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战略 [美] 肯特·格林菲尔德-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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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那时和以后都没有提出过任何正当的理由来怀疑这一点，罗斯福先生同他们一样确信要打败德国，必须发动一场直接的、大规模的进攻。但是在卡萨布兰卡，他让金上将通报说，美国必须对日本转入进攻，随着美国资源的更加丰富，罗斯福先生允许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太平洋。　
　　不管这一政策使我们同英国人的关系多么紧张，也不管它使陆军部多么不安，罗斯福先生始终坚持这一政策。他从那张列举1943年战争生产“必须”完成的项目的著名清单中，删去了登陆舰艇，当时删去这个项目使金上将很高兴，因为他不希望别的任务来妨碍他的造船厂建造一支新的舰队去压倒西太平洋的日本人。1943年3月，英国人迫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下令建造坦克登陆舰，因为没有坦克登陆舰就不可能实施1944年的“围歼”计划。当时，他们的这项请求遭到了怀疑，金上将奉命挡驾。在“三叉戟”会议上，罗斯福先生允许金上将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把在太平洋发动进攻的政策写入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文件。甚至在“象限仪”会议上，当“霸王”行动所能得到的坦克登陆舰成为紧迫问题时，尽管罗斯福先生出面强烈支持1944年春横渡海峡的进攻，但他并未采取明显的行动来增加坦克登陆舰的生产，或者事后改变原定的分配方案；该方案允许金上将优先得到海军造船厂从10月开始下水的坦克登陆舰。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　罗斯福）　放弃了首先打败德国的战略，或者不再认为横渡海峡的直接进攻是必要的。他让金上将和麦克阿瑟将军得到加紧对日进攻的手段，但他把制动器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当金上将接着1942年6　月的“火炬”决策之后，立即强烈要求加强太平洋地区时，罗斯福先生支持陆军部反对这样的要求，至少在肯定“火炬”将使1943年的“围歼”计划告吹之前是如此。1942年10月24日，他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惜一切代价固守瓜达卡纳尔，即使这样做会耽误其它许诺（　包括对英国人所做的许诺）　的实现，也再所不惜。这一决定使阿诺德将军感到紧张，当时，他正在为阻止把他的重型轰炸机从英格兰转移到太平洋而与海军进行斗争。他指出，这样做“可能完全改变我们对德国的战略作战计划”。但是，在这同时，罗斯福先生指示，欧洲战争所需产品的原定最优先项目，仍然继续有效。有些二战史家们谈到罗斯福先生迟迟才转向“波列罗”计划（　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　。但是，我没有发现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他需要实行这种转变，或者说明他曾经放弃过1942年7　月13日对哈利·霍普金斯指示中所采取的那种立场；当时，他即将派遣霍普金斯到英国去谋求1942年在欧洲采取行动的决定：“在任何情况下，我希望‘波列罗’和‘围歼’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目标，即使中途不得不间断也罢。”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有明确日期的大举进攻还没有落实；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将军和他的计划者们越来越感到忧虑，因为他们确信“霸王”计划所需要的弹药和装备的生产，必须通过错综复杂的军事工业体系提前安排，某些特殊产品的时间提前量长达十八个月。罗斯福先生肯定知道这一点，然而，他冷静地推行他的政策，并承担风险，他的动机是什么，人们只能猜测。鉴于他只是在1943年8　月的魁北克会议上才开始比较明确地赞成1944年的“霸王”计划，可以看出，那时已经具备了两个条件：（1）　德国潜艇已被赶出大西洋交通线；（2）　现已充分动员起来的美国战争经济正源源不断地生产各类器材，其产量之丰富，超过了最乐观的期望。如果美军参谋长们一意孤行，硬是在1943年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那么盟军的战略将会把一切都押在一场非常危险的赌博上。到1943年夏，盟国跨进了一个物资丰富的时期，他们可以下大赌注而又有更大的成功把握。　
　　罗斯福先生是个不按乐谱演奏的人。但是，可以这样认为，他对美国的战略指导所依据的思想是：美国的作用是自始至终充当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美国对胜利应做的贡献是以迅速增长的物质力量（　这种力量是美国的敌人望尘莫及的）　同敌人相对抗，然后用这种力量去摧毁他们，同时尽可能减少人员的伤亡。罗斯福先生逐渐把行动方针转变到更坚定地支持他的军事顾问们坚持不懈地为之斗争的“霸王”计划的实施上，这可以证实上述的猜测。　
　　早在1941年1　月，当他的军事参谋人员即将同英国参谋人员举行秘密的“ABC　”会谈时，他为他们规定了两条指导原则：（1）　“……我们的军事方针必须是很保守的，直到我们的实力＇　已经＇　壮大为止”；（2）　“……我们必须准备好用我们现有的手段行动。”只有当军事力量的优势建立起来时，才有把握制定明确的战略。直到1943年底，“许多类别的军工产品才赶上需求”。但是，到1943年夏，军工产品的丰收已经在望。当丰收实现的时候，还得谨慎地将现已生产出的弹药和装备适应战略计划。但时至今日，由于军工生产正开足马力，我们在弹药和船舶方面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决定性地用于不止一条主要战线。坚定不移地提前制定所需各型武器和装备的计划问题，仍然使美军参谋长们伤脑筋，并且继续使英国人对他们抱有一个坏印象，认为他们是“僵硬的”计划制定者。但这个问题已不是那么紧急了。罗斯福先生在1943年11月于德黑兰与斯大林会谈以前，并没有最后授权他的参谋长们把这种潜力集中用于对德作战。但是，我认为有理由相信，1943年春夏他越来越公开地支持全力以赴地横渡海峡进攻，是因为他知道他将获得的力量足以使这次进攻收到决定性的效果，同时不影响实现其他的重要目标。如果说他对仍然十分短缺的一项补给晶——“霸王”行动所需的突击登陆舰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那么，这一点与他多次表示的信心是一致的，他确信：如果军人真正需要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就能搞到手。事态的发展证明他是对的。　　　
　　迂回和一贯　
　　这个问题，如同罗斯福其他许多行动和动机一样，还需要我们去猜测，因为他有一种独特的偏爱：用迂回的手法办事。他很少公开他的动机，而且不象邱吉尔那样同自己的顾问们研究问题。他不喜欢、并且避免同他们争论，而喜欢用极不规律的、个人的方式工作。马歇尔和金可以直接去见他，无论什么时候他感到需要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就把他们叫到白宫去（　有时他还在床上）　。但是，只有当他作抉择时，他才听取意见，而且只是偶尔为之。马歇尔将军似乎成了他不可缺少的顾问。1944年1　月，他对马歇尔解释他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的决定时说：“你不在国内，我晚上睡不好觉。”但有一次在战争正紧张的时候，马歇尔将军告诉阿兰·布鲁克，说他已有两周未见到总统了。罗斯福先生为了建立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经常联系，采取了一项措施，即任命利希海军上将为总统参谋长，兼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就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有用的但并不完善的联系。总统的心腹好友哈利·霍普金斯的影响要大得多。此人成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幕后成员和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事实上的成员。但是，很明显，罗斯福先生对美国战略实行决定性控制的1942…1943　年这一阶段的末期，他的军事参谋长们没有预见到他的某些最重要的决策。其中有些决策是消极的，正如埃默森教授所指出的，他从自己的长期政治生涯中学会了一种决定问题的方式，即无为而治。一般地说，罗斯福先生相信事物的必然逻辑胜于相信事先的周密计划。当他看到某些事情可能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发生的时候，他有意地听其自然而不下达命令。每当专家们把一项军事目标同公开声言的手段不足的矛盾摆在他面前时，他爽快地命令他的军事参谋长们和生产负责人去做需要做的事情。他总是相信他们能够做到比他们宣布可以做到的要多。当他没有下定决心时，他是不露声色的。但是，一旦他下定了决心，那就雷打不动。利希海军上将曾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向罗斯福先生汇报了参谋长们同罗斯福先生有分歧的意见后，罗斯福先生对他说：“比尔，我是个顽固分子，这个问题我已下定了决心。我们就这样干下去，你改变不了我的主意。”　
　　鉴于罗斯福先生处理问题的方式，加上没有象邱吉尔先生那样的回忆录可供查考，历史家们几乎象美军参谋长们难以预见罗斯福先生的决策同样地难以追踪他对美国战争的军事指导所给予的影响。但是，根据现有记录，肯定地不能说他因为拒绝或者不理睬他的军事专家们的建议而感到后悔，也不能同意邱吉尔先生的说法：罗斯福“受到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偏见的压迫”。　
　　罗斯福先生作为美国战时领袖所遵循的原则和他坚持这些原则的决心，是他早就明确表示过的。如果说美军参谋长们难以预见他将责成他们如何实际运用，那么，他们对于下面这一点是不会怀疑的，那就是他们提出的任何建议或措施，只要罗斯福认为是同这些原则相冲突的，就会遭到他的拒绝。这些原则可以归纳如下：　
　　1　．英美联盟的团结必须维护，这既是出于军事上的理由，也是因为美国的利益要求大不列颠的存在和它在战后享有作为大国的行动自由。　
　　2　．纳粹德国是头号敌人，必须尽早将它打败和消灭。　
　　3　．必须给予苏俄以慷慨的援助，使它打到底。　
　　4　．必须强迫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　
　　5　．必须使中国继续打下去，以便作为一个大国进入战后世界。　
　　6　．战后世界中美国的利益需要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这个组织要站得住，首先必须得到胜利的盟国——美国、大不列颠和英联邦、苏联和中国坚强的指导。　
　　这些既是政治目标，也是军事目标。把罗斯福先生作为总司令来研究，重要的是他为达到这些目标所作出的决定具有军事意义，只有中国是明显的例外。在中国问题上，罗斯福先生总是用他自己的判断来代替他的军事参谋长们的和英国人的判断。他为那个战区所制定的军事政策以惨败而告终。　
　　他所制定的美国和盟国在欧洲打败轴心国，在太平洋打败日本的战略则是成功的。美国从一开始就同意美国的主要力量必须首先用于打败德国，这一点必须完成。但是，如何完成呢？没有证据可以怀疑，1942年春当陆军部提出“波列罗…　围歼”计划时，罗斯福先生是半信半疑地表示支持，或者在“火炬”行动之后，他才被争取过来，认识到有必要用一支诸军种合成部队从英国对德国实施致命的打击。实际上，重要的问题是打击的时机和最大限度地、积极地利用当时我们所拥有的手段，直到我们聚积起足够的力量去实施致命的一击。这个问题，罗斯福先生比他的军事顾问们认识得更早、更清楚。1943年期间，当我们终于快要拥有这种力量时，罗斯福先生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赞成1944年春实施的这次打击。他推迟这一打击的时间，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