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电子书 > 历史军事电子书 > 大历史的边角料 张鸣 >

第23章

大历史的边角料 张鸣-第23章

小说: 大历史的边角料 张鸣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与学宫一体的建筑,安顺的文庙还基本完好地保存着,从学宫过去不远,就可以看见文庙的“宫墙万仞”。

以后在安顺的日子里,几乎每天我都要走过这座学宫,我想,这大概可能是全国仅存的孑遗了。可惜我对安顺地方史了解无多,说不清这座学宫的来龙去脉,更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像其同类那样倒塌湮没。不知是因为安顺地方民风古朴特别看重读书人和事,还是由于这座建筑半由石料砌就,所以格外结实,可以经得起时代的风雨。我搜索记忆,想起了清末与曾国藩齐名的胡林翼在带兵征讨太平天国之前,曾经在安顺做过知府,依照惯例,胡大人的脚一定踏过这里的讲坛。真想不出这位清朝的中兴名臣在这里都讲过些什么,是寻常的高头讲章,还是理学心得?抑或经世致用的学问?都说贵州地处荒蛮,文风不盛,清人笔记甚至传说贵州考秀才的人太少,以至于能完卷的人都取上了还凑不够名额,连仅仅写了“且夫”两字的也得以中秀才。但看着全国硕果仅存——不,应是残果仅存的学宫,这灵气四溢的龙柱,我想,贵州人也许在历史上四书五经背得没有别处人那么好,八股文功夫更差,但绝不缺乏聪慧和灵气,从来地杰人必灵,想来不谬。

学校的老人告诉我,仅在十年前,学宫的建筑还有许多,不仅两厢有房子,而且还有一排大牌坊,剩下的建筑虽已经被列为地区级文物,但一文保护经费也没有。贵州天无三日晴,说着就下起了雨,看着破败的学宫在风雨中瑟瑟发抖,我想,如果再不修缮,恐怕在不久的将来,谁也看不到它了。

28。西藏的“研究性大学”

在西藏,佛教无所不在。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是没有寺庙、灵塔,居民的屋顶也肯定会插着五颜六色的经幡;没人的地方,也经常能见到堆着刻有经文和咒语的石头的呢嘛堆,石头堆上挂着更多的经幡。至于藏民头上戴的(护身佛),身上挂的(护符),手上拿的(经轮),也都跟佛教有关,只是现在西藏的年青一代宗教情感稍显淡薄,全套“佛装”的往往是些老年人。

有佛教的地方寺庙总是中心,佛教三宝“佛、法、僧”都集中在寺庙里,当然西藏更不例外。西藏的寺庙如果按教别和教派来论,有许多种。藏传佛教虽然黄教占统治地位,但白、红、花三派的寺庙也还存在,甚至有些地方还有原始的宗教的寺庙。在我看来,这些寺庙实际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供教徒膜拜和观赏的,一类是佛学的研修场所。一般游人常去的大昭寺、小昭寺、白居寺和扎什布伦寺等,应该属于前一种,庙宇巍峨耸立,唐卡金碧辉煌,里面的佛像重重叠叠(全然没有内地佛寺那种等级和方位感)。而西藏著名的三大寺甘丹、哲蚌、色拉寺应该属于后一种,这里更多的是经卷、藏书和经堂,可供俗人赏心悦目的东西实在不多,只有哲蚌寺有幅巨型的唐卡,也只是每年藏历六月三十日雪顿节的时候才拿出来晾晾。

哲蚌寺是三大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据说在盛时曾经拥有一万多名前来修习的僧人。寺庙依山而建,石头的屋宇层层叠叠,构成了一座硕大的城堡。城堡里有许多人在出没,不少窗户上还摆放着艳丽的盆花。整个寺庙出奇地安静,山下偶尔的一点人声车噪,也很快就被山寺的静谧吞没。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政府为三大寺修建下水工程,几百年的秽土都被翻了出来,气味很是特别。即使是这样巨大的工程,也没能搅扰了山寺的安详,人进去以后,一个突出的感觉还是静。

寺里的喇嘛对外来人很友善,总是憨憨地笑着,一任我们看这看那,不着边际地胡道乱问,如果我们想要和他们合影,也都很配合。许多地方明明写着拍照收费十元,但喇嘛也不问我们要。当然,如果你主动给,他们也不拒绝。寺庙里除了僧人的宿舍,就是经堂。经堂无论大小,四周都塞满了梵荚装的经书,有的看起来已经很旧了,有的则是新的,大多数的经堂连一尊佛像也没有。在一间大约三十多平方米大小的经堂里,我跟一个小喇嘛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今年十九岁,已经在这里学了两年。我注意到他的床就搭在经堂里(寺里空闲的僧舍很多,按道理完全可以不必如此),床头上散放着一荚经书。小喇嘛会的汉文不多,我只好通过同去的藏族向导和他继续交谈。从谈话中我了解到,整整这一屋子的经书,小喇嘛都看过。而床头的那荚经书,据说我们随便抽出一页来,他都能倒背如流。说到这里,小喇嘛真的抽出一页来给我,可惜我对藏文一窍不通,实在无法验证。但是看着他那纯真的眼睛,我相信这肯定是真的。

三大寺的组织结构都差不多,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所谓研究性大学,寺为大学本部,下面为札仓,即学院,哲蚌寺有四个札仓。每个札仓下面有若干个康村,相当于系,康村则由更多的米村组成,米村是来寺僧人最基本的学习单位。在三大寺里学习,除了内地寺院也要遵行的早晚课和结冬与结夏(冬、夏两季集中修习)之外,突出的特点是实行导师制和讨论式的学习方式。每个在寺内学习的僧人都有不止一个导师,对其学业实行专门辅导。僧人学习的过程,也不仅仅限于阅读、背诵和自己体悟,还要经过反反复复的集体辩论,寺里叫做辩经。辩经在寺、札仓、康村、米村各个层次都有,最经常开展的是康村和米村这两个层次。这种学习体制,很容易让人想起牛津和剑桥的导师制。

在色拉寺,我赶上过一次这样的辩经。那是在一个很大的园子里,僧人称之为“法苑”,苑里有树有草,几百个喇嘛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圈子,大声地讨论着什么。按规矩,每个人在提问的时候要站起身来,一边跺脚,一边猛地拍一下掌,动作很是夸张,姿势煞是好看。不过,在我看到的场景,许多喇嘛动作已经简化了,只拍掌而不跺脚。但是无论动作是否偷工减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有的人甚至笑得前仰后合。尽管人人都在笑,辩论却进行得非常认真,我们这些外来人的闯入而且大拍其照,居然从始至终没有引来一个僧人看上一眼。

在世界宗教史上,也许只有佛教才能有这样激烈而又平和的教义辩论。在佛教历史上,类似的辩论不知举行了多少次,在发祥地天竺如此,传到各地也如此。在中国,全国性的辩论就有过很多回。无论各宗各派,大家总能辩出个高下。别的宗教派别之间有战争,而唯有佛教的教派之间只有辩争,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辩论却总能辩出名堂,不至于流于意气之争。

了解一点佛学的人都知道,佛学的知性魅力是独一无二的,吸引了古往今来无数的智士沉迷其间。直到近代,章太炎、马一浮、杨文会、陈寅恪、王国维诸位顶尖的学者,无不对佛学情有独钟。佛学是中世纪少见的既有学问的无限延展性,又有自己的论理逻辑的学问。这样的学问,只有通过辩论,才可以实现“精进”。

在今天,也许只有在西藏的三大寺,我们才可以见到真正的佛学辩论之风。

29。带“病”考试

高考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典。每年的夏天,总有那么几天媒体热闹,政府紧张,考生的家长慌张。还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电视新闻,什么一个迟到的考生被呼啸的警车送往考场,围观者报以热烈的掌声云云。

每当看到这种情景的时候,我就压不住自家的酸水,怎么我们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没这么风光呢?现在人们总喜欢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实,当下考生与录取的比例,最高也不过3:1,而二十多年前,这个比例竟然达到20:l。本人不幸,躬逢其盛,接连参加了1977、1978两次高考。记得1977年第一次参加高考的时候,我所在的小小的农场,考生居然一下子将考场周围的街巷填得满坑满谷。我在那个农场待了多年,好像从来就没有碰到过这么多的人,连不知道x+y为何物的老兄老姐们也来碰运气。以至于考试不得不分成两次,一次初试,一次正式考试。

初试的考场上就相当热闹,有哭的,有闹的,还有当场休克甚至吐得一塌糊涂的。那时离“文革”后期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出风头的日子还不算太远,大概是对那时的宣传记忆太深刻了,我旁边就有一位仁兄答不出来题,学张铁生在卷子上给考官大写其信的。

1977年高考的时候,我正在农场的连队当猪倌兼兽医,本来没打算参加考试,一来,先天不足,出身不好;二来,后天犯傻,前几年曾经非议过伟大的“文革”,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三来嘛,是觉得肚里空空。我们这些从小学就被文化大革命“革”过来的人,原本就没学什么东西,我的大部分同学,说是中学毕业,其实连信都不会写。我虽然自己看了点书,但这些年扎根农场,改造思想,把学的那么点东西也都喂给了猪马牛羊。说实在的,如果是考“牛马经”或者“猪羊经”或许我还能混混,可是……可是归可是,最终我还是没能经得起诱惑,混入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大军的行列。回想起来,也许是范进老前辈的光辉形象影响了我,因为,在我不多的藏书中,就有一本该死的《儒林外史》。

考吧,反正马二先生说过,就是孔夫子再世,也要考试。请了两天的假,到农场(那时还叫团)报了名,糊里糊涂地就下了场。开始是初试,记得头一场是考语文。我们这些人,打小学就赶上“文革”的好时光,哪里经过什么考试,自打从娘胎里出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坐到桌子前,发下卷子,笔就开始打哆嗦,百计也无法制止,就这样抖了半晌,我意识到这样下去有交白卷的危险。当年大清国的时候,江南的大名士吴兆骞就是在皇帝老儿驾前的考场上打哆嗦,交了白卷,结果被发配到了北大荒喝西北风。现在我已经在北大荒了,再要发配可能连个地方也不好找了……这样胡思乱想一通,笔总算是不那么抖了,可是思路也找不到了,最后总算是对付了一些文字交了上去。

初试过了以后,为了防止再哆嗦,我想出来一个相当聪明的主意。考前从医生那里要了一片安定药片吃了下去,因为我听说这种药少量地吃可以有镇定作用。没想到,由于我从来没有用过安眠药,区区一小片安定,在考场上居然把我“镇定”得睁不开眼睛了。当然,鄙人当时明白,如果我就此睡倒,依然是要交白卷的。没有办法,只好忍痛将脑袋和桌子狠狠地接了几个吻,这招居然比初试时忆苦思甜还管用,复试下来,成绩居然还不错,按当时的行情,上个重点大学也够了。

当然,我能考到那个程度,以今天的尺度,绝对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我们那时的考题简单得能让今天的中学生笑掉大牙。记得语文题最难的部分就是翻译《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考完之后,一个据说程度不错的考生得意扬扬地跟我说,你知道“愚公长太息曰”的意思吗?我想了半天总算弄明白了,它的意思就是:愚公的大儿媳妇说!

考试的过程听起来很有点喜剧的味道,但是结果对于我来说却是地道的悲剧。从1977年考完,一直到1978年的到来,我眼睁睁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2 1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