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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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钱钟书所谓“二西之书”，包括佛经与西洋书籍，本论文只讨论钱钟书对西洋书籍的征引、援用。　　　　
　　　　（19）《管锥编（全五册）》，P8。　　　　
　　　　（20）《论复古》，《钱钟书散文》　　　　
　　　　（21）（23）《谈中国诗》，《钱钟书散文》。　　　　
　　　　（22）《谈艺录（补订本）》第一则。　　　　
　　　　（24）王新命、萨孟武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同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版，　　　　
　　　　（25）语出《谈艺录（补订本）•；序》，而其中“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一语，无疑是化自陆象山所谓“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象山全集》附《象山年谱•；绍兴21年》）　　　　
　　　　（26）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同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　　　　
　　　　（27）（28）（29）（31）参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P1－8，P109－130。　　　　
　　　　（30）《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　　　　
　　　　（32）罗荣渠等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P384－385。　　　　
　　　　（33）参阅拙作《民族认同与文化抵抗——对张承志的文化社会学评注》，香港：《中国研究》（1999）；《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抵抗——张承志个案》，长春：《文艺争鸣》，1999年第3期。　　　　
　　　　（34）如“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就主持过一项大意是美国文化与全球化之关系的研究项目。作为这一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一位华裔学者以麦当劳快餐店、可口可乐等美式饮食文化的标志为切入点，对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作了考察和论证。事实上，美国文化为“普世文化”的论调，在世界各地都能听到足够响亮的回声：或应和，或抵触。　　　　
　　　　（35）（37）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钱钟书散文》。　　　　
　　　　（36）参见拙译《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多元主义——论文化多元社会中的阅读活动》，上海：《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38）钱钟书在其沟通中外（西）的文学研究中以“求同”也就是揭示出中外（西）文学的相似处为根本趋尚，从《管锥编》中诸如“西方名家涉笔，足相印发”、“异域语可参”、“邻壁之光，堪借照焉”、“会心不远”等类似的表述中即可窥见端倪。　　　　
　　　　（39）参见秦海鹰《关于中西诗学的对话——弗朗索瓦•；于连访谈录》，上海：《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2期。　　　　
　　　　（40）（41）参阅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　　　　
　　　　（42）见1979年秋钱钟书致郑朝宗信，收于《钱钟书书札书钞》，《钱钟书研究》第3辑。　　　　
　　　　（43）钱钟书《诗可以怨》，《七缀集（修订本）》。　　　　
　　　　（44）有学者在总结钱钟书文学研究的特征时指出：“钱钟书把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总背景下加以观照，自然就目光四射，举重若轻。他又把中国文学放在古今学术的大系统中加以考察，这样就能名其异同，观其通变。在探索某一创作意向时，他又会通各种文学体裁，启人心智，又涉笔成趣。论陶渊明《闲情赋》的‘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二句，除了引诗文作例证外，还引了《聊斋志异》的《青梅》，《绿野仙踪》第60回写齐蕙娘，《儿女英雄传》的第38回。这样的情况在《管锥编》中到处可见。”（傅璇琮《学养深厚与纵逸自如》，《濡沫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这段话颇具代表性地概括出了钱著超越中外（西）“古今”、“文体”以至雅俗界限的特征。　　　　
　　　　（45）参看注38。　　　　
　　　　（46）最近的版本为浙江古籍版，1998。　　　　
　　　　（47）（48）（49）（50）郑樵《通志•；总序》，见郑樵著《通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51）郑樵《夹祭遗稿•；上宰相书》，《郑樵文集》卷三，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P36。　　　　
　　　　（52）参见章学诚《释通》一文，见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内编》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P16。　　　　
　　　　（53）《谈艺录（补订本）》第九一则。　　　　
　　　　（54）（55）钱钟书《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版：1997）。　　　　
　　　　（56）钱钟书《谈中国诗》，《钱钟书散文》。　（57）钱钟书《致胡乔木》，《钱钟书散文》。　　　　
　　　　（58）钱钟书《美的生理学》，《钱钟书散文》。　　　　
　　　　（59）钱钟书《围城•；序》（人民文学版：1991年）。　　　　
　　　　（60）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围城》附录。　　　　
　　　　（61）（62）（63）（69）（70）（71）（72）参见张隆溪《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64）参见余光中《中西文学之比较》，收于郁龙余编《中西文化异同论》，北京：三联书店，1992。　　　　
　　　　（65）参见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钟书散文》。　　　　
　　　　（66）钱钟书《在中美比较文学学者双边讨论会上的发言》，《钱钟书散文》。　　　　
　　　　（67）如季羡林先生对东方文学与文化关系所作的实证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可归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范畴。而按季先生的说法，他起初并未意识到他所作的考据工作与“比较文学”研究有联系，直到有人向他作了提示，他才欣然将相关论文以“比较文学”的名义结集出版（见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收于《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68）《管锥编（全五册）•；老子•；二六章》。　　　　
　　　　（73）（74）（75）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钱钟书散文》。　　　　
　　　　（76）吴全韬《钱钟书关怀后学二三事物》，杭州：《浙江日报》，1999年7月25日。　　　　
　　　　（77）钱钟书介绍说：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为例，以相反两意会于一字。（《管锥编（全五册）•；周易正义•；易之三名》）可见，黑格尔断言中国语文“不宜思辨”的依据之一乃是中国文字不能兼包“相反两意”。　　　　
　　　　（78）《管锥编（全五册）•；老子•；一章》。　　　　
　　　　（79）所谓“回鸾舞凤”格，照钱钟书的解释，是指“先呼后应，有起必承，而应承之次序与起呼之次序适反”的修辞手法。如谢灵运《登池上楼》：“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惭渊沉。”，以“薄霄”句近接飞鸿而以“栖川”句远应潜虬；杜甫《大历三年春自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无；曲留明怨惜，梦尽失欢娱。”，则以“曲留”句近接昭君而以“梦尽”句远应神女。“其例不胜举”。（参见《管锥编（全五册）•；毛诗正义•；关雎（五）》）　　　　
　　　　（80）如钱钟书对西方“语言哲学”宗师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的思想就有所关注，并在论著中引用了后者强调哲学研究应向语言学转向的著名观点：“吾人心智遭文字语言蛊惑，不易摆脱，如蝇处玻璃瓶中，哲学乃所以除蛊破惑，示痴蝇以出瓶之道。”，借此说明不同学说“各有其所谓网（存在者所受束缚的象喻——笔者注），其解网也，遂复我用我法、卿用卿法”。（参见《管锥编（全五册）•；史记会注考证•；货殖列传》）　　　　
　　　　（81）赵瑞蕻《岁暮挽歌——追念钱钟书》，上海：《文汇报》，1999年1月2日。


第四章　“如带风骚道未亡”：钱钟书的古典文学研究第18节　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跨文化分析（1）

　　　　钱钟书在治学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注重中西会通。翻阅钱著，常常可以聆听到中西方文化与文学之间灵犀相通而又联类丰赡的对话，宛如置身众声和鸣的音乐天地，又如静观交光互影的缤纷万象。显然，钱钟书的这一治学特征是以其兼通中西的学养为知识准备，又以其开放的中西文化观及文学研究意识为思想前提的。因为，倘若没有“学贯中西”的深厚学养与开阔视野而于文学研究中强求“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则难免捉襟见肘、心力不副；同时，倘若没有超越中/外门户之见的文学研究意识，也就不可能在文学研究中自觉地沟通中西。　　　　
　　　　我们知道，钱钟书是以中国古典文学为其主要研究领域的（1），而在该领域内注重中西方“观念”与“材料”的互证与会通（2），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文学术中的新现象，并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乃至新境界。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着眼，钱钟书以会通中西为尚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乃是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嬗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个案。　　　　
　　　　由于钱钟书的“古典文学研究”具有会通中西的特征，人们往往习惯于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来总结他的学术成就。钱钟书本人对此颇有微辞，这一点上一章已谈及，兹不赘。以笔者之见，钱钟书以会通中西为尚也就是注重中西比较的古典文学研究与一般的“比较文学”论文相比，在方法上主要有两点差异：（1）钱钟书的中西比较研究往往是以“博证”为特征的，而一般的“比较文学”论文往往限于少量观念或现象的互参互证；（2）钱钟书的中西比较研究往往是点到即止的（3），而一般的“比较文学”论文由于受学术体例的制约则力求论证的完整。因此，试图将钱钟书以会通中西为尚的古典文学研究从总体上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无疑稍欠允当。这就是钱钟书何以拈出“打通”二字以示其包括会通中西在内的以求“通”为尚的文学研究有别于“比较文学”方法的根本原因。（4）　　　　
　　　　我们看到，钱钟书在谈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某一观念或现象时，除了广征博引本国文献以资参证或明其源流外，往往还大量引用西方文献中的类似观念或现象作为对照。笔者以为，钱钟书这一博征中西式的治学方法可以说是“朴学”“博证”之法在中西文化相碰撞的历史背景下的合理延伸，相对于后者而言，它一方面在学术视野有极大拓展，另一方面也在文化观念上有所突破，也就是跳出了传统学术“夷夏大防”或近代某些学人“中体西用”的保守思路，敢于承认并借鉴西方文明在精神层面如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或成果。因此，它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朴学”传统的现代转化。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之所以致力于探讨钱钟书以“博证”为显著特征的会通中西的治学特征，实质上是基于这样一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