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家事-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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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的政变，这意味着不仅分裂了国民党、阻碍了北伐战争的乘胜推进，而且污染了三民主义的旗帜，使得欣欣向荣的国民革命中途夭折。从长远看，他还严重地销蚀了国民党既成的进步性，正在把一个由孙中山缔造的革命组织演变成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组织。在这一行进的过程中，蒋介石自己从进步走向反动，堕入罪恶的深渊，而陈立夫也紧紧跟随蒋介石，宁愿走到历史和人民的对立面。在上海清党期间，周恩来曾去找过陈立夫，向他打听宵禁口令，周恩来原以为凭着五四时期缔结的友情（当时陈立夫在天津北洋大学，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大学），陈立夫未必让自己难堪，不料，陈立夫反问周恩来：谁需要口令？周恩来不能说，陈立夫就一口回绝了。当时，周恩来对陈立夫的表现十分失望，半是愤慨半是讽刺地说道：“你真够厉害。”陈立夫的心中此时只有蒋介石，他根本不怕得罪周恩来，因为他知道周恩来正“在闸北指挥工人”，一旦“得到了口令，晚间可以通行无阻，用工人来扰乱”政变，那就麻烦大了。陈立夫用自己的行动践履了他对蒋介石的“竭尽智能、接受指导”的诺言。　　　　
　　　　四一二政变之后，汪精卫等在武汉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宁汉在反共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可汪精卫操纵着国民党的中央，他不愿向蒋介石称臣，同样是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在帮助蒋介石发动政变，建立南京之后，也开始居功自傲，开始对蒋介石专制独裁、排斥异己的行为表示不满。于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多方联系反蒋势力，准备赶蒋下台。蒋介石意识到新桂系是在“逼宫”，他便以辞职相威胁。谁知蒋介石提出辞职后，不但李、白表示赞同，就是蒋的亲信何应钦等人也同意。蒋介石一时难以挽回局面，只得决定下野。8月14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一直到同年12月3日才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上重新回到了权力重心。在这远离权力的阶段里，是陈立夫和他的哥哥陈果夫一道坚守“阵地”，与倒蒋的各种势力周旋、搏斗。11月22日，陈氏兄弟就通过精心策划，组织自己的喽——中央党务学校的师生在南京各界讨伐唐生智胜利庆祝大会上闹事，并在游行过程中，高喊“打倒西山会议派”、“打倒特委会”、“改组国民政府”等口号，寻衅闹事，要国民政府主席李烈钧下台。李烈钧恼怒之下，命令首都警察厅对游行示威群众格杀勿论，一时间，枪声大作，导致三人死亡，轻伤者75人，酿成举世闻名的“一一二二血案”。血案之后，西山会议派被迫下台，陈氏二兄弟从而为困难时期的蒋介石制造了重返权力中心的机会。　　　　
　　　　在蒋介石与各种政治派别如汪精卫的改组派、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等的权力争斗中，陈果夫与陈立夫所控制的CC势力，可以说一直是蒋介石最信赖的派别，而陈果夫与陈立夫也忠心耿耿、殚精竭虑，为蒋介石一步又一步地将这些反对势力铲除出南京政府。　　　　
　　　　但随着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日益巩固，蒋介石与二陈兄弟之间的亲密关系开始逐渐被一种相对冷静功利的关系所取代。这对于思想上将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与理想、主义、民族叠合在一起的二陈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但他们仍然将对“党国事业”的高度负责和对蒋介石的赤胆忠诚融合在自己的心中，他们不怕为蒋介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怕失去效忠的机会。据《传记文学》第29卷的一篇文章介绍：　　　　
　　　　在委员长面前，说话能够尽言而无所畏惧的，只见过两个人，一是陈辞修（即陈诚），一是陈果夫。他们两人跟委员长见面谈问题，有时会使委员长很生气。委员长生了气，有时很不耐烦，甚至拂袖而起，表示不愿再听了，站起来转身要走。这时，他们两位先生都是同一脾气，会从后面跟上去，尽管委员长生气不爱听，他们还是要把话讲完，希望委员长注意他们的话。像这种务求进言，无所畏惧的，就只有他们两位。　　　　
　　　　即使到了国民党大陆惨败，逃避台湾之后，陈果夫、陈立夫也唯蒋介石的马首是瞻。对蒋的忠心可以说是二陈在民国时期长期处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尽管蒋介石也非常忌惮二陈CC势力的逐渐强大，数次对CC进行打压，但最终蒋介石明白，二陈永远不会觊觎自己的位置，是他最可靠的政治帮手与政治伙伴，这也是陈氏家族跻身于四大家族之列的原因。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任人唯亲　1

　　　　熟悉蒋介石的人都知道，蒋介石非常佩服曾国藩，常常将《曾文正公文集》放在自己的案头。曾国藩以湘军发迹，而湘军的体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各级军官都是曾国藩的学生、兄弟、亲戚，曾国藩以这种封建的血缘亲疏关系来编制自己的军队，从而达到政令、军令统一的目的。近代中国的政客，军阀，为了达到结党营私，独霸一方的目的，往往会自觉地运用封建传统的血缘、地缘和业缘三种关系。　　　　
　　　　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陈立夫　　　　
　　　　在上海文艺界集会上演说在三种关系中，血缘是第一位的。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血缘关系是最亲密的一种关系。凡属血缘关系中的人，存在着一种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关系，有信任而无戒备的气氛。在血缘家族中，年长者对年幼者具有强制的权力，而年幼者则对年长者则必须忠孝服从。而一直以来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宗法家族，对同一血缘的家族有着很强的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作用。血缘家族关系所反映出来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忠孝和服从的关系，也决定了政治人物可以轻易地将血缘家族中的团结和对个人的忠诚带进政治领域。中国历代有“厮杀无如父子兵”的说法。秦末农民起义中的项羽，就是和他的叔叔项梁一起在会稽郡起家的。唐太祖李渊起兵反隋，他的三个儿子就是他最得力的统兵大将。历代君主都实行传子不传贤的家天下制度，这种影响根深蒂固。近代政客在选择属下时，也同样将血缘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像曾国藩，在选择大将上，自己的弟弟曾国荃就是得力的助手。这一点，无须多言。　　　　
　　　　第二是地缘。一个政治领袖，如果仅仅将视野局限在血缘关系上，那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血缘家族有一个特点，就是相当固定地生活在一个狭窄的地域范围内。有材料统计，直至现在，中国农村的通婚圈不超过二十公里。于是，地缘就成为仅次于血缘的一种重要关系。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地缘关系有其相对性，邻近村落的人相对于其他村落的人，具有紧密的地缘关系，一个地区的人相对另一个地区的人有紧密的地缘关系；同省的人相对于它省的人有紧密地缘关系。长期生活同一环境中的人，其大致相近的语言、风俗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亲切感，他们的情感容易沟通，有较强的乡土认同感。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阎锡山当权时就有“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挂”的民谚。而蒋介石肯定是不会忘记这种关系的，黄埔一期出身的宋希濂看出了这一点，他说：“蒋介石用人的标准第一是亲戚，第二是同乡，第三是学生。而他真正给以军权的，主要还是亲戚和同乡。”而戴笠的军统特务，其主力干将毛人凤、周养浩等人，都是浙江江山人。　　　　
　　　　第三是业缘。所谓业缘就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同学、同事、结拜兄弟等一种较为广泛的关系。这种业缘关系，虽有亲疏之分，但情感融洽，志趣相投的，也可以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甚至可以与血缘、地缘关系相提并论。曾国藩的湘军许多将领、幕僚，就是自己的同学、学生。蒋介石也非常重视业缘。他是从黄埔军校练兵起家的，著名军事家杨杰告诉郭汝槐：“委员长成功的秘诀就是‘作之君、作之师’。所以，至今他还兼任陆大、中央军校及各军事学校校长。”凡是从上述学校毕业的都是蒋介石的学生，蒋就可以以师生关系笼络他们，为他效忠。蒋介石深知这一点，他相信黄埔学生，但更相信亲戚和浙江人。不仅如此，蒋介石还经常与许多军阀、将军结拜兄弟，他与冯玉祥、张学良等都结拜过兄弟。　　　　
　　　　而陈立夫自然未能免俗，在其用人的策略上也采取这种注重血缘、地缘和业缘的任人唯亲的方针。　　　　
　　　　陈氏兄弟的CC王国，以同乡亲戚、同学同僚同门结党，是一个封建复合型的帮派团体。它大致可以分为三层：一层是身边的亲近人士，主要由同乡亲戚组成。比如陈立夫的四个秘书，就是清一色的同乡亲戚。陈果夫有三个秘书，除袁英林外，程世杰是他的外甥，梁渊是他的外甥女婿的弟弟。第二层是占据各处要当的高级干部，主要由同学、同僚组成。比如接替陈立夫主管国民党中央组织科的吴大钧、叶秀峰、徐恩曾等，都是陈立夫北洋大学和留美期间的同学。　　　　
　　　　中统局成立后，陈立夫下决心将中统建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更是将自己亲近的人都安插进了中统局。首先局长朱家骅，就与陈立夫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家骅，字骝先，浙江湖州人，本是陈立夫的湖州小老乡，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6年戴季陶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时，陈立夫把朱请到广州，推举他为副校长，以后升任校长。南京政府成立后，朱曾任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和交通部长。　　　　
　　　　陈立夫担任调查科长一职并不长，不久即由吴大钧和叶秀峰相继担任。1929年12月，徐恩曾暂时代理调查科科长，几个月之后正式任职。此后一直干到1945年2月，历时15年，成为蒋介石最得力的鹰犬。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军统特务组织对中共威胁最大，其实由于分工不同，中统特务才是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据统计，解放以前白区所有被暴露和破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主要是被中统特务组织破坏的，可见其危害之一斑。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任人唯亲　2

　　　　徐恩曾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电机科，后又赴美入康里奈斯大学学机电专业。他表面上颇有文质，戴近视眼镜，不爱多讲话，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一个白面书生。他不仅是陈立夫的表兄弟，更是陈立夫在美国读书时好友。在陈立夫自传里，就曾经说到在美国时他与徐恩曾的一段友谊。　　　　
　　　　（1924年）学业完成了，内心有着喜悦，也觉得轻松，正好徐恩曾兄这时买了一部新的福特蓬顶汽车，就在暑假中邀了我和一位在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就学的陆子冬兄，一齐从匹兹堡出发旅行，我们三人兴奋的准备好了一切，就由徐恩曾兄驾车出发，不料在到费城的途中，由于路标稀少，经验缺乏，车行过速，一个陡坡下去九十度急转弯，车子竟然翻倒在路旁，四轮向天，如再翻九十度，那就坠落千尺悬岩之下，不堪设想了。彼时三人都倒著盖在座位中，不得动弹，好在大家都未受伤，只有我的手指受了点小小的擦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