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毒的历史-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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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设庄续办特货（指鸦片）。同时还代理潮帮、广州帮、上海帮等十二家特商在黔的鸦片购销业务，并与贵阳的赖永初、赖贵山弟兄开设的赖兴隆、宏大等号互相勾结，追求暴利。”


第四部分：周流天下：鸦片的经销烟土行的经营（2）（图）

　　总之，在全国各地，都存在以家族性、地域性关系为纽带结成的商业组织——即各地商帮。在商帮之中，每个烟商各自独立经营，调济有无，互相帮助，并习惯于遵守当地的商业经营之道；在对外方面，他们结成了一个松散的团体，可以为群体的利益团结协作，共同对付外力的压迫、外地同行的竞争。如：“1931年春，在湖南洪江突然增加了‘善后捐’十万元，这是湖南民政厅所派的款（厅长曹伯闻）。此项派捐着重是加在贵州烟帮的身上，其分摊的办法是：做木排和桐油生意的占10％（系江西帮经营）；当地铺号占10％；其余80％完全派给贵州烟帮。为此还特派一个委员来征收，而且还要催收现款。因为数目过大。烟帮不愿负担；同时认为，既名‘善后捐’，为何只派洪江一地，诸如湖南的大城市长沙、衡阳、宝庆、常德等，均未摊派。大家（系指烟商）认为这种作法太不公允，何况还不是‘中央’派的。因此，贵州烟帮提出了意见，经再三交涉，仍得不到减免。贵州同乡会（即鸦片烟商的地域组织）在洪江贵州会馆内召集会议商量对策，请寿彭（字民乐，系一烟商）拟稿上告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及湖南省政府。当时黔军王家烈正驻扎洪江，寿彭建议由他向王申请，把所拟电稿请由二十五军军部电台拍发。后经王允许即将电报发出。这表明我们（指烟商）的上告是得到驻湘黔军的支持的，因而引起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重视，方予解决，准予取消。”通过烟商们的联合斗争，并利用了国民党地方派系的矛盾，烟商们免去了八万元的“善后捐”，其利益得到了保证。　　　　

　　在以家族、地域为纽带的烟帮组织中，各个烟商的经营项目都是烟土，但着重点不同，有的以油、布为主，兼营烟土；有的以烟土为主，兼营他业；有的则专门经营烟土。即使专营烟土，其经营方向还是有区别的，如收购、批发、零售等。如果按烟商的经营方向、可将其分为六类：　　　　

　　（一）滚子商：这是一些以城乡物资交流为其活动范围的小本商人。每逢赶场天，农民把　　　他们收获的烟土拿到市场上售卖，滚子商就到场上零星收集，所收集的烟土都是原装货，有些是用钵装的，有些是用碗装的，有些摊放在笋叶上，形式不一，品质各殊。滚子商收购后，又转售给批发商、零售商或运商。经过辗转不断地经营，资金一次比一次大，收购或转卖的烟土一次比一次多，越滚越发财，所以又叫他们为滚子商。　　　　

　　滚子商其实就是四处收购烟土的烟贩子。在一些种烟区，往往存在着“烟会”——收获时节的热闹市集，这是他们收购鸦片的大好时机。他们往往利用烟农急于卖烟还债或其他急用之时，低价收购。之后，转手卖给大批发商，从中渔利。　　　　

　　（二）零售商：即开土行的商人，他们从事零售业务，有时也兼营少量批发业务。鸦片烟的吸食者吸食的是熟膏，需要将买来的“生土”煮熬。每次购买量不大，一般都向零售商购买。零售商在售卖时，一般从大块烟土上用剪子剪下一小块，故有“零剪商”之名。　　　　

　　（三）批发商：这是一些资金比较雄厚的大商人。他们从滚子商手中把原装货购买回来，分别成色高低放置盘内，搅拌之后做成饼子，每个重约十两左右，这就叫原装货，或饼子货。等到饼子货水气干后，再装入定制的木箱里（每箱约重五百两左右），成批地卖给运商。　　　　

　　（四）囤卖商：这是些资金特别雄厚的商人，他们专门作投机生意，当烟土跌价时趁机大量购进，囤积居奇；当烟土产量降低时，大量抛售，从而赚取高额利润。这些资金雄厚的大商人，坐在家中指挥，囤迟卖快，故有“囤卖商”之名。　　　　

　　（五）熟膏商：这些商人具有供瘾客吸食的烟具，开设有烟馆。他们将“生土”煮成熟膏，供人吸食，或者将熟膏零星分售。这些熟膏商多半是烟馆的经理人。　　　　

　　（六）运商：烟土经过完纳通关税后，便可以公开运往外地销售，牟取不同地区间的差价。这些外销商的资金相当雄厚，合股经营者比较多，独立经营者比较少。他们一般设有自己的店铺字号，并在外地鸦片烟土聚散地区设有分号，负责收购和销售。这些店铺一般规模都很大，资金相当多，在商界中名声显赫，势力超群。


第四部分：周流天下：鸦片的经销国产烟土的运输和销售（1）（图）

　　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虽然清廷十八行省罂粟花到处盛开，处处都生产鸦片，但是还是有两大鸦片主要生产地区，即云贵川为主的西南地区和山陕甘为主的西北地区。这两大地区的鸦片质量较高，深受瘾君子的欢迎；产量较高，除满足本省区吸食外，还大量运销外地。这种局面自晚清以来，一直到国民党政权的覆亡，变化较少。　　　　

　　从大的方面来看，国内鸦片烟毒长途贩运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是西北鸦片（甘肃、宁夏、　　　山西、陕西）东运，在华北、京津一带大量销售；二是西南地区鸦片（云贵川）经长江顺流而下，汇总于武汉、上海，分销于华中、华东各地；三是云贵川的鸦片，经湖南，进入华中地区。1927年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除了红军根据地不准贩卖烟毒以外，蒋介石国统区则烟馆林立。“四川刘湘、杨森，贵州尤国林、王家烈，湖南鲁涤乎、可键等大批贩毒，一船烟毒装下长江，一船枪械带回上去。还有甘肃、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等，经常有大批烟土东运”（萧觉天：《蒋介石禁烟的内幕》，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可以说，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前，烟毒的运输路线是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再转运至中部、西部和北部，蔓延至全国各地；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除了鸦片遍地种植、生产以外，形成了自西北、西南包围全国的巨大钳形攻势。　　　　

　　1933年蒋介石设立禁烟督察外，实行所谓“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计划，其实质是官卖官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规定只许鸦片公运，不许私运；公运鸦片（即特货）都由蒋介石武汉军事委员会行营发给印花、由督察处粘贴，对运输路线作了具体规定：　　　　

　　（一）川货运鄂，大部分集中于四川万县，经宜昌以达汉口，过去通常以四川省办事处派员押运所发联运单，及在万县开船时所发电报为凭。偶尔有少数由宣汉、开县、南坝场等处，经核桃园、竹山、房县以达老河口。以后各特商（即鸦片贩子）在宣汉、开县等处采办特货，应饬向四川办事处申请派员押运，并仿照川、鄂联运办法填发运单。川货公运入鄂路线只以宜昌、老河口两处为限。　　　　

　　（二）滇货在滇集中于昆明市，一路由昭通经重庆转鄂，一路由贵阳经洪江转鄂。又黔货集中于安顺、贵阳两处，一路由赤水经重庆转鄂，一路由下司经洪江转鄂。滇黔货经湘转鄂者，在湘按鄂湘统征分拨办法纳税，运汉再行补足统税；又经川转鄂者，除已纳川税外，入鄂按照统税税率缴纳。又滇货经由百色转衡川一线，予以取消。以后滇、黔货一律由川之重庆运宜昌转汉，及湘之洪江转汉为公运路线。　　　　

　　（三）陕甘西货产于甘肃者，集中于兰州、平凉，产生陕西省集中于西安、潼关。此项西货，北出晋绥，南出豫鄂皖，以前运输路线漫无限制，以后自陕甘联运，实行以潼关为汇萃征税地区，以兰州至西安的公路及西安至潼关的铁路为公运路线，并由陕甘两省禁烟机关派员押运。　　　　

　　（四）西峡口设有收税机关，征收本产货特税。该处地界陕、豫、鄂三省边区，素多私贩，一由川之宣汉、开县，南坝场等产地经万源、大竹河入陕之安康、商州、商南以运西峡口，一由川之宣汉等产地东行入鄂，经鄂之王家河（竹溪）、羊尾山（郧西）以转西峡口（萧觉天：《蒋介石禁烟的内幕》，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当然，蒋介石武汉军事行营所辖禁烟督察处的上述规定，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征税。虽然如此，其公运路线的规定，还是根据鸦片运输路线的实际情形，因势而定，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鸦片运输的真实情形的。　　　　

　　以上着重于全国大范围的鸦片运输与销售，从中可知潼关、武汉为当时两大集散地，南北两地鸦片由此而分销华北、华东、中南、华南各省区。但是，幅员广阔的中国，凡是大都会都有瘾君子，都需要鸦片。因此，不同省区又有不同的运输路线，具体举例说明如下：


第四部分：周流天下：鸦片的经销国产烟土的运输和销售（2）

　　贵州省烟土运往外省，除西路入川外，其东路、南路、北路及西南路，共有运输线十一条：　　　　

　　第一，旧贵洪线。由贵阳到镇远下船，经水直达洪江。这是一条老路线。　　　　

　　第二，新贵洪线。由贵阳到麻江下司，用苗船由清水江、剑河、锦屏直达洪江。洪江是湘黔两省商业贸易的枢纽。烟土集中于洪江以后，分由水、陆两路运往销区：水路由辰、沅运至常德，再由常德分水、陆两路运往长江流域分销。这一条由洪江到常德的运路最长，销区最广，是各条线路中的一条主要线路；陆路从洪江经过黔阳、武冈直到宝庆，再由宝庆分运至长沙及湘南汝城（集中长沙的烟土，分由萍乡运往江西的九江、南昌，或经茶陵运入江西吉安一带销售；集中汝城的烟土，经过粤桂边区，深入粤桂内地销售）。　　　　

　　第三，贵铜线。由贵阳经镇远运至铜仁，再由铜仁运入湘西麻阳等地销售。　　　　

　　第四，贵榕线。由贵州到丹江（今丹寨）下船，达榕江，再由榕江经广西长安、融县到柳州等地销售。　　　　

　　第五，贵南线。由贵阳经独山到麻尾的南寨，再由南寨经南丹等地直达柳州等地销售。　　　　

　　　　第六，贞百线。由贞丰经白层河直达百色等地销售。　　　　

　　第七，兴箐线。由兴义经箐口出广西南戛，绕行达柳州等地销售。　　　　

　　第八，安坡线。由安龙经坡脚到南戛、庆远、德胜等地销售。　　　　

　　第九，贵渝线。由贵阳经綦江直达重庆销区，或由川江转运至宜昌、汉口等地销售。　　　　

　　第十，毕泸线。由毕节至泸州，推销至川南各县。　　　　

　　第十一，遵涪线。由遵义经凤冈、德江、婺川到四川涪陵，再转长江各地销售。　　　　

　　以上十一条线，以贵洪线销路最广，估计约占贵州全省销售量的四分之三，其余各线仅占全部销售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参见谢根梅、孟慰苍：《贵州烟毒流行情况》，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当时南方山高沟深，林高草密，虫蛇出没，疫疾流行，通过上述路线，都有一定的艰险。除了自然环境恶劣外，土匪出没，也给鸦片运送带来很大困难。如伍效高在1922年8月，从贵州安顺到广西百色贩卖烟土，一路上的风险，时隔多年，他仍心有余悸，念念不忘。他在《我贩运“黔土”外销的经过》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