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有多远？-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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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清晨，夫妻俩一块去海边上海蛎子，身上带着二百多元钱，在路上被小偷给偷去了，不仅海蛎子上不成了，回去的车票钱都没有了。夫妻俩步行10来里路走回摊点。
中午，他们像没发生什么事儿似的，还与左右摊点的摊主们其乐融融地吃着刀削面。一个邻居半开玩笑地说，你还乐得出来，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丢了二百多元，还不愁呢？他说，愁顶什么用，丢二百多元不还得活着吗？过一段时间就挣回来了。
几年过去了，境况如斯。他们还在期盼着，快乐着。我每天上班路过这个摊位，或去买海鲜，都要问一句“生意还好吧？”“近来生意怎么样？”他们都乐呵呵地回答：“还好！”“不错！”其实我心里知道，他们夫妻俩每月能挣七八百元钱就不错了。
在一些人看来，七八百元能算什么呢？只能是请客吃一顿饭的价钱，甚至还不够。可他们快乐地认为，这就不错了。能供两个女儿读书，够全家吃住穿就行啦。
第五部分第27节 自由开启的窗口（1）
面前的这位长者是这样神采奕奕，有力的手势伴随他或急切或舒缓的情绪，偶尔会像孩子一样地窃笑，偶尔也会头倚沙发，显示出沧桑过后的平静释然。你的思绪会不由自主地随着这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书法家原兴国那极富感染力的言谈，回到以往的岁月中，同他一道艰辛，一道快乐。如果说是书法赋予了我们这个主人公以神韵，那么书法也使他在知天命之年体悟到了什么叫超然和自由。他用军人的气度、诗人的情怀、哲人的深刻及一个书法家的狂傲洒脱告诉我：心灵有多自由，快乐就有多真实。
——采访题记
我于1943年出生在辽宁黑山的家乡。我在七、八岁还没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看字帖、练毛笔字了。
1953年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叫李惠文的老先生。在当时我们那个小地方的小学校里，没有新中国师范大学培养出来教师，大多是旧社会私塾里的先生。这个李先生就是一位典型的私塾先生，他的毛笔字和古文功底很深厚。他看我写的字要比其他孩子好，是块练习书法的材料，就每天在放学之后将我留下，教我练字。那个时候李先生在课余时间教我完全是无偿的。就这样，我在小学毕业前一直都坚持着和李先生一齐练字。
我家住在农村，家里有十个孩子，我排行第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我爸我妈一天到晚起早贪黑、拼死拼活地在生产队里干活，到了年底，连一家人的口粮都领不回来，更不要提能够供我们十个孩子上学了，所以有钱买笔墨纸砚就成了我从不敢奢求的梦想。
我现在对我练字时的“装备”记忆犹新。一张四尺见方的大白纸，5分钱一张，或者用一个鸡蛋换，折叠成32开，用针线装订好。第一遍用铅笔写字，第二遍是用钢笔写，第三遍才轮到用毛笔写。钢笔，准确的说是蘸水钢笔，就是在一个木杆上加一个钢笔头。而用的钢笔水很有意思，是用开水泡开来的一个去痛片大小的药片的溶液。墨盒就更有意思了，当时的农村根本就没有现在的铝盆、搪瓷盆、塑料盆，更没有不锈钢盆了，就有那种黑乎乎的泥瓦盆。那种泥瓦盆的边儿特别爱坏，我看谁家扔掉了坏的泥瓦盆，就拣回来，用钳子把盆壁掰掉，就留一个盆底，然后再用石头把边沿磨平，翻过来，用它的底座当砚台。用的墨条是拿四个鸡蛋换的“大小由之”或者是同样价钱的“金不换”。就是那样，我都很仔细很小心地用。
晚上练字的时候用的不是电灯，也不是蜡烛——蜡烛一般都是在过年的时候供奉祖先的奢侈品，平时是看不到的——是电视里演的那种一个小碟一个棉花灯捻儿的豆油灯或者是菜籽油灯。
虽然条件连简陋都谈不上，但是我依旧没有放弃书法。别的孩子在外面玩耍打闹的时候，我就坐在屋子里看书、看字帖、练习写字。我并不觉得枯燥，相反，我乐在其中。我觉得我当时的感受应该和外面游戏的小朋友是一样快乐的，因为我在做自己喜爱的事情。仿佛我在书写的不是楷书草书，而且在铺洒自己的快乐。特别是在家人都睡下后，我一个人在昏黄的油灯下，小小心灵和灯火一起跳动。我意识到，是书法带我到了一个忘我的境界，整个世界就剩下毛笔和我一起舞蹈，贫穷和饥饿在那一刻已经逃遁到了远离我书法的世界以外的另一个俗世中去了。
转眼，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当地的一中，即后来的省重点中学。我父亲是个开明的人。他对我们十个兄弟姐妹说了：谁有本事能考上，能争取到国家补助金就念，家里不会拽着回去上地干活。很幸运我考上了国家的三等助学金：一个月七块五角钱。
在一中的时候，因为离家太远了，只能住校。我每个月都会精打细算一番。我早上在食堂打两份早饭：两个4分钱的馒头、一份高粱米粥，外加一份豆腐炖白菜之类的最便宜的菜。这样一个早上吃了一毛多。中午的饭菜会贵一点，因为不像早饭那样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吃了一份早饭还要带出一份的原因。我会把早饭放到当时那种大的铝饭盒里，放到行李卷里保温。等中午放学，别的同学都跑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就回宿舍吃早上打好的“早午饭”。到了晚饭，我就去食堂打一份最便宜的饭菜将就一下了事。这样我每个月的饭钱从不超过6块钱。剩下的一块五毛钱，我全部用来买字帖和书法用具，其中已经不包括纸了，因为报纸出现了。我会去机关或者我们学校的办公室求爷爷告奶奶般地讨要过期的人民日报或者解放军报。折叠裁剪整齐后当个宝贝似地用。
在那个物质和精神双重贫瘠的年代，我就是这样从牙缝里挤出钱来，满足自己对于书法如饥似渴地追求，即使再艰难都不曾放弃书法艺术。如果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地方存放灵魂的话，书法就在那个时候，成了我的宗教、我的信仰、我的桃花源。我似一只飞蛾，热切地迷恋着书法带给我的光和热。
可是平时的花销虽然有了，我又怎么交学费和书费呢？
我就利用假期到离家80多里的一个建筑公司当小工，一天挣一块七。一个假期我至少干三十天，这样在开学前我就能赚到六十多块了，比当时一个老师一个月的工资都高。
开学了，我交五块五的学费和五块五的书费，剩下的就由自己支配了。我大多是用这笔钱补贴家用，余下的去买很难遇见的书法理论类图书。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在练习书法上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我就想从理论上给自己加点儿油。
很凑巧，当时我们一中的美术组里有两个刚刚大学毕业的老师，一个是从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的，另一个是从省城师大毕业的。那段时间我和他们走得很近，也是从那个时候我很系统很正规地学画了。可以说是那两个老师让我走上了艺术的正路，使我的书法艺术在理论上提升了一个层次。
有了两位科班出身的老师的指点，使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写起字、画起画来顺畅了许多，我在艺术上也越来越有感觉了。这使我更加痴迷于书法，课余时间完全被书法和绘画占据，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这也正应了我在我的《半步斋赋》中的一句话：雅兴来时诗能下酒，书意常至墨可调羹。
第五部分第28节 自由开启的窗口（2）
有了良师益友的教诲和陪伴，我的高中时光飞快地过去了。我到现在还非常清晰地记得，1966年我们学校在考完了毕业考试后，在6月20日停课。我在高中的文科成绩非常出色，历史政治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学科，学得也非常不错；外语成绩从来没有低过96分；还经常会有诗作在报纸上发表或在广播站播发。所以我相当自信地在高考志愿表上只填了一个“北京外国语大学”，梦想着大学毕业后当大使，当外交官，当领导人身边的翻译。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彻底粉碎我的大学梦，不过倒是提供了我很多练习书法的条件。
我字写得好，很多人就过来求我写大字报或者横幅。他们无限量地提供给我笔墨纸砚。外加我的苦出身，所以就没受到什么冲击，并且正好可以借用这个契机更加系统地研究和练习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以及其他大家的代表作。
在那个黑白颠倒、群魔乱舞的年代，书法又一次给予了我一个灵魂休憩的桃花源。我将自己沉浸到书法中，并想从中汲取一些纯净和祥和。可是我终不得超脱，于是决定去当兵，去军营中找寻一些简单生活。
参军后，我在1968年底到了北方的一个大山里放了一年的马。在这一年中，我的生活是非常充实的，打猎、放马、练习书法，甚至非常系统地读了资本论和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这使我在思想意识上得以飞跃，同时也可以从哲学的高度指导书法，让我的作品可以形神兼备了。
今日再回想往昔的岁月，在深山老林放马的那一年，可以说是我人生中不可多得的快乐时光。谁都可以管我这个小战士，却又谁都不屑于到深山老林中去和我找事。而我只要养好那几匹马就算无过了。
没有“名”的“枷”和“利”的“锁”，读自己喜欢的书，做自己喜欢的事，终日与大自然、与马匹、与书籍、与我热爱的文房四宝为伴，少了世间俗物的拖累，简单却又精彩的生活，使我的心灵变得无比地自由和轻快，心情自然变得平和、明净、快乐。
可是好景不长。作为一名普通战士，我服从命令去了离我家乡很远的武装部做人事工作。进入了干部科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机关干部，执掌着基层军队干部的任免权，生活和工作条件要比在大山中好过不知道多少倍。但是这个时候的我，虽然熟读了哲学名著，世界观和价值观也都有了基本的雏形，但是依然无法适应人事工作的复杂性。
我的心灵依旧想自由地飞翔。然而琐碎复杂而且非常微妙的人事工作，却将我的身体和灵魂牢牢地锁住，每日对着形形色色的人展露着虚伪的笑颜、说着无关痛痒的话语、做着违背意志的决定。我仿佛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捆住了手脚，任凭我怎么努力都挣脱不开，并且越捆越紧，让我无法自由地呼吸和思考。就连我一直顶礼膜拜的毛笔都无法拯救我，相反还要受制于我快要变形的精神空间。最后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提出调换工作。
于是我被调回到离家不远的军分区的宣传科。平日里的工作主要是一些类似于记者或是新闻干事的工作，这正好又重新调动起我对于文学的爱好。良好的工作条件更加让我如鱼得水，刚参加工作的那一年，我有123篇稿子得以刊登和播发，平均每三天一篇。在保证量的情况下，我的文稿的质量勿庸置疑，很意外地获得了“全军优秀报道员”的称号。
军区的领导听说我文章写得好，字也写得有水平，当然不肯浪费能源，凡有个大事小情的，肯定拉不下我。写发言稿，写横幅这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