现象以传达内心的独特感受。换言之,文学艺术中对“不可能之事”的呈示,实质上是通过对外在真实性的颠覆以传达内在的真实性。这在中西方的情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钱钟书指出,“情诗中男女盟誓”,“每以不可能之事示心志之坚挚”,如《铙歌•;上邪》:“山无陵,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槌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钱钟书接着指出,“此亦西方情诗中套语”,并引了英国诗人彭斯(Burns)的诗句为证:“沧海会流枯,顽石烂炎熹,微命属如丝,相爱无绝期。” (11)
又如,钱钟书在解说《九章•;哀郢》“心圭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一句时,先是援引《诗•;小雅•;正月》“心之忧兮,如或结之”,《曹风•;尸鸠》“心如结矣”,《桧风•;素冠》 “我心蕴结”,《荀子•;成相篇》“君子执之心如结”,《汉书•;景十三王传》 “今臣心结日久”, 及“心重结,意不舒”等语(12)相参印,继而引申道:“人之情思,连绵相续,故常语迳以类似条索之物名之,‘思绪’‘情丝’,是其例也。”(13) 复引皎然《效古》“万丈游丝是妾心,惹蝶萦花乱相续”,施肩吾《古别离》“三更作风切梦刀,万转愁成系肠线”,张籍《忆远曲》“离爱如长丝,千里系我心”,又《别段生》“离情两飘断,不异风中丝”,李商隐《春光》“几时心绪浑无事,得似游丝百尺长”,司空图《春愁赋》“郁情条以凝睇,袅愁绪以伤年”,李后主《蝶恋花》“一寸相思千万缕,人间没个安排处”等诗句为证,并不无兴味地提及《小西游记》第三三回不老婆婆有法宝曰“情丝”、可以缚人这一细节。随后,钱钟书将引据援例的视线从中国古典文学转向西方文学,进而归纳道,西语习称“思想之链”、“观念之线”(the chain of the thought; der Faden des Denkens; le fil des idees)。诗人或咏此念牵引彼念,纠卷而成“思结”(la tua mente ristretta/di pensier in pensier dentro ad un nodo),或咏爱恋罗织而成“情网”(Ne per suo mi riten ne seioglie il laccio);或咏愁虑缭萦而成“忧茧”(knits up the ravell’d sleave of care),或以释恨放心为弛解折叠之思绪俾如新嫁娘卸装散发(untie your unfolded(folded?)thoughts; /And let them dangle loose; as a bride’s hair)。(14)
总之,在钱钟书看来,西方文学中诸如“思结”、“情网”、“忧茧”等意象,与中国古典文学中诸如“心结”、“思绪”、“情丝”等意象,从修辞艺术的角度而言,均是以“类似条索之物”形容人之“连绵”“缭萦”之情思,而从人物心理的角度着眼,此类意象又反映了“情思”“纠结而难分解” (15)的普遍性特征。
2)文同此心:“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
如果说,钱钟书通过对中西方文学中“错乱颠倒之象”以及“思绪”、“情丝”等意象的平行分析,显明了凭借对外在真实性的颠覆以传达内在真实性或以“类似条索之物”形容人之“连绵”“缭萦”之情思等表现手法的普遍性,那么,他关于“喻之两柄多边”的论述,则可以说是在平行分析的前提下,揭示了中西方学人此前尚未发现的文学规律。
我们知道,比喻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段,古今中外有不少文论家、语言学家对此颇多研究,并总结出了一整套的理论规则,但对“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这一特征的明确的理论归纳,则无疑始自钱钟书。按钱钟书的解释,“同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即为“比喻之两柄”。他举例说:“木槿朝花夕落,故名‘日及’,《艺文类聚》卷八九载苏彦诗序:‘余既其 葩,而叹其荣不终日’,是虽爱其朝花而终恨其夕落也;又载东方朔书:‘木槿夕死朝荣,士亦不长贫也’,则同白居易《放言》之五:‘松树千年终是朽,槿花一日亦为荣’,纵知其夕落而仍羡其朝花矣。”又举例说:“水中映月之喻常见释书,示不可捉搦也。然而喻至道于水月,乃叹其玄妙,喻浮世于水月,则斥其虚妄,誉与毁区以别焉。”又举西方语言文学中的例子说:“世异域殊,执喻之柄,亦每不同。如意语、英语均有‘使钟表停止’之喻,而美刺之旨各别。意人一小说云:‘此妇人能使钟表停止不行’,叹容貌之美……而英人一剧本云:‘然此间有一妇人,其面貌足止钟不行’,斥容貌之陋。”钱钟书接着说:“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denotatum)同而旨(signiticatum)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是为比喻之“多边”。他再以月为喻,月有二性,即“形圆而体明”;拿镜子比月,可兼取圆与明二义,拿茶团、香饼比月,则只能取圆义。月也可喻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