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大学 作者:吴苾雯-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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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才与邪恶为伍，当虚拟的冷血变成现实的残杀，没有哪一种法律和公理可以为之放行。
法院宣判后，在法院的暂押室里，北京晨报记者赵孟轶曾与于喆进行了一番对话：
“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想见爸爸。我在法庭上看到他在宣判之前就走出去了，我简直受不了了。从小到大我没有看见我爸爸哭过，他一直希望我能成才，可是刚才他那么绝望地出去了。如果不是看到姑姑和姑父还在下面，我想宣判时我会站不住的。”
“你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
“我不想寄人篱下，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可是又没有资金。我想建立自己的骇客帝国，这种愿望非常强烈。我没有想到会发展到这一步。”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犯罪，你的未来会怎样？”
“我会成为一个白领。按照聘用我的公司给的待遇，我想只要两年的时间，我就可以开自己的公司了。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
“你杀人后抢得的物品很少，价值只有4600元，有没有觉得失望？”
“没有失望，是后怕。”
“那你为什么不去自首？”
“我以为能侥幸逃过。在上海的那十几天里，我的心里乱极了。”
“你怎样评价自己呢？”
“我觉得我这人挺随和的……”
一审判决后，于喆提出了上诉。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得知，于喆的上诉已被驳回。这个20岁的网络天才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天才加邪恶等于罪恶，也等于毁灭。这是于喆给世人的警示。
邵昌因一念之差坠入悬崖，于喆因一己私念犯下了杀人大罪。他们本是天子骄子，最终却沦为罪犯。可是如果浏览他们的简历会发现，他们从小到大都是好孩子、好学生，他们从小到大都被荣誉的光环环绕着。
当记者采访邵昌的一位同学时，他说：“他是非常优秀的，是尖子中的尖子，大学和研究生都是免试，而且被留校。他计算机全凭自学，水平很高，连老师都请他辅导。不仅是成绩好，他当研究生会副主席时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组织能力很强，光荣誉证书就有一大摞。”
好孩子是如何变成坏孩子的？天才是如何变为罪犯的？当人们提出这些疑问时候，也许反思就已经开始了。
邵昌的导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说：“他（指邵昌）干这事有不懂法的因素，也有不懂做人的道理。他非常聪明，是学校的才子，但从道德品质方面来看，他不算非常好的人。据一些老师反映，他在实验室帮老师作课题时，挺计较报酬，给钱多积极性就高，给钱少就不干活儿。”
当记者问他说：“邵昌犯罪和您的教学没关系，他在学业上不是很优秀吗？”
老教授叹了一口气说：“不能说没关系。五六十年代，老师对学生就象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现在，人们讲究个性，尊重个人的价值取向，对学生说深了不行说浅了不行，老师越来越不愿管学生了。”
记者问：“听邵昌说，在号子里遇见好几个你们学校的学生，学校用过他们的案例对在校生进行法制教育吗？”
“没有。有的案子要不是学生私下嘀咕，连我也不知道。不过，校领导都喜欢讲学生中谁当了大官，谁当了大款，谁当了院士，越荣耀越好。讲逮起一个人来多不光彩，家丑不可外扬嘛。其实，对学生不应光讲学校的光荣传统，也应该给他们讲讲这些案例，能起到警示作用。”
邵昌在监狱里说：“我在大学时，虽有法制教育课，但很理论化，老师基本照本宣科。而学生也没心思好好学，就是去混，觉得那东西学了也没什么用。我犯法是因为不懂法，作案时虽然隐隐约约也觉得是违法的，但到底违反什么法律，违法到什么程度，会受到什么惩罚，我不清楚。自首后，我只想会被拘留，没想到会判多少年。进来后我学习了《刑法》，感到我被判了7年还是值得庆幸的。”
无怪乎，犯下了杀人大罪的于喆会将罪恶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一个“错误”，会以为自己是个网络天才，法律就会向他网开一面。
邵昌和于喆的犯罪也许只是少有的个案，但是追寻他们身后的脚印，却能看到人格教育和品德教育的缺失，可以看到教育链条的断裂和脱节，正是这种教育的缺失和教育链条的断裂和脱节，使一些本不应该堕落的天才堕落了，使一些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发生了。
天之骄子们，要警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