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晏智杰-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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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湍衙庖阅炅淅囱谷耍贝缶醚芯恐行牡某缕浇淌谠凇妒兰痛蠼蔡谩分兴担堑薄に姑苤叭澜缍济挥芯醚В丛�1996年写了一本专著，居然叫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您看，您这么大年纪，干嘛非跟年轻人过不去呢？我想听到解释。
晏智杰：这个网友说得很有意思。但是实际的生活是，我同陈平并没有这种冲突和矛盾。因为事情的情况是，西方经济的发展，经过一个长期的阶段，亚当·斯密是他们经济学成框架、成体系、成形的开始，而在这之前，已经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成百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正是对于他以前这成百年发展过程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我想，陈平也不会说亚当·斯密以前就没有经济学可言，不会是这样的。
主持人：只能说是没有经济学这个概念。
晏智杰：对，有可能，或者说还没有形成经济学的框架，这都可以讲。因此呢，我想，我同他在这第一点上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主持人：一会儿我给他回E—mail。好，还有一位网友叫做“喵喵不理我”。他说，晏先生您好，我不是学经济学的，但我知道陈岱孙是经济学泰斗，您又是他的得意门生和得力助手。我想问您……问题可能跟我想问的是一样的。我想问您，陈岱孙先生一辈子独身，是不是因为爱上了周培源教授的老婆？陈先生身材高大，为什么不横刀多爱？要知道，爱情是不讲道理的，干吗让自己那么苦呢？而且，我要是有幸成为他的学生，我非帮他一把不可，因为我太爱陈先生了，这样，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就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也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晏智杰：这个网友说的情况，可能也是许多人有耳闻的一件事，但是据我所知，没有这件事，不是实情。因为，在周培源先生同他的夫人王蒂澂结婚之前，陈岱孙先生还从来没有见过，自然也不认识王蒂澂，这是我从他的亲戚处知道的。并且，还知道其它一个情节，那就是周培源先生结婚的时候，是陈岱孙陪着他到前门首饰店，帮着他，给把参谋，买的戒指和其他的首饰。如果说，那个时候他们之间存在其他的关系的话，他们不会这样的，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有过不止一次机会出现在他们两个都在的那个场合，给我的印象是，他们亲如兄弟，相互都非常的尊重。因此我相信那句话，就是说，社会上的传闻是善意的，但不是事实。
主持人：那这位网友听了会非常失望，因为大家传说，这是陈岱孙先生一个特殊的高风亮节。
晏智杰：这是大家对他的好意。
主持人：按照一般人的做法，如果是娶不了他想娶的那位太太，这位太太又嫁给别人的话，这两个男人之间就成为情敌，但是在陈岱孙这一辈子当中呢，化情敌为情友。
主持人：看一下网上问题。这一位网上的朋友，网名叫“福利彩票”。他说，在研究近代西方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时，我们一直沿袭着一种套路，那就是把西方经济学分为，古典的和庸俗的两大部分和两大阶段，而您独树一帜，认为应该根据实践标准，而不是根据单纯的意识形态标准，去重新认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我是个严肃的女孩子，不会开玩笑，我只是希望您能简略地，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估计是想问问什么叫“古典经济学”，什么叫“庸俗经济学”，然后您的观点是什么？是不是古典加庸俗再除以二？
晏智杰：这个网友显然是注意到了我的那个著作中间提出的论点，在我的所有这些著作中间，我都抱着一种新的观点，那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就它的主流而言，是一个不断地前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像过去的传统认识的那样，只有在它的古典阶段是科学，过了古典阶段就是庸俗的，并且，像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认识那样，说这种认识过程，是越来越庸俗，越来越庸俗，越来越庸俗。于是就把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划分为这么几个阶段，过去，一个阶段叫做古典经济学。就是马克思说的古典经济学。然后就是说呢，马克思划的那个庸俗经济学，我们叫早期庸俗，然后马克思去世之后呢，说他们还庸俗，那叫晚期庸俗。晚期庸俗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该怎么说呢？说，那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总危机，这就是过去几十年间对西方经济学的总看法，我以为这种看法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这种看法事实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判断，因此，我早早就抛开了这个什么古典和庸俗的划分，古典的划分我还采取，但是我是把它同现代经济学，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的，就是说，西方经济学，发展到现在几百年间，我们可以大体把它划为两段，一段叫古典的，一段叫现代的。而我说的古典，包括过去所说的庸俗经济学在内。而划分的界限是在于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因为西方的经济生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从过去倡导自由竞争，经济自由主义，发展到市场经济基础上，要结合的国家的宏观的调节，这就是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后所开辟的新时代。如果没有这个重大的转折，资本主义就不会有现在，就不会有今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无私地正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现实，也许这样，才能站得住。
主持人：我要插一句，我个人的好奇，难道凯恩斯主义也被说成是庸俗经济学吗？
晏智杰：过去啊，过去不仅是说庸俗经济学，说成就是西方经济学进入总危机的重要标志。为什么呢？说，如果不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陷入困境，那么就不会要求国家调节，国家调节，要把过去当守夜人的国家，现在要请出来直接参与经济生活，还要采取像财政手段、货币手段，像现在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格林斯潘，这样的老潘出来，左右国家的经济生活，过去人就说，这不就表示过去资本主义走向了困境，陷入了总危机吗？因此，过去是把凯恩斯主义看作陷入总危机的标志。
主持人：那也不叫庸俗啊？
晏智杰：总危机比庸俗还严重。是那个意思，先是早期庸俗，是马克思时期的，然后是晚期庸俗，就是马克思身后的，然后就是三十年代以来，那么就是总危机。
主持人：听着好象是评价流行歌曲和电视剧。
观 众：晏老师，我想从当前社会上发生的一些现象，想征求一下您的看法和意见。就是我看过一组报道，说原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建，他为国家创造十万块钱的利润，他自己拿一块钱，当然他不该拿，他自己拿的，贪污一块钱嘛。那我想，今年3月15号，朱镕基总理在两会期间讲话他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您刚才也提到了，企业家今年期间是不是考虑改革，分配改革，用年薪制，那我想问一下您个人的看法，就是说企业家年薪该拿多少才是比较合理的？现在社会上传闻说，高薪养廉，公务员的收入要提高，那人都是有欲望的，他拿了多少工资他才不贪污，不腐败呢？我想请您谈谈您个人的意见。
晏智杰：这个话，我以为要分两头说，褚时建贡献很大，而且在他贡献的时候，拿得很少。就象您刚才说的，说创造十万，他才拿一万，十万分之一。
主持人：是拿一块吧？
晏智杰：拿一块。
主持人：创造十万，拿一块。
晏智杰：好，那就比例更大了。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就说明，企业家的贡献在当时没有给予相应的报酬。因为这个悬殊太大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一定，当然你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以这种情况去理解他后来为什么走上犯罪的道路，因为他毕竟，后来的这种作为是不能宽恕的，是违法的，我们只能说，反过头来看，假定当初在企业家的报酬上，能够落实得更好一点，他会不会不走上这条路呢？那我的回答是，有可能，但不一定。有可能是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讲，可能高薪就养廉了，不一定是因为……即使高薪也不一定都能养廉，因为在其他国家，实行高薪养廉的国家，也不时地会出现腐败的事件，而且那些腐败的人，往往就出现在那些拿高薪的人中间。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经济法则同道德观念，有时候不能完全替代，不能完全替代道德的约束。那么经济的制度会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会肯定人们在经济创造方面的基本贡献。但是如果，与此同时，我们仅仅依靠经济的约束，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的话，我以为有时候是失灵的，毕竟人还是应该有道德观念的，同时也就有人有不道德的观念。因此，现在中央提出来，还要以德治国嘛，我以为，这恐怕也是其中应有之意，对于我们的企业家，既要肯定他们的经济贡献，在分配制度上给予调整，不要再出现那样一种贡献和报酬太悬殊的这种情况，使得他们心理不平衡。我听说褚时建，后来他也一再地讲，为什么开始干这个事呢？就是因为太不平衡。那么我们真正实现了合理的报酬，也可能会消除一些人的不平衡心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确还要提倡以德治国，提倡人们要有一定的道德观念，要用相应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才能够不至于使得人人都去钻钱眼，都去计较经济的报酬。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么回答才好。
至于说，企业家们究竟应该拿多少，我真也说不上来，现在还在研究，我听说各式各样的方案都有，现在的情况是相当混乱的，有的给得很多，有的给得并不多，那么国家究竟给多少？据我所知，好象还没个主意。我参加的一些讨论会上，我们有关部门也在征求大家的意见，正在研究，我也说不上来。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
观 众：我的问题是这样，我曾经听到一位国企的厂长，他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现在搞这个分配制度的改革，它对于经营管理者来说是这样的，就是“买一配二”，比方说，你拿出十万块钱来买这个企业的股份，然后给你配送二十万块钱。然后他是这么说的，首先我拿不出十万块钱来，如果我能够拿出来的话，那可能我几年的薪水都达不到，我不要吃，不要喝了，但是如果我能够拿出来，那就证明，我是有“灰色”收入的。可能政府抓的腐败，他说如果我要是拿出来，那抓的就是你，就这样的。
主持人：你就说是我借的，或者说我们家海外有亲戚。
观 众：你说可能吗？
主持人：当然可能了。
观 众：对，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代表了一个深刻的含义，就是说怎么样去改？他作为一个经营管理者，怎么样重新分配的问题，而且我觉得他说的话特别有代表性，就是您怎么看，透过他的这个话，来看这个国企的改革和收入再分配的问题？
晏智杰：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国企改革的问题，然后才是分配问题，或者是同分配问题相关的一个国企改革的问题。而事实上，现在国企改革还处在一个继续过大关的阶段。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国企基本脱困，这还是经过若干的调整指标之后，我们认可基本脱困，而真正要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