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势-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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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绿油套裤心理
女议员在中国饭店露的那一手，我想她一定是多喝了点老酒，因为她还大言曰：“谁说我没有丈夫，不过他是一个老头而已。”柏杨先生当时心里就为“老头”二字泪流满面，盖我也是“老头”，却并未“而已”，不但并未“而已”，还觉得功夫高竿。我想最感到痛苦的恐怕应该是台上的乐队，他们被她太空型的嗓子所迫，不得不几度停止，弄得如临大敌。这种毛病，昨天已经言之，是一种绿油套裤政策，而绿油套裤政策，来自绿油套裤心理，盖绿油套裤心理，乃一种自我表现心理也。张三先生新做了一条绿油套裤，如果大家都视而无睹，他只好大吼曰：“快来看我的绿油套裤。”在大而高级的公众场合，小民眼中，一个市议员算不了啥？不但市议员算不了啥？就是省议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又算个啥哉？于是性急的朋友遂不得不用种种奇技妙术，显示自己的身价。高谈阔论，口沫四溅，不过是其中小小方法之一。
古典音乐厅里，台上正在演奏贝多芬先生田园交响乐，室内应该静得连根针掉到地下都听得见，客人喝咖啡时应该低低的焉，轻轻的焉。然而，不要说这些地方啦，就是其它任何公共场合，从一个人的摇头摆尾，声嘶力竭上，就可看出他的修养程度。洋大人看歌剧时都穿著大礼服，正襟危坐，连英国女王看中国出口献演的河南梆子，小旦小丑在上面“我的小妈呀”打诨，她都得在台下挺直脊梁。在这方面，还是全盘西化为宜，如果觉得别扭，可找个四川茶馆摆龙门阵可也。
其实绿油套裤心理，人人皆有，罗素先生用权力的欲望来解释人生，认为权力欲望是人类进步的唯一动力，权力不仅仅是下令杀人一种方式。愿意成为一种众人瞩目的人物，也是同一心理，否则人活着还有啥意思乎？君不见公共汽车上，火车上，餐厅里，某一些茶会酒会上，总会有一些企鹅型的男女，围在一起，聆听一位特殊家伙的谈话，该家伙气不发喘，面不改色，大谈而特谈某大官曾经用过六○六个汽车司机，而都用不住啦；他在美国时住在波士顿世纪街的公寓，一个碧眼金发女郎爱上他，和他约会，他拒绝啦；其次就是她要竞选副议长，丈夫是个老头，她平常不多说话，今天老朋友在一起才打开话匣子啦。教人受不了也，受不了也。因之我又要向国会提建议矣，除了组织大刀队外，应该再组织一个“割舌队”，分赴各地巡逻，一旦发现男焉女焉，在那里猛露他的绿油套裤，就教他张开大口，抽出舌头。盖坐牢可忍，听高谈阔论，不可忍也。
41、人味非常重要
台湾土地银行公产代管部，忽然发出铅印通知，限台北通化街一带居民，一天之内拆屋。威风凛凛，闹得老少尽知。通知上铅印的发文日期是今年（一九六○）九月二十二日，却于十月二十三日才专差送到各户，该行官崽办事效率好象并不十分理想，但该公文却赫然限小民于十月二十五日前大动干戈。原文曰：“查本部代管啥啥土地，为贵户所占用，应请于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回复原状，交还本部，并赔偿使用期间历年使用费，否则依法诉究。”
二十三日才把公文送到，却教人于二十五日前拆掉房子。连他们自己送一件公文都需要一个多月，拆房子能比办公文更快乎哉？那种码头上“我就是这样，你奈我何。”的地头蛇嘴脸，活跃纸上，使人叫绝。
干银行的可能都是如此，中外皆然。记不得那本“书”上说的，彷佛是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个阿兵哥去银行提款，坐柜台的那位如花似玉的小姐作伟大状，把人类所有的傲慢，都集中到她的嘴脸上，阿兵哥催她快一点，她不屑曰：“你那几个臭钱也值得挂在心上，我一个月的薪水就够你一跳。”结果阿兵哥并没有一跳，她倒反而一跳，盖阿兵哥手枪的子弹打中她那势利的心脏，使她不得不一跳，这故事当然发生在“美国”，美国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这消息传出来，竟然也大快人心。可见即令洋大人，对在银行坐冷板的那些朋友，也有相当的感想。
有些人恶意的宣传说，干银行的人，都拥有可观的痔疮，盖他们除了一天八个小时坐在那里数钱之外，其它时间也都坐在那里整人，从不看一看天色人心。真实性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为了避免打诽谤官司，我宁愿认为不太确实。不过即令是资本主义的美国，对干银行的敬意也不太高，却是事实。尤其在美国不景气时代，传说更多，最具有哲学意义的有两则焉。一则故事说，一个人有三个儿子，做父亲的向户籍员曰：“大儿子当强盗，二儿子去车站相机扒窃，至于三儿子，”他满脸通红，小声致歉曰：“三儿子在城里开银行。”另一则故事说，星期天一群人去黄石公园游山玩景，忽然遇见一群狮子也出来观光，大家抱头鼠窜，躲到一个石洞里发抖，其中一人自告奋勇守住洞口。果然，来了一个狮子，闻闻他，摇头而退；又来了一个狮子，闻闻他，也摇头而退。事后，大家问那人何以有如此武功？那人曰：“不是我有武功，而是我知道狮子绝不会吃我，因为我身上没人味。”众人大惊，询以何故，他赧然曰：“我是一个干银行的呀。”
这把问题似乎拉得太远，柏杨先生发誓和黄石公园的那些狮子，绝没有隔海唱和之意。但我想，人味却是很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质诸土地银行衮衮诸公，以为如何乎哉？
42、四不偷
要说张克明的恶性重大，似乎也不见得，我以为他主要的错误是没有把“偷窃”和“强盗”的定义弄清楚。当贼的第一要义是逃跑，而不是抵抗，挺着大肚子的女主人发现了高声大叫，只有拔腿狂奔的份儿，岂能把她杀死乎哉？偷窃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和平的方式下，神不知鬼不觉的攫取别人的财物，此处不能下手，何妨再换一家，不必死心眼择善固执，非马到成功不可。
台湾的贼先生有一点不但和大陆不同，也和世界其它各国不同。那就是，黑社会过于凌乱，没有较大的头目作他们的靠山，因之也是各自为政，单独作战，连一点职业道德都不讲。大陆上的贼朋友，有四不偷，曰“文人不偷”，曰“警察不偷”，曰“巨官不偷”，曰“寡妇不偷”。如果犯了这四不偷，不但要倒霉，而且也被同行看不起。这种道德规范有它的道理，分析起来，文人一个比一个穷，即令勉强可以温饱，又能有几文钱乎哉？而且正因为他穷，往往视钱如命，说不定为了一条裤子和你死拚，利未免太小，而危险未免太大了矣，君子之偷不为焉。对寡妇也是如此，恻隐之心使然，也是一种至高的情操。
不偷警察和巨官者，也是因为危险太大。三作牌先生不用说啦，你到太岁头上动土，他焉能不拍案而起，尾追到底。巨官之家，虽然有得是金银财宝，可是他一旦大发虎威，限期三天破案，三作牌一急，凡是贼先生都抓而修理之，同行之间，恨都把你恨死矣，还能饶了你乎？
然而台湾的贼先生却是各人跑各人的单帮，管你是谁，老子偷了再说，据估计台湾的职业小偷，不过一二百人而已。凡是职业小偷，警方都有案可查，必要时可以一网打尽。但糟糕的是，业余的贼朋友太多，多到无法胜数。不妨以“作家”为例，中华民国谁是作家乎？谁都不是。不是国大代表，就是大中小学堂教习，再不然就是公务人员，偶尔兴起，写上几篇文，出上几本书，如果有人调查，凡是作家每人发八百吨黄金，作家会比螂都多。如果颁布命令，凡是作家，一律五十大板，恐怕每位都有基本职业，写文出书，不过玩票而已。呜呼，正因玩票太多，万事都搞不好，贼案也因之难破也。
记得有一个故事，一九一○年，我在京奉铁路作三个月的见习，奉天有两个车站，一为中国站，一为日本站。我的一个朋友在日本站做事，他父亲从关里前来投奔，找错了地方，找到中国站，天色已黑。老头人地生疏，急得抓耳搔腮，我正好碰上，就代他打电话寻找，那位朋友偏偏被日本人派到大连出差去矣，我就把老头请到宿舍，安顿到一个空着的床铺上。同事听说是我的长辈，那时还有古风，因之对他十分尊敬，工友也特别伺候。想不到睡到半夜，工友把我唤醒，原来他的一个金戒子丢啦。他说他在洗脸时，把戒子脱到窗台上的。问他记得洗过脸后，有谁进去的乎，他说是该老头，并且指控曰：“一定是他拿的。”这问题就大啦大啦，疑心客人偷东西，历史上似乎还无前例可援。
结果工友报告科长，科长考虑了很久，认为老头嫌疑最大，乃在向我保证绝不损害他尊严的前提下，加以搜索。我曰：“你要搜不出来哩。”科长曰：“我自会下台。”乃把大家集中起来，宣布失窃之事，然后提议为了洗刷清白，每人身上床上，都要加以检查，有人曰：“科长和客人应该除外。”科长曰：“我也不能除外，而且我敢说客人也不愿除外，老先生，你以为如何？”老头脸色铁青曰：“先检查我好啦。”如此这般，到了后来，从他裤表口袋里把戒子找出，我立刻到房子里。如果换到现在，偷点东西算啥？根本不会在乎。可是那时到底年轻，觉得总不是滋味，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属于“老伯阶级”，长一辈的人岂能干出这种低级的事？科长一面向老头安慰曰：“一定是拿错啦。”一面派人防他自杀，据说老头一夜睡不安枕，天才拂晓，他到我床前告辞，我结巴曰：“真对不起，我不招待你就好啦。”你猜他怎么回答？他回答得之妙之奇，能把天下所有写小说写剧本的朋友气死，他曰：“贤侄，你不知道，财帛动人心呀。”
台湾目前多得是这一类的贼先生，他在后门经过，看见院子里挂了一套西服，乃弄一根竹竿挑而走之。看见你前门偶尔忘掩，就进去逛逛，碰到主人，说是找朋友，碰不到主人，就顺手牵羊。一副临财苟得的面孔，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帮会，只出奇兵制胜，警察对之也无可奈何。其实，幸好警察对之无可奈何，他不过跑跑单帮，如果警察对他有可奈何，反而糟糕。盖看守所也好，职训总队也好，似乎是一个“犯罪大学堂”，该大学堂里，专家如雨，学人如云，一个本来只会跳墙的单帮客，到该大学堂镀金，用不了一个月，开锁焉，玩扑克焉，跑台子焉，白撞焉，十八般武艺，至少学会十般，而且又有了师兄师弟，歃血为盟，由单帮进入会帮矣。等到第三次入狱，再学若干武艺，又结识了若干朋友，于是，一看台北风紧，遂投奔台中阿猪阿狗。一看台中风紧，再投奔高雄张三李四。看守所和监狱是一个滚雪球的所在，使得贼先生越滚神通越大。
每一个开始做贼的人，都是可以原谅的，社会上有逼他们做贼的因素，像柏杨先生，迄今天写这篇大作时止，还没有过做贼的行为（做贼之心则早有之矣），可是一旦老妻幼孙挨饿受冻，我敢光荣的保证，绝不学颜回先生，而非下手偷点啥不可。活下去是天赋的本能，应受最高的尊重。问题是，一个贼先生如果突飞猛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