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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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打通”论溯源　　　　
　　　　钱钟书在文学研究中常常以“外来之观念与本国之材料相参证”，不少研究者因此将他定位为“比较文学”学者，并致力于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考察他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成就与贡献。钱钟书本人对此颇不以为然，他在介绍《管锥编》的研究方法时就明确指出：　　　　
　　　　“弟因自思，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弟本作小说，结习难除，故《编》中如67－9，164－166，211－212，281－282，321，etc。etc。，皆以白话小说阐释古诗文之语言或作法。他如阐发古诗文中透露之心理状态（181，270－271），论哲学家文人对语言之不信任（406），登高而悲之浪漫情绪（第三册论宋玉文），词章中写心行之往而返（116），etc。etc。，皆‘打通’而拈出新意。”（42）　　　　
　　　　这段话首先表明钱钟书提出“打通”论，乃是为了将他的研究方法区别于“比较文学”；其次表明，“打通”的目的，乃是为了“拈出新意”；还表明，“打通”研究的层面有三，一是在国别文学关系上打通“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一是在文类上打通“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一是在学科关系上打通文学与哲学、心理学等各人文学科，如《管锥编》中“阐发古诗文中透露之心理状态”、“论哲学家文人对语言之不信任”等四例即属此层面。而对于“打通”中外文学及各人文学科的可能性，钱钟书则早有论证。他的著名论断“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为裂”，即为“打通”中外（西）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他所谓“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43）的观点，则显明了各人文学科的相关性，而正是基于此种相关性，以“打通”各人文学科为特征的文学研究才成为可能。　　　　
　　　　笔者注意到，钱钟书将打通“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的方法解释为“以白话小说阐释古诗文之语言或作法”，而究其实，则是以“白话小说”与“古诗文”的“语言或作法”相类比、相“参证”。例如，《管锥编•；毛诗正义•；卷耳》一则（67－9），即是以章回小说“话分两头”或“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手法，说明《卷耳》一诗“男女两人处两地而情事一时”的意境；又如，《管锥编•；左传正义•；杜预序》一则（164－166），乃是以“后世小说、剧本”中的“对话独白”体，拟之于左氏在历史叙事中“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的“代言”方式；再如，《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鲁仲连邹阳列传》（321）一则，为了说明“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一语中的“乃今然后”四字看似“堆叠重复”，实则“曲传踌躇迟疑、非所愿而不获已之心思语气”的修辞效果，乃以《水浒》第一二回：“王伦自此方才肯教林冲坐第四位”一语中的“自此方才”四字与之“连类”。　　　　
　　　　如果说，“打通”“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实则是指“白话小说”与“古诗文”的“语言或作法”相类比、相“参证”，那么，与此相应，“打通”“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则主要应指以“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相类比、相“参证”，这在《管锥编》以及《谈艺录》、《七缀集》等其它钱著中触处皆是：如以西方现代主义流派“达达派”所创的“同时情事诗”体，《堂•；吉珂德》第二编第五章中的一个情节，《名利场》中有关滑铁卢一役的“结语”，与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的“人异地而事同时”的情境相类比、相“参证”（《管锥编•；毛诗正义•；卷耳》）；以华兹华斯、雨果、施莱格尔等浪漫主义诗人以“向不入诗”之“字句”、“事物”采取入诗的作法，与唐韩愈、清末黄遵宪等中国诗人的“以文为诗之意”相类比、相“参证”（《谈艺录•；三》）；以大仲马等西方作家擅于在“每章结束处特起奇峰”的小说笔法与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回末起波”的手法相类比、相“参证”（《七缀集》之《读〈拉奥孔〉》）。　　　　
　　　　前文提到，钱钟书提出“打通”论，乃是为了将他的研究方法区别于“比较文学”。那么，“打通”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打通”研究所包含的研究层面要比“比较文学”研究丰富。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是指超越语言、国界或学科界限的文学研究，而打通研究则不仅包括语言、国界或学科界限的超越，还包括对文体界限、古今界限的超越（44）。因此，从研究层面来看，“打通”研究可以说是涵盖了“比较文学”研究。其次，从方法论的角度着眼，“打通”研究之“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这一层面虽然近似于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但也存在着微妙差异：比如，对中外文学的“打通”研究往往止于罗列“外国文学”现象以印证“中国文学”，而“平行研究”则还需要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分析，或辨别异同，或双向阐发，或总结出普遍性的规律。再次，从目的论上来看，“打通”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固然都试图通过越界对话以求有所新发明（“拈出新意”），但一则专务“求同”（45），一则兼重辨异，差别是显然的。　　　　
　　　　如果从中国学术史的角度着眼，钱钟书的“打通”论与传统学术思想中尚“会通”的观念可谓一脉相承。回顾学术史，从刘知几的《史通》，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到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无不体现了治史、为学力求“会通”的意识。但由于钱钟书在其论著中只提到了宋郑樵与清章学诚有关“会通”的议论或观念（如郑樵《通志•；七音略序》中“宣尼书不过拔提河”之慨，章学诚“文史通义”之说），因此，笔者在此着重介绍郑樵与章学诚的尚通之论。　　　　
　　　　郑樵是南宋著名史学家，长达二百卷的《通志》（46）一书是其代表作。在该书总序的开头部分，郑樵明确提出了“会通之义大矣哉”的口号，他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47）又说：“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48）　　　　
　　　　基于这一观点，郑樵对《史记》作者司马迁赞赏有加，因为后者能够继承孔子修《春秋》的义例，贯彻治史的“会通”准则，并编写了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汉书》作者班固却因断代为史，失去“会通”之旨、“相因之义”，而受到严词斥责。（49）由此可见，郑樵是以“会通”作为治史的准则，并用它来评判古人著书的是非得失。　　　　
　　　　需要说明的是，包括郑樵在内的传统学人的尚“会通”的观念，固然与“通史”/“断代史”之争密切相关，但并不限于这一层面。郑樵谈“会通”，就既从纵向贯通古今的角度着眼，又从横向融通文史的角度着眼，他所谓“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所谓“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50），即明横向融通文史之义。此外，郑樵又明确谈到：“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51）这表明，他已具有超越地域、时代界限以寻求“普遍规律”（“道”/“理”）的理论自觉。到了章学诚，则更为突出横向融通文史的一面，他所提出的“六经皆史”说，即为融通文史、融通经史子集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而在《释史》一文中，他又首揭《大易》“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之说，进而发挥道术求通的思想，为郑樵张目。（52）　　　　
　　　　显然，钱钟书的“打通”论与郑樵、章学诚的尚通之论是一脉相承的。首先，如前所述，钱钟书主张在文学研究中“打通”各人文学科，这与郑樵、章学诚以横向融通文史为尚的立场是一致的；其次，钱钟书还主张在文学研究中超越“古今町畦”，这与郑樵、章学诚提倡纵向贯通古今的立场，固然在内涵与目的上存在差异，一强调并置古今，一强调接续古今，一着眼于“文心”的抉发及“普遍规律”，一着眼于“通史”的修撰及“相因之义”，但基本精神却是相通的，即，不应割断古今的联系；再次，钱钟书所谓“打通”研究的理论依据之一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一视“天下”之“道”/“理”原本相通的观念，与郑樵所谓“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及章学诚所申论之“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说，均显示了尚“普遍性”的文化理念。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钱钟书在其论著中分别提到了郑樵与章学诚有关“会通”的议论或观念，但对其“打通”论有着更为直接和明显影响的则是章氏的“会通”思想，因为，钱钟书曾明确指出，“打通”论的基本精神即在于章氏所谓“文史通义”，他说：　　　　　
　　　　“学者每东面而望，不睹西墙，南向而视，不见北方，反三举一，执偏概全。将‘时代精神’、‘地域影响’等语，念念有词，如同禁咒。夫《淮南子•；氾论训》所谓一哈之水，固可以揣知海味；然李文饶品水，则扬子一江，而上下有别矣。知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于孔子一贯之理、庄生大小异同之旨，悉心体会，明其矛盾，而复通以骑驿，庶几可语于文史通义乎。”（53）　　　　
　　　　这段话表明，在钱钟书看来，唯有不囿限于“时代精神”、“地域影响”等范畴而注重东西之理、南北之学的“打通”（“通以骑驿”），才可“语于”章学诚所谓“文史通义”。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钱基博对其子喜“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的评价。　　　　
　　　　2、作为中国文学优越论对立面的“比较文学”论　　　　
　　　　上一节提到，钱钟书提出“打通”论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了将他的研究方法区别于“比较文学”。这难免会给人留下钱钟书反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印象。事实上，钱钟书并不排斥“比较文学”研究，他除了承认“应用过比较文学里的一些方法”之外（54），还对“比较文学”的学术意义有着明确认识。他指出：　　　　
　　　　“比较文学有助于了解本国文学；各国文学在发展上、艺术上都有特色和共性，即异而求同，因同而见异，可以使文艺学具有科学的普遍性，……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我们也许该研究一点外国文学；同样，为了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学，我们该研究一点中国文学。”（55）　　　　
　　　　这段话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三重意义：（1）“有助于了解本国文学”；（2）“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学”；（3）“可以使文艺学具有科学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