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家事-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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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在文章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陈立夫认为，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文化发扬光大。陈立夫还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希望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民的觉悟。现在双方处于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面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上或在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然而，陈立夫的肺腑之言，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这是由于当时大陆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台湾当局方面对此也无动于衷。1975年，陈立夫仍然为推动祖国统一而不断地努力。他认为，国共两党曾经两次合作过，并取得很大的成功。第一次合作，是为了北伐；第二次合作，是为了抗日。特别是第二次合作，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利益，能把十年内战的血海深仇放在一边，重新合作。
1936年9月1日，在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时，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昆仲的信，陈立夫还一直保存着。信的原文如下：
果夫、立夫两先生：
分手10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定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在敌对，此不谨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不允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悴，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临颖神驰，伫待回教。专此，开颂
时祉！
周恩来九月一号
周恩来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值日寇入侵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内部日趋分化，联共的呼声渐高。现在，为了祖国海峡的统一，虽然两岸已经隔绝几十年，国共两党还是应该实行第三次合作。为此，陈立夫曾经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秘密地向中共中央发出信息，希望毛泽东能够到台湾访问。只不过当时大陆上正在搞“文化大革命”，陈立夫的努力没有结果。然而，陈立夫还是很积极乐观，虽然没有得到大陆中共反馈的信息，他又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他写的文章《假如我是毛泽东》。
在该文中，陈立夫希望毛泽东、周恩来能够到台湾访问，与台湾国民党领导人谈判，并要求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重新进行国共第三次合作，以便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陈立夫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他希望海峡两岸要加强接触和联系，为了促进“用中国文化统一中国”，更应该大力开展两岸文化交流。
1988年8月，当台湾《中国时报》记者采访他时，陈立夫说，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的统一，希望海峡两岸的政府和人民都积极为祖国的统一创造条件。同月，陈立夫在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的代表时，他表示希望联盟能够为中国统一多作贡献。他认为，如果海峡两岸能够通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的统一，中国必将在世界上壮大起来，发挥很大的影响。
当接受台湾《联合导报》杂志的记者采访时，陈立夫又一次希望海峡两岸要加紧接触，加深了解。他还说，假若邓小平先生请他去大陆谈一谈如何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话，他一定去。但是他又说，台湾的“三不政策”使他出不去。“文化大革命”之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重新走上正确的轨道。在台湾问题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首次放弃使用“解放”这个词，提出“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统一大业”，并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力图解决台湾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发表讲话，申明对台湾的态度和看法。
第三部分：坦言谈统一最根本的途径
1979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为台湾统一问题提供了契机。在这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为了表示诚意，《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即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1979年1月13日，邓小平在对台问题上表示：“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随后，在1月31日，邓小平再一次说：“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和完成祖国的统一……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诺我们根本不使用武力，结果只会使台湾当局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和平统一，这反而只能导致最终武力解决问题。”当然，使用武力只是针对台独势力而言，和平统一才是最根本的途径。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阐明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点方针政策：
一、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
二、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
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之后不久，胡耀邦公开邀请蒋经国等台湾当局党、政、军方面的高层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希望他们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并表示，愿意谈和不想谈都行。胡耀邦还说，蒋家在老家奉化的茔墓已经修葺，庐山美庐也保持完好如初，其他在台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老家和亲属也都妥善安置。
1982年7月，廖承志向蒋经国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并希望蒋经国能领导国民党和共产党和谈，实现两党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的统一，共同振兴中华。
1992年2月，陈立夫的著作《四书道贯》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对此书大加称赞，还为该书作序。程思远认为，《四书道贯》的出版，有利于台湾与大陆的文化交流，有利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大陆高层领导人对台湾的讲话和措施，使陈立夫备受鼓舞，他看到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希望，随着年岁的日益增长，陈立夫也开始逐渐放弃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思想，并有了新的看法。
1981年1月，陈立夫为王恩诚主编的《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作序。在序言中，陈立夫曾经提出，他希望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序言上说：中国近百年来思想之演变，由传统进行现代革命化之改革运动，始自洋务运动，中经戊戌变法、维新，而成辛亥革命。每一运动虽有其时代背景而成败不一，唯其中心思想皆以中国传统思想之仁政为原动力，以救国救民为目标。故前此数十年，虽以内忧外患，相继不绝，政局未能稳定，人民生活困苦，而立国精神，尚未尽丧……余固确认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有其必然性，犹表之与影，答呼之与响，无可置疑，惟视国人努力何如耳。
陈立夫提出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认为祖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并看到了中国人的立国精神。但是，他没有看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局限性，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是不可能的。然而，陈立夫提出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却得到了台湾当局的肯定。1981年4月，台湾国民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案，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列入国民党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在台湾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响应。1981年11月，台湾300多各界人士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研讨会，讨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议题，还决定成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
在此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1984年，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两国政府于9月24日签订了关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的协议；同时，中国政府又和葡萄牙政府签订了关于在1999年12月20日收回澳门的协议。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台湾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
第三部分：坦言谈统一长期低息贷款
随着形势的发展，陈立夫统一中国的思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8年7月14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会议期间，陈立夫联合34名中央评议委员，又提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自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这就是著名的“陈立夫提案”。
在这个提案中，陈立夫等人认为：“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故仅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