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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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它的利益的忠实代表者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变不要
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而且知道只有变方能止
乱。与这相反，“要乱不要变”的人却是有的，那就是国民
党反动派。他们企图“以乱止变”，他们正在用各种可怕的
乱来阻止他们的专政被改变。自然，他们也是希望某一种
“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
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
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
的“安定”就是全中国人民的祸乱，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与全
中国的利益根本矛盾的。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
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
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
家的自由。而且，他们所希望的他们少数人的“安定”也不
过是主观幻想而已，老百姓太多了，他们杀不完，他们抓不
完，他们关不完，因此他们就难于“安定”。他们最恨共产
党，说什么共产党一天不消灭，他们就死不瞑目。他们大概
认为是共产党破坏了他们专制独裁的“美”梦。其实，就是
没有共产党，他们的梦也是不能实现的。袁世凯时代，中国
没有共产党，但是袁世凯的专制宝座还是没有坐稳。满清时
代，中国更没有共产党，但是满清皇帝的家天下也不能万世
不变。
自然，今天中国人民有了共产党，而且是这样成熟与强
大的共产党，对于反人民份子的倒行逆施，是一个重大的阻
力。保卫中国人民的利益就象保护自己的眼珠子一样，这正
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神圣的天职。……英美盟邦记者在亲身访
问了解放区之后，或者说：“一切证据使我们相信：共产党
的行政是中国最好的”（格尔德：《关于中国的近况》）；或
者说：“在各个游击区和边区里面，民主方式的政府已经实
行起来”（费尔特：《中国内部的危机》）。这些神奇的创造
不是由于别的，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无时无地不是在为中
国人民的利益奋斗。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特点，这种精神，
就是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曾说中国共产
党人“能够与人民同甘共苦。人民没有饭吃，他们情愿自己
不吃，先使人民吃；不好的地方，人民不能建设，他们替人
民建设；遇有艰难危险的事情，他们能够为人民的先锋”。
而对于国民党人，则蒋介石先生也不得不这样承认，即：
“在我个人感觉到，我们什么都不行，如果有点行，我们的
国就不会如此。我们不行的地方，第一是道德不好，不足为
人民的表率，所以我们的党员不但不受人民的尊敬，并且受
人民的厌恶……”（以上均见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总理
纪念周讲演词》）。这的确是两党的根本差别点。这也同时是
两党许多争论的分歧点。一个（共产党），一切为人民；一个
（国民党，主要是其统治集团），它的目的却是为了维持少数
人的独裁，因此它的政策与办法，就是内战、特务、屠杀、
逮捕、抓壮丁、加重赋税、滥发钞票，等等，因此，它使中
国极端混乱，它使人民极端痛苦。
国民党的论客们，你们说你们是真的希望全中国的安定
吗？那么你们为什么要东拉西扯，信口胡说，不敢把真正的乱
之源说出来呢？中国人民早已知道什么是拨乱反治的办法了，
那就是——
停止内战！
取消特务
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略有删节
合法的罪恶
·门 纳·
有史以来，中国没有一天没有法律的存在。但是，另一
方面，自戊戌政变以至于今日，虽然有了若干次的斗争，但
依然还是没有一部“人民的宪法”出现。在“非人民”的法
律之前，一切人民都不会有什么权利与方便，而青年学生，
更是只有被窒息奴化诬蔑屠杀的义务。
中山先生在广州改组国民党的时候，标明了联俄联共拥
护农工的三大政策，认真执行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当时
国民党所统治的地区之内，一切爱护苏联、爱护共产党、爱
护农工，以及一切反帝反封建的言语行动，都是合法的。中
山先生检讨了若干年来革命失败的教训，又接受了苏联革命
成功的经验，所以要建立党军，因而开办黄埔，号召青年入
学，培植革命的军事干部，虽然中山先生不久就与人间别离
了，但是他所遗留下来的血液，还不会被他的徒子徒孙们排
泄出去。中间经过五卅惨案，汹涌于全国各大都市的罢课罢
市罢工的爱国运动，只有香港和广州得到当时的国民政府的
支持，其他各地，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阻挠破坏摧残。所以当
时一般的青年，都视黄埔为革命圣地。尤其是两次东征，青
年们用热血头颅打陈杨刘，巩固了革命的根据地以后，风声
所播，全国各地青年，涌出了奔赴黄埔的浪潮，当时的黄埔
当局，对于这些青年，也可以说是“来者不拒”。以后的北
伐军之所以势如破竹，也就是得力于这些青年的踊跃牺牲。
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辉煌殿堂，可以说是用这些青年们的头
颅来建筑成的。
可是，那时广东的国民政府，在世界以及中国的广大地
区，是被认为不合法的。因为国民党执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政
策，世界上的帝国主义与国内的封建军阀，当然不会承认它
为合法，在那时非国民党统治区青年，要想到黄埔去，也实
在是困难而危险的，稍一不慎而被发觉了，就会走上被拘禁
或屠杀的恶运。封建军阀当然认为他自己的这种行动是合法
的，因为他自己是被帝国主义者承认为合法的政府。然而，
民不畏死，青年尤不畏死，当时的青年们要从死里逃生，逃
到可以求生的地方生，用他们的热血头颅来求得民族与人民
的生，在他们的踊跃牺牲的精神下，那些所谓合法的封建军
阀们，不久之后，一齐都望风披靡。而从前所谓不合法的广
东国民政府，现在也屹立于紫金山前，一变而为合法的了。
这个从不合法到合法的政府，是怎么样的一个转变过程
呢？一方面，是这些不惜为国家民族而洒热血抛头颅的青年们
替他打出了血路；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炮轰下关，血洗济
南，他不敢反抗；散布在各地的封建军阀官僚，只要旗帜一
换，就可以加官晋爵。他是跪在帝国主义胯下，伏在封建势
力的怀中，才取得他的合法地位的。他所合的法完全是反人
民非人民的法。因而，从前在广东时认为合法的青年们的种
种言语行动，如今又转变为不合法的了。如果这些青年还不
识相，还要保存着中山先生的革命的血液，还要高举起反帝
反封建的旗帜的话，那就会立刻被送入枉死城。一九二七年
的清党大屠杀，枉死城里的冤鬼立刻增加了千百万。靠青年
起家的黄埔帝王，如今高坐在紫金山上的龙庭上，发出狰狞
的狂笑了。
可是，算盘又还打得并不怎么如意。高举反帝反封建的
旗帜的队伍，又在江西开辟了根据地。半途握手的李白阎冯
之流，又随时要设法分庭抗礼，“天下”还没有完全成为
“一家”，又靠什么去替他征讨挞伐呢？当然又还是要靠青
年。但是，他现在的号召青年，并不象从前在广东时那样光
明正大了，而是要鬼鬼祟祟地玩魔术了。
从黄埔演变而来的军事学校，四面八方的去开展，用种
种方法引诱大量的青年进入这座学校，灌注一些“命令重于
生命”的迷魂汤之后，再替他到沙场去送死。而在一般的普
通学校中，则党义、军训、纪念周，就是一些麻醉剂。周
考、月考、期考、会考、文凭，就是重重枷锁。党权高于一
切，服从领袖，听到“领袖”二字就要立刻起立致敬。一个
天真活泼的青年，受了这样党化的几年教育之后，就会变成
死板板的没有灵魂的奴才。如果有不愿意替他做炮灰、或不
愿意做奴才的青年，稍稍表现了一点自由的意志的，那就立
刻被诬蔑为“共产党”。被加上这一名词的青年，他就叫你
枉死。可以说，自从黄埔帝王登上了紫金山前的龙庭以后，
在他所控制下的全国青年，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被窒息奴
化成为奴才，便要被诬蔑屠杀而成为冤鬼，当中没有别的
路，如果还有别的路的话，那就是死里逃生，被逼而走上反
帝反封建的梁山上去。
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到一二九，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
大踏步向中国前进，国亡无日，全国青年奋勇起来的爱国浪
潮，在这个合法政府的法律面前，是不合法的，“爱国有
罪”。木棍、石块、水龙头，以及“自行失足落水”，是合
法政府招待青年们的礼物。“攘外必先安内”，这些，就是
他在他的魔掌所能控制的区域内的“安内”的良方，而这些
良方又是他自己和他的主人以为合法的。
经过西安事变的当头一棒到芦沟桥的炮声，全国青年如
疯如狂地涌上抗战前线，参加了各种抗战工作，这才大大的
舒展了一口气，认为“自由”来到了。然而，昙花一现，三
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他不曾负担起他应该负担的团结全国青
年的神圣任务，反而造成了使全国青年大分裂的局面。流弊
所及，先生当特务，同学如寇仇，制造摩擦，酿成惨案，不
一而足。在所谓合法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他们的一切行为
都是合法的。反之，那些执行严肃工作而使他们看得不顺眼
的人们，都被认为不合法而送入集中营。集中营如雨后春笋
地建立起来，成为大规模的陷害青年的魔窟。这就是高坐在
重庆小龙庭的帝王在抗战期内对青年们所树的德政。
日寇投降后，这个合法政府已经无外可攘，就可以一心
一意地来进行“安内”的工作。在抗日战场上望风披靡的英
雄们，现在一变而成为枕戈待旦的勇往直前，再加上杜鲁门
赫尔利马歇尔等的助纣为虐，内战英雄们得意忘形。然而全
国青年是不甘心让这些英雄们置民族国家于死地，一齐怒吼
起来了。从昆明的“一二一”惨案到重庆的“二五”、“二
八”惨案，中间经过不知多少汹涌澎湃的浪潮，在所谓合法
政府的心目中，这些浪潮是不合法的。从黄埔出身的关麟徵
杜聿明，在“你们有开会的自由，我就有开枪的自由”的党
义下，进行了合法的杀人不眨眼的罪行。而在重庆被打得头
破血流的青年学生们的组织与行动也被当局宣布为“不合法
组织……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缔。反之，那些打人的暴
徒，是合法的组织，是有益治安，而应力加保护。这就是合
法政府的合法措施。
让我们在这个不合法的罪名下继续奋斗，一直到“人民
的宪法”出现的一天吧！
——《新华日报》1947年2月22日
民 不 畏 死
。黎 望。
一个全世界知名的学人、诲人不倦的长者、坚贞不屈的
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在李公仆先生的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