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名流的情人们-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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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萧红和端木辗转到了香港。到香港后不久，他们之间的感情裂痕就出现了。作为香港文协研究部的负责人，端木很快就投入到他的工作之中，对体弱多病且多愁善感的萧红来说，她特别需要的温存就少了。萧红是在心境很孤独的情况下勉强写作的。而一旦当她从创作状态回到现实，她就不免有一种失落和惆怅。
萧红自童年起就缺乏爱，长大成人后，如果有人给她一点爱，她就会全身心地去爱别人。与此同时，她也渴望对方全身心地爱她，但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她一直追求一种完美的爱，但一次次地失望，一次次地痛苦，一次次地孤独。这也是萧红感情悲剧产生的原因。
“什么是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这是萧红在她题名为《沙粒》诗中的最后一句。
这时的萧红就处于这种最痛苦之中。她与端木的感情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种令她如痴如醉和梦绕情牵的感觉没有了，那种曾经激发起她无比热情的心的交流和撞击消失了。生活失去了应有的光彩，萧红感到深深的失望和心碎。
周鲸文先生在他的《忆萧红》文章中，这样说道：
“一年的时间，我们得到一种印象，端木对萧红不大关心。我们也有种解释：端木虽是男人还像小孩子，没有大丈夫气。萧红系女人，性情坚强，倒有些男人气质。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端木与萧红的结合，也许操主动权的是萧红。但这也不是说端木不聪明，他也有一套软中硬手法。端木与我们往来较频，但我们在精神上却同情萧红。”
第四部分著名现代作家 萧红（4）
萧红与端木的后期感情现状，用萧红自己的话，“是一种无法说出的痛苦”。萧红比端木大一岁，在认识端木时，已恋爱过，已结过婚。在考虑与端木的感情问题上，应该比较理智。她当初很清楚地看到端木身上的缺点和弱点，但还是决定与端木结婚。这也就意味着她可以原谅并且容忍端木的缺点和弱点。但事实上，由于萧红特殊的经历和性格，她往往又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骑虎难下，再加上生病、战争等种种原因，更使她已经无法离开端木。
但是，萧红对这样的生活是不满意的。和她日趋衰弱的身体状况形成对比的是，她精神上的渴求更加强烈。她太需要爱，更需要一种依附和寄托。于是，又有一个人走进了她的生活。他就是骆宾基。
骆宾基是萧红胞弟张秀坷的友人。作为萧红同乡的东北人，他到香港后，自然很想认识女作家萧红，并希望能够得到老乡的关照。
一天，在朋友的介绍下，他与萧红相见并相识。当时在萧红的眼中他“中等身材，有着北方农民的魁梧，一张同属于北方农民的紫铜色长脸上常常写着质朴和沉思，鼻梁上架着一副棕色的眼镜，眼镜后面是一双不大却充满活力和感情的眼睛。”
萧红不否认对这双眼睛充满了好感。以后萧红将这位同乡介绍给端木，端木把自己在《时代文学》上连载的《大时代》停下来，发表骆宾基的《人与土地》，标题画则是萧红的杰作。
为了感谢萧红夫妇对他的帮助，骆宾基经常去看望他们。而端木因忙于事务，经常来去匆匆。这样对于病榻中的萧红来说骆宾基的看望则减去了她的孤寂感。
特别是萧红住院期间，对她怀有敬慕之情的骆宾基则长时间厮守在她身旁，以致护士小姐都以为他是萧红的丈夫。
病中的萧红有着无限的思乡之情，骆宾基那一口浓烈的东北口音，配上他那娓娓动人的声调，对萧红不啻有种饮甘露而止渴的作用。
他们在一起谈话往往显得很投机，骆宾基小萧红六岁，所以萧红总像姐姐关心弟弟一样与他拉家常。他们谈到东北老家的风俗习惯，萧红兴致极高，言谈中不免流露出对家乡深深的怀念。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亦开始向香港发动进攻。当时九龙已陷于炮火之中，“炸弹声不绝于耳”。病中的萧红非常害怕，她有一种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空虚感，也迫切需要有人陪伴她。
突然降临的战争，令好多在港文化人措手不及。这时的端木既要照顾萧红，又要考虑撤退以及筹款事宜，同时还要与文化人保持联系，因此显得非常忙碌。这样他不可能一直留在萧红身边。考虑到萧红身边又不能没有人，于是端木有时干脆请骆宾基多照顾萧红，骆宾基自然感到责无旁贷。
一天，在炮火声中，骆宾基又来到萧红身旁。他的到来使脸色惨白又夹着恐惧的萧红，仿佛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惊喜。
她紧紧握住他的手，说道：“你不要离开，我好害怕……”
骆宾基反而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安慰她：“不要怕，我会一直在你的身边的。”
萧红点了点头。此刻，疲惫已极的她仍然紧紧握住骆宾基的手，慢慢地合上眼皮。
骆宾基静静陪伴一侧。他感觉到她有一种怕被人抛弃的惊恐。
好一会儿萧红才睁开双眼，看着静默中的骆宾基，一种感激之情油然而升。
“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友情的慷慨，你就是最慷慨的。”萧红接着又说：“我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常常陷入与愿望相反的矛盾里，也许这是命吧。和萧军的离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
骆宾基心里清楚萧红所要表达的意思，过去他一直以为萧红与端木生活得很愉快，很幸福。可以后，听一些朋友讲，他们之间并不协调。另外，他在与萧红的接触中，也深深感受到她的那种心灵孤独和企望被别人关心的焦渴。
骆宾基陷入了矛盾之中……
九龙很快被日军占领，九龙的难民冒着炮火逃往香港。萧红拖着疲惫的身体，也混在难民中逃到香港。端木将她安顿在思豪酒店。
这时，滞留九龙的文化人基本上都逃到香港，但香港也危在旦夕。大家心里都明白，香港的沦陷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当时中共驻港机构和东江游击队正在组织文化人撤离香港。
端木原来也准备乘机撤离，但看到萧红的病情他还是留了下来。
柳亚子、周鲸文等人撤离香港之前，都分别来看萧红，向她告别。
看到他们一个个离去，萧红感到十分伤感和悲怆，她不知道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
骆宾基又来看她了，刚好端木外出。这天，萧红与他谈得很多，她说：“我早就该和端木分开了，我要回家乡去。你能不能先把我送到上海，送到许广平那儿就行了。”萧红情绪有些激动，她看着骆宾基颇为不放心的表情，接着说：“你不要为我担心，我不会在这个时候死的，我还有《呼兰河传》第二部要写，我会好起来的。”最后，她竟有点喃喃自语。
突然，萧红眼中有一种凄楚和苍凉的神情，她冲着骆宾基说：“……骆君，到那时你肯娶我吗？”
他不由地愣住了。
第四部分著名现代作家 萧红（5）
在四目相接的一霎那，他猛地拉起她的手，紧紧地握住，头低俯在她的胸前。
萧红激动不已，这种感觉令她陶醉。但是，她突然想起了自己诗中的几句话：
想望得久了的东西，
反而不愿意得到。
怕的是得到那一刻的颤栗，
又怕得到后的空虚。
萧红默默地想着，四周静极了，时光在慢慢地流逝……
1941年12月25日，经过18天的抵抗，香港终于沦陷。十多天后，辗转躲避的萧红被送进了跑马地养和医院。医生对萧红的病情进行会诊，却不料这次会诊竟加速了萧红的死亡。原来，她被不负责任的医生误诊为喉瘤，第二天即被送进手术室。
萧红接受了一次痛苦的喉管切开手术。手术后，萧红病情骤转，身体更加虚弱。由于伤口难以愈合，致她痛苦万分。
眼见萧红的病况愈来愈糟，端木和骆宾基都感到很伤心，他们俩一直陪伴在萧红病榻前，尽可能多地给她以安慰。
萧红也许意识到自己病情的危重，反而显得出奇的平静。或许这是一种心如止水的悲哀吧。
1942年1月18日，端木和骆宾基将萧红扶上养和医院红十字急救车，转入玛丽医院重新动手术，换喉口的呼吸管。
萧红已经无法再说话了。她用手势示意骆宾基给她取来纸笔。
“我将与蓝天碧水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这是萧红写下的最后一句话。她用半部《红楼》概括了自己的一生，可见那风风雨雨的感情历程。
萧红不愿死，也不甘心死，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作品要写。如果她能再活一次，她一定要找一个兼容萧军和端木优点的男人。她的缘未断、情未了，怎么能就这样走了呢？
就在萧红第二次手术后的第二天，一直陪在她身边的骆宾基，见她气色稍为好些，加上身旁又有端木陪同，于是他赶紧过江到九龙去了一趟，试图在旧居中找回因仓促奔走而遗留的小说稿。然而他一直耿耿于怀的小说稿却已焚于战火。无奈，次日黎明，骆宾基即匆勿返回香港玛丽医院。
但令他大吃一惊的是，玛丽医院一夜之间换上了“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骆宾基惊得一身冷汗，不知萧红情况怎样？经交涉半天，他才得以进楼上病房，但已人去楼空。
骆宾基茫然不知所措。他突然想起萧红入院前曾住过的时代书店宿舍，赶紧转身而去。
果真在那儿见到了端木留的一张条子，说萧红病重，叫他在此等候。一会儿端木匆匆而来，告诉他萧红已不省人事。他们赶紧从书店经理处借了点钱即赶去看她。
在红十字会设在圣土提友的临时医院里，骆宾基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昨天刚离开时还很好的萧红已处于垂死状态。她身上盖着毛毯，仰面躺着，脸色苍白，面颊削瘦，双眼紧闭，头发披散地垂在枕后，但心脏还维持着微弱的跳动。
他们呆呆地看着，感到一阵揪心的疼痛。要不是战争环境，萧红的病情不至于会这样恶化。
两个小时后，萧红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一个在中国文坛上熠熠闪光的女作家就这样悲惨地走完了她32年的人生之路。
萧红被安葬在浅水湾，那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她在大自然巍峨葱茏的山峦和奔腾不息的大海的环抱中，翘望头顶缕缕白色的云雾缭绕，侧闻轻轻拍打堤岸的海水声，依然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延续……
萧军、端木、骆宾基一直深深怀念着曾是他们生活中一个组成部分的萧红。萧军专门写有一组怀念萧红的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珍重当年患难情，
于无人处自叮咛！
落花逝逐春江水，
冰结寒泉咽有声。
万语千言了是空，
有声何若不声声？
鲛人泪尽珠凝血，
秋冷沧江泣月明。
端木的《祭萧红》诗：
天上人间魂梦牵，
西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