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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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埋。这不但是性情太残暴了,以整个战略而言,实在失策,一定会失败的。假使在投降之前就预先知道投降以后,会上当而死,这四十万人就是没有武器,赤手空拳地抵抗到底,也很可怕,何况这四十万人,身上都还穿了坚硬的战甲,手上还拿有锐利的武器,真打下去实在不易征服。不幸,大家相信,而上当受骗而已。白起当时以为做得很高明,实际上是增加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困难。他这样一来,天下人都看见了,知道凡是向秦国投降的人,都不会有好结果。投降的将领被砍下来的头颅堆得像山一样高,归秦的众人的骸骨堆起来像丘陵那么多。从这次以后,秦国如果再与人作战,大家都认清楚了,要死的时候就壮壮烈烈的死,反正向秦国投降了也是死,何不抵抗到底。再也没有人肯向秦军投降了。自此以后,秦国无论攻什么地方,都很不容易打下来。所以自起这样做法,反而延迟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时间,因为他虽然一夜之间残杀了四十万生命,相反的作用,等于告诉天下人,自己必须坚强,绝不能投降。为了希望得到一时的功劳,实际上更加坚定了各国诸侯守士的意志和决心,在战略与政略的道理上说,白起这个做法,是正在进兵的时候,自己削弱了自己的有利形势,军事的表面上胜利,而在政治上、国际上,使自己的计划走不通,这是什么理由呢?因为赵国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亡国,假使再起来作战,赵国的大元帅再出来一个马服君,那这下一次的战争,就不比前一次,这次秦国就会失败了。况且自白起这一手以后,列国都对秦国备战了。因此秦国统一天下的进度就慢了,所以后来始终不敢再出兵攻打赵国的邯郸,这不但是因为赵国经这次失败,由平原君起来当统帅,秦国怕了,更重要的是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救赵国。秦王知道这个道理,内心非常忌讳,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并且以这一次长平之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战役之前,秦国的兵源不够,重新发一道命令,变更法令,凡是十五岁以上的青少年都要服兵役,拿了武器,到前方和赵国打仗。这仗打下来很惨,秦国十五岁以上的人,死伤过半。可见白起这一仗打下来,并没有消灭赵国,只是骗了赵国的四十万人活埋了。而对于秦国的损害,却无法弥补。以将领而论,白起并不是一个好将领。根据一员大将的修养,要懂得政治,懂得策略,要有长远的眼光,中国历代的第一流大将都是文武兼资的。武功很高,很勇敢的只是战将,不是大将。大将都是有高度的素养。就以近代史而言,大元帅曾国藩,就是文人。
这件事就是告诉我们,大而用兵,小而个人。与敌人正面冲突的时候,都是同样的原则,要言而有信,欺骗只可获得一时的胜利,可是其恶果,则是得不偿失。
……
下面的讨论,就提到《素书》了。
议曰:黄石公称柔者能制刚,弱者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柔者人之所助,刚者怨之所居。是故纣之百克而年无后,项羽兵强,终失天下。故随何曰:使楚胜,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这足以致夭下之兵耳。由是观之,若天下已定,藉一战之胜,诈之可也。若海内纷纷,雄雌未决,而失信义于夭下,败亡之道也。当七国之时,诸侯尚强,而白起乃坑起降卒,使诸侯畏之而合纵,诸侯合纵,非秦之利,为战胜而反败,何晏之论当矣。
他引用黄石公所说的原则,再加以发挥。黄石公所说的原则,也就是道家的思想:柔能克刚,弱能制强。所谓柔,就是道德的感化。过刚,就是用强硬的手段,像白起这种做法,就是贼,就是不正,过刚就是错了。有如一个人,体力不够,在街上走路跌倒,大家看见,一定上前帮助,柔者人之所助。如果是太刚强的人,那就不见得如此。太刚的人,怨恨都集中到他身上,作人就是这个道理。个性、脾气的刚柔,也是一样。历史上纣王当时百战百胜,结果还是被周武王打垮而亡了国。项羽每次战争都打胜仗,和刘邦打了七十二次战役,前面七十一次都战胜刘邦,到最后一次项羽失败了,也就完了。所以汉代的学者随何(他曾经劝黥布背楚降汉,平定天下后,汉高祖封他为护军中尉)当时曾说过,全国人的心理并不希望楚国项羽打胜仗,项羽一打胜仗,所有的诸侯,自己害怕,就彼此联盟,帮忙互救,所以楚国越强,对刘邦越有利,大家都知道刘邦是个老实人,直爽厚道,大家都愿意和刘邦联合。所以从这个道理看来,假定天下整个的局面是安定的,只有一个敌人,只要这一次战争,就可解决一切,这样用一点假,还可以。(这就告诉我们,在军事上,乃至在工作上,最高的原则,还是诚信。不诚不信,最后终归失败。)如果整个的时代是不安定的,在海内纷纷,最后到底是谁成功,还没有决定的阶段,就要注意,不要眼光短浅,不要太贪现实。这个时候,想要真正的成功,还是要诚恳。假使在这个时候失信于天下,最后一定败亡。
那么回过来看长平之役,正当七雄争霸的时候,秦国想统一天下还做不到,六国诸侯的力量还是相当强盛,白起一下子坑了赵国四十万降卒,这一决定处理下来,结果使诸侯害怕了,反而组织联合战线,合纵了。诸侯一合纵,当然对秦国不利。白起在战场上身为统帅,这一个战地的处决,把降卒活埋了,他当时还自认为这是一次最光荣的大胜利,可是在整个列国局面来讲,是秦国的一次大失败,因此何晏的说法是对的。
下编
前记
吾国学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一尊儒术,千载以还,致使百家之文,多流散佚。诸子之说,视若异端。此风至宋、明尤炽。然纵观两千余年史迹,时有否泰,势有合分。其间拨乱反正之士,盛平拱默之时,固未特以儒术鸣也。明陈恭尹《读秦纪》有言:“谤声易弭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盖指张良受太公兵法于圯下,佐高祖一统天下也。近世梁启超先生,治学有宗。亦以忧世感时,愤儒家之说,难济艰危,曾赋言以寄:“六鳌摇动海山倾,谁入沧溟斩巨鲸。括地无书思补著,倚天有剑欲长征。抗章北阙知无用,纳履南山恐不成。我欲青溪寻觅谷,不论礼乐但论兵。”目今世局纷纷,人心糜诈。动关诡谲,道德夷凌。故谋略一词,不仅风行域外,即国内亦萍末飓风,先萌朕兆。波澜既起,防或未退,故有不得已于言者。
史迁尝论子贡曰:“田常欲作乱子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代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贡请行,孔子诈之。……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疆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又曾子亦有言:“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夫二子者,孔门高弟,儒林称贤。审曾子之言,析子贡之术,皆勾距之宗纲,长短术之时用也。故时有常变,势有顺逆,享有经权,若谓儒学皆经,是乃书生之管见,自期期以为不可。此其一。
谋略之术,与人俱来。其学无所不包,要在人、事两端。稽诸历史,亦人也,亦事也。入世之学,有出于人、事者手?其用在因势利导,顺以推移。故又名长短术,或曰勾距术,亦称纵横术,皆阴谋也。阴者,暗也,险也,柔也。故为道之所忌,不得已而用之。“君之得之固穷,人小得之伤命。”若无深厚之道德以为基,苟用之,未有不自损者也。故苏秦陨身,陈平绝后。史迹昭昭,因果不昧,可不慎哉!此其二。
近世教育方针,受西风影响至巨。启蒙既乏应对之宜,罔知立己修身之本。深研复无经济之学,昧于应世济人之方。无情岁月,数纸文凭。有限年华,几场考试。嗟呼!一士难求,才岂易得。故大风思猛士,大厦求良材。此千古一调,百世同所浩叹也。或云时代之流风,岂非人谋之不藏。二十世纪末世界文化趋向,起复于东方,历史循环返复,殆无疑义。既光固有文化,岂限一尊?欲建非常功事,何妨并臻。此其三。
老子有言:“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际此太白经天,兵氛摇曳。爰检《素书》《太公兵法》(俗称三略,古之玉钤详为阐述。或旁征博采,用明其体。或记事论人,欲证其用。总君臣师三道之菁英,概三千年来历史人事。或奇或正,亦经亦权。非为自诩知见,但祈逗诱来机。只眼既具,或可直探骊珠,会之于心。倘能以德为基,具出尘之胸襟而致力乎入世之事业,因时顺易,功德岂可限量哉!
是书讲述之时,有客闻见之而谓曰:“三略之书虽云太公、黄石所传,亦有谓宋相张商英所撰,考之皆系伪托。予以盲接引,穷极神思,得毋空劳乎?”师笑曰:“子之论似是而非。昔者,林子超先生喜藏字画,然多赝品,人莫能辨。有识者法之,则答曰:‘书画用娱心目,广胸次,消块垒。虽赝品,其艺足以匹真,余玩之,心胸既畅,虽然赝,庸何伤哉?’余爱其言也。”客称善焉。
乙卯之夏湘潭弟子冯道元记闻于台北
素书六章
原始章第一
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
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盖世风日薄,人心由质而文。故言五者,原始于一体也。儒家主张性善,寓意谋略之用,必须以道德为根基,故首标原始章以开其端。
然时空异易,文字之别,自汉以下丕变。故今简约言之,以道体为因,以德为用为果,接物以仁,处事以义,待人以礼。此万古之常经,权略之根本。
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
万物之情识,乃至一切有相,皆不离道之用,然终难明其体。故原文引《易经》“百姓日用而不知”以言道之用,又申老子之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窍。”以表道之体。
德者,人之所得,被万物各得其所欲。
《易》言“赞天地之化育”,释言“慈悲喜余”,儒言“博施济众”,皆标揭人生之目的也。故道之用在成德。德者,得也。使人各有所得,而非占为己有,方能尽情万物,使各得所需,各得其位,此为大功德,亦谋略之大用也。
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
原文言仁者,必具恻隐之心,能施惠泽及万物,俾各得其所,以赞遂生化之功。
其内涵引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谓道不远人,故口人之所亲。又以人能弘道,故用之,则能为人所亲。
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
承上文言积德行仁,必藉之于事。行之于事,则涉及权责。故统领居位之道,要于赏罚善恶之间,行之允当。乃能立功成事也。
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谁能出不由户”乎?故凡人朝夕之所践履,言行之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