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展望-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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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元里西村南岸九十余乡众衿耆等，为不共戴天，誓灭英逆事。

　　　　照得向来英夷素不安分，屡犯天朝。昔攻沙角炮台，侵害兵卒。我皇上深仁，不忍加诛，且示怀柔。彼尚不知感恩，犹复包藏祸心，深入重地，乱施火箭，烧害民房，攻及域池，目无各宪。钦差大臣见城厢内外百姓遭殃，方议息兵安民。该逆夷理亦得些好意，即当俯首速退。胡乃贪得无厌，得寸入尺，纵容兵卒，扰害村庄，抢我耕牛，伤我田禾，淫欲妇女，锄我祖坟，鬼神共愤，天地难容。我等所以奋不顾身，将义律围困于北门，伯麦斩首于南岸（按伯麦时尚未自印度回粤）。尔等逆党试思，此时此际，若非我府尊为尔解此危，则各逆党何能得首领以下船乎？

　　　　今闻尔出示尚敢辱骂我众，是以奋急成云，定诛妖孽。饱德之义士，襄助口粮。荷锄之农夫，操戈御敌。纠壮士数十万，何英逆之不可剪除？水战陆战之兼能，岂惧夷船坚厚？务必使尔丑类片甲无存，逆船片帆无归而后已。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五章　中国社会文化的激变　三　本土运动（4）

　　　　示到，议期卜日交战，特示。

　　　　四月十七日（西六月六日）特示英知逆悉。

　　　　——《史料旬刊》第三九期，

　　　　页四三八。

　　　　这篇饶有气概的皇皇文告里，“抢我耕牛，伤我田禾”是关于经济方面受害的反映；而“淫欲妇女，锄我祖坟，鬼神共愤，天地难容”，所表现的则是文化意识的冲突。

　　　　B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与三元里事件有共同的外来因素和心理人类学（psychologicalanthropology）的基础。关于义和团运动，就我所知，历史学家没有一个曾作合于事实的认知。他们一提到义和团，都说是“匪”，是“愚民”，是“下流社会分子”。＇14＇一九○○年外国兵用枪杆子打义和团。一九○○年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在用笔杆子打义和团。大家相沿成风，习而不察。这是什么原因呢？基本的原因在中国士大夫们了解人理的传统思想型模方面。这一型模被历史学家未自觉地用来观照史事，自然会得到这样的结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所谓“捻乱”、“苗乱”、“回乱”，有白莲教。由传统知识分子构成的统治机构，一碰到这类骚动发生，它的反应习惯几乎千篇一律是“理学式”的：认为这都是“乱民”，都是“邪说惑众”，都应该“痛予剿灭”。除了几个杰出的人物以外，很少有人愿意而且能够切实从经验事实上深入地去了解骚乱发生之文化的、社会的、心理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因为这须要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知识之获得远比搬演理学架子困难。影响所及，训致写历史也颇受这种思想型模所笼罩。因此，对义和团运动的了解也是从这套“理学架子”出发的。这怎么看得清楚呢？传统理学式的世界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徒徒供知识分子及统治机构摆正统架子，对于真正了解世界并且解决实际的问题不仅毫无帮助而且大有妨碍。

　　　　历史学家之所以轻易将义和团看做“匪”，还有一个原因。历史学家都是知识分子。在不久的过去，如前所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居“四民之首”。他们传统地养成一种优越感，对于一般“无知愚民”常常轻忽。现在，中国一般知识分子虽然倒霉到极点，收入可与三轮车夫媲美，社会地位只剩下一点影子，可是在潜意识中尚残留若干优越的幻觉。因此，当他们写起历史来时，对于一般“无知愚民”不容易作平等的考虑。

　　　　义和团事变的结果对于中国太严重了。天津陷落，京师被占，差一点弄亡了国。辛丑和约订下来，谢罪、惩凶、赔巨款、削平炮台、改变商约、增设外务部、变通觐见礼节，等等。这些结果够吸引历史学家的注意力，使他们不易对义和团运动的许多重要方面作一客观的分析。

　　　　毫无疑问，仅仅就行动来说，义和团的举动是“匪”。而且，慈禧和若干满清朝贵利用义和团来杀洋泄愤。这些几乎都是不用说的。可是，这个运动之所以酝酿而且爆发，在中西交会里有极不可忽视的文化和历史意义。这种文化和历史意义不是仅仅藉着说“拳匪胡闹”和“无知满人利用拳匪来泄愤”可以显露出来的。

　　　　义和团的兴起，是由来已久的白莲教、八卦教和山东等处的尚武精神等内在的根苗，碰到外来文化势力的压迫和刺激，加上民不聊生，王公巨卿从而构煽利用，这几股力量辐辏在一起所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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