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69-孤筏重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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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到了南美到了南美（4）
我只知道他是一位科学家，刚从热带森林深处钻出来，其他一无所知。但是如果一个孤零零的瑞典人，有胆量和五个挪威人乘木筏航行，那他不可能是一个经不起风浪的人。就是他那把大胡子，也不能掩藏他的温和性情和愉快幽默。
班德成为木筏上的第六人，因为这位置一直空着。他是我们之中惟一能说西班牙话的人。
几天以后，当客机载着我沿海岸北飞时，我带着虔敬的心意，低头再看底下茫无涯岸的蓝海。这海，好像是在苍天之下吊挂着、自由浮动着。不久，我们六个人就要在底下，像微生物那样聚在一小点上，小点漂在这样大的水面上，水面之大，像是把整条西方地平线都淹没了。我们都成了孤寂世界的一部分，各人之间相去不过几步路。无论如何，暂时间我们转身余地总是有的。赫曼在赤道国等木料。纳德豪格兰和陶斯坦瑞贝乘飞机刚到纽约。艾立克海赛堡正由奥斯陆坐船到巴拿马去。我自己是坐飞机去华盛顿。班德在利马的旅馆准备动身，等候和其他的人见面。
这几个人中，以前彼此都没有见过面，大家性格都不相同。这样的情况，可以使我们在木筏上，至少要过几个星期之后才会把各人的话听腻。无论什么低气压的风云和暴风雨的天气，对于我们好几个月关在一只漂流的木筏上的六个人来说，都不如我们之间心理上的风云变幻来得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好笑话常和一条救生带一样可贵。
我到达的时候，华盛顿还是严冬天气—冰冻飘雪的二月天。包恩已经处理了无线电问题，他已经使美国无线电爱好者协会答应收听木筏上发出的报告。纳德和陶斯坦在忙着准备收发报设备，一部分是用专为我们装置的短波发报机，一部分是用大战时期使用的秘密电台。如果我们打算实现在航行中的种种计划，那需要准备的大事小事，真有上千。
作为档案的书面东西也在增长。军事性的和非军事性的文件—白纸、黄纸和蓝纸—英文的、西班牙文的、法文的和挪威文的。在我们这实事求是的时代，一次木筏航行还要消耗造纸工业半棵枞树。法律和规则到处在束缚我们的手，一个连一个的结必须逐一解开。
“我敢发誓，这堆往来文件有二十磅重。”有一天纳德弯身在打字机前，绝望地说道。
“二十六磅，”陶斯坦干巴巴地说道，“我称过。”
我的母亲写信来：“我仅仅希望知道你们六个人在木筏上都平安。”她写信的时候，对我们这几天的积极准备情况，一定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然后有一天，利马来了一封紧急电报。赫曼被潮水倒冲甩上岸，受伤不轻，脖子脱节。他正在利马医院里治疗。
我们立刻派陶斯坦·瑞贝和格特·伏特飞去。伏特是大战时期挪威伞兵别动队在伦敦的出名的女秘书，现在在华盛顿帮我们忙。他们到那里时，赫曼好了一些。他的头曾用带子吊起来半小时，由医生实施手术，把他颈部的第一个脊骨扭回原处。X光照片显示出，他颈部最上的一根骨头断了，并且扭了个正相反。亏得赫曼身体极好，救了性命。不久他就回来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关节发硬又是风湿痛。回到海军船坞里，筏木已经运来了，他来开始建造。医生还要他诊治几个星期，他能否和我们去航行还成疑问。他本人虽然初次在太平洋怀抱中便遭到粗暴的对待，却从来丝毫不怀疑能和我们同行的。
接着艾立克从巴拿马飞来，纳德和我从华盛顿飞来，我们全部集中到出发点利马了。
在卡亚俄海湾中建造筏木木筏，几百年来这是第一次。
这个十分现代化的船坞给了我们极好的帮助。我们由班德当翻译，赫曼当主任建筑师。使用了木工和帆工车间，半个仓库来堆藏我们的配备，以及一个浮动的小码头。建筑开始时，木料就放在这码头旁边的水里。
单单造那木筏，选用九根最粗的木料就够了。木料上刻了深槽，这样，把木料捆扎成木筏的绳索便不会滑走。整个构造中，不用一只钉子，一根铅丝。那九根大木料先是并排放在水里，使它们自由自在地、顺乎自然状态地浮着，然后再牢牢地捆扎起来。最长的一根木料有四十五英尺长，放在中间，两头都突出一大段。两边对称地放着短之又短的木料。这样扎成的木筏，两边是三十英尺长，筏头像犁头般突出。筏尾上，中间的三根木料伸出一点，其余的锯齐。伸出的部分上横放着一短段很粗的筏木，是长橹的座子。九根筏木都用一英寸多粗的麻绳捆紧后，上面再横拴了较短的筏木，每隔三英尺拴一根。
木筏本身现已扎成，总共辛辛苦苦扎了约三百根长短不等的绳索，每一根都牢牢地打了结。木筏上用劈成两半的竹子铺成一片甲板。竹子都一长条又一长条地缚在木筏上，竹子上面再盖一层细竹编的竹席。在木筏中部偏于筏尾的地方，我们用竹竿搭了一间开敞的小屋，小屋的墙是用细竹编的。屋顶以竹片作椽，坚韧的香蕉树叶一片盖着一片当瓦。小屋前面，我们树立了两根桅杆，相对斜倚着，桅尖可以扎在一起。桅木是用海柳造的，其硬如铁。那一大片长方形的帆是用一根帆桁扯起来的。帆桁是用两根竹子并扎而成的，这样可以加倍牢固。
第二部分：到了南美到了南美（5）
那九根要带我们过海的大木料的头部，是按照当地形式向前突出的，使木筏容易分水滑行。在筏头露出水面的部分，低低地拴上了挡水板。
在木料之间有大缝的几个地方，我们一共插下去五块坚实的枞木板，插到木筏下面的水里。木板有一英寸厚，两英尺宽，插进水五英尺，是没有秩序散开插的，并用楔子卡紧，用绳索捆牢，作为并行着的、薄的龙骨板。在印加时代，所有的筏木木筏上都用这种龙骨板，早在发现太平洋上群岛之前就用了，用处在于使平扁的木筏不至被风浪横着漂去。我们没有在木筏四周装上栏杆或者什么保护设备，只是在木筏四边都安了一根细长的筏木，可以使脚站得住。
木筏的整个构造，是忠实地按照秘鲁古代的木筏式样进行的，只有筏木上低低的挡水板是例外，事后证明这挡水板是完全不必要的。在造成木筏本身之后，我们当然可以根据我们的喜爱来安排筏上的具体事物，只要安排得不影响木筏的行动和质量就可以。我们知道，将来这木筏便是我们的整个世界，因此木筏上每一个细枝末节，都会随着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的消逝，而扩大其范围，增加其重要性。
所以我们把小小的甲板装置得尽可能花样多端。那些长条竹子并没有铺满全筏，只铺在竹屋前和右舷一带。竹屋靠右边的墙开了一个进出口。竹屋的左边像是一处后院，堆满了拴紧了的箱子杂物，只留一条窄边走路。在筏头和竹屋墙后的筏尾，那九根大木料上并没有铺甲板。因此，我们绕着竹屋活动时，是从黄色的竹子和细竹席上，走到筏尾灰色的、圆圆的木料上，再走到竹屋另一边，走向堆积东西的地方。这没有几步路，但是这种不同情况所起的心理作用，使我们感到有了变化，可以补偿我们活动范围狭小的不足。在桅顶上，我们装了一个木料做的平台。这并不全为了在最后我们登陆时作为望台，主要是为了一路上可以爬上去，从另一个角度看海。
木筏越来越像样了，黄竹绿叶，精神抖擞，躺在战舰之间。这时，海军部长亲自来看我们。我们对这木筏是十分感到骄傲的：一个印加时代的小小遗物，勇敢地置身于威武的大战舰之间。但是海军部长见了大吃一惊。我被传到海军的办公室里，签了一纸文书，说明我们在军港中的一切建造，海军不负任何责任；又为港口管理局局长签了一张声明：如果我带了人货驾筏离港，全部责任和一切风险，概由我自己负担。
动身的日子接近了，我们到护照管理科去办手续，准备离境。班德是翻译，站在最前面。
“你叫什么名字？”一位礼貌周全的小书记问道。他从他的眼镜上面怀疑地望着班德的大胡子。
“班德·伊默立克·但尼孙。”班德恭敬地答道。
那人拿起一张长长的表格，夹进他那打字机。
“你是坐什么船到秘鲁来的？”
“嗯，这个，”班德弯下身，对这和善的小个子解释道，“我不是坐船来的，我是坐独木艇到秘鲁的。”
那人看着班德，惊奇得发愣，一边在表格的一处空档里，打上“独木艇”字样。
“你将来坐什么船离开秘鲁？”
“嗯，这个，又是，”班德很有礼貌地说道，“我不是坐船离开秘鲁。我是坐木筏离开。”
“说得倒真不错！”书记愤怒地叫道，把表格从打字机上一把抽出来，“请你正经回答我的问题，行不行？”
在我们动身前两天，食粮、清水和我们所有的配备都搬上木筏。
班德和陶斯坦占用竹屋的一角，安置无线电。在竹屋下的横梁中间，我们紧拴着八口箱子。两口是为放科学仪器和照相胶卷用的。其余的六口，我们每人一口，只要箱子里装得下，谁爱带多少私产都可以。艾立克带了几卷绘图纸和一把六弦琴，箱子里太满了，只得把他的袜子放在陶斯坦的箱子里。班德的箱子，找了四个海员才搬上筏。他什么都不带，只带书，居然在箱子里设法塞了七十三本关于社会学和人种学的著作。我们在箱子上面铺了细竹编的竹席和睡觉用的草垫。于是我们准备出发了。
1947年4月27日，木筏上升起了挪威国旗。在桅尖的帆桁上，飘动着曾给这次远航实际帮助的外国的国旗。码头上挤满了人，都想看看这只怪东西的命名仪式。其中有不少人的肤色和面貌轮廓，表明了他们的祖先坐这种筏木木筏沿海航行过。但是也有从前西班牙人的后裔，为首的是秘鲁海军和政府的代表。此外还有美国、英国、法国、阿根廷和古巴的大使，英国太平洋殖民地的前任总督，瑞典和比利时公使，以及我们的朋友，以总领事巴尔为首的、当地很少的几个挪威侨民。记者成群，电影摄影机拍个不休。大概除了一个军乐队和一面大鼓之外，什么都齐全了。有一件事是我们大家都认识清楚的—如果木筏出了港口散开了，那我们情愿每人抱一根木料，拍打到波利尼西亚去，总比老脸厚皮回到这里来好些。
格特伏特，远航队的秘书和大陆上的联系人，准备用一只装了牛奶的椰子来为木筏命名，这一方面是由于要和石器时代协调，另一方面是由于那瓶香槟，出于误会，装在陶斯坦的私人木箱底层了。我们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向朋友们宣告，这只木筏将以印加伟大的先驱者的姓名来命名：他就是太阳之王——1500年前由秘鲁航海西行失踪而又在波利尼西亚出现的。格特·伏特便宣布命名木筏为“康提基”。她拿起椰子（预先砸好的）向筏头掷去，用力很猛，牛奶和椰子的碎末，都飞到恭恭敬敬站在四周的人的头发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