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赢了工商银行-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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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们为什么把补卡标准定为100元呢？”我接触到正题。
“是这样，我们第一次发卡是免费的，如果丢了再来补，显然就不能再免费了。根据这两次的成本，我们把价格定在了100元。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防止某些司机恶意补卡。”
“恶意补卡？”我一下子没听明白。
他马上解释道：“就是有人实际上没有丢卡，却找我们补发，他们手里拿着两张卡，以此逃避交警的处罚。”
哦，原来还有这种情况，我倒没有听说过。
“但是，你们不应该因为第一次免费发卡，就在补卡时新旧账一起算吧？”
“是是，我们最近也想调整一下收费标准。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想与你多沟通，增加了解。你说这打官司吧，挺花工夫的，你也很忙，时间上可能也赔不起。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撤诉，我们给你一些补偿。”
他的谈话也进入了正题，但他点到为止。
“怎么个补偿法？”我问。
“你拿个方案行吗？我们再商量。”
“我考虑考虑吧。”我至少不想当面回绝，让别人怪没面子的。
送他出门时，他拿出一个纸包装的小东西，递给我：“这是我们的一个小礼品，你收下吧。”
这是一个薄薄的、书本形状的东西，但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我往外推：“谢谢，不用客气。”
礼让一番，我终于没收，张总也没强求。他坐上车，走了。
这是我与北京工行的管理者第一次接触的情况。在这期间，宣武支行的韩副行长也到报社来找过我一次，谈的内容也大致差不多。总之，就是希望能庭外和解。
我没有当面回绝他们的要求，但我觉得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为什么？因为如果我撤诉，他们肯定要给我一定的“经济补偿”，但这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部分：怒写起诉状平生第一遭法庭唇枪剑一人战群雄（2）
过了几天，我在下班的路上接到一个电话，是北京工行法律事务部的工作人员小夏打来的。我本不认识他，因一个我曾经的同事是他的大学同学，由此他知道了我的手机号。此后几个月里，我俩成了法庭上的对手。
“喻先生，您好！我的领导让我作诉讼代理人。其实我们都是朋友，你看是不是我们见个面，坐一坐，好好谈一谈？”
“咱们谈什么呢？”我想探探底。
“嗨，打官司怪麻烦的，我们就庭外和解吧。”
“怎么个和解法呢？”
“我们给你一些补偿吧。”
“给多少？”
“这个好说。你拿一个方案吧。”
拿个方案？我觉得这个方案不好拿。
“可能再过些天就要开庭了，我们还有和解的必要吗？”
“嗨，喻先生，领导让我接这个差事，弄不好对我也有影响。咱们都是朋友，你就帮帮我行吗？”
听了他这句话，我的心里动了一下。是啊，都不容易，他毕竟是我的同事的同学，也算朋友。如果他官司没打好，也是一个问题。但是，让我撤诉可是一个大问题……
“我想想吧。”我还是不想当面驳别人的面子。
我终于没与他“坐一坐”，没有“帮”他，直到广外法庭开庭时，我们才第一次见面。但今天写这本书时，我在“帮”他——我始终没有说他的名字。
打定了上法庭的决心，我便不再多想，一心盼着能早点开庭。
对法庭，我并不陌生，从区法院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乃至最高人民法院，我都进去过。不过，每一次我都是坐在旁听席上进行采访。旁听是比较省事的，不用全神贯注，不用舌战群儒。但这次不同了。
后来得知，我的案件将按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简单的民事案件由一名审判员审理，适用于简易程序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同时我也被告知，我的案子已交由宣武法院广外法庭，由温铁成法官审理。
这个消息是广外法庭的书记员蔡琳打电话告诉我的，那是5月上旬的一天。她还告诉我，说法庭准备于5月13日开庭审理。
自从立案以来，我天天盼着法院早点开庭。从这一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这一点来看，法院并没有觉得案子有多复杂，我也是这么想的。工商银行违规收费，那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法官稍加审理就能认清，我胜诉将是必然的。所以，自从立案之后，我也没再往这上面花什么心思，每天照常上班，只等着“摘桃子”。
一些同事听说案子快开庭了，纷纷给我打气：开庭那天我们一定去，我们去声援你！
说起声援，倒是已经有过了。案子立起来后，我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几位同行朋友。5月12日，即开庭前夕，《法制日报》就以《100元牡丹交通卡补办费引发官司，北京一消费者起诉银行收费无据》率先作了报道。而本报则在更早的时候，以《本报记者状告工商银行，诉称被告收取高额牡丹交通卡补办费于法无据》为题，对本案作了详细的披露。
但在开庭前，舆论总体上还是比较平静的，不像后来这样翻江倒海。
开庭的头一天晚上，我想了许多。我想到了庄严的法庭，想到了法庭上可能出现的唇枪舌剑。自然，我也想到了《威尼斯商人》。在萨翁的笔下，那位固执而贪婪的犹太人得理不让人，非要“履约”从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的身上割下一磅肉来。这大约是文艺作品中反映法庭交锋激烈程度最强烈的一幕了。我也想到了香港电视剧中法庭辩论的场面：戴着假发的律师口若悬河，一会儿走近法官侃侃而谈，一会儿又走到被（原）告前，很有逻辑性地问这问那，那律师好不威风！
可我没有请律师，我得一个人单枪匹马上法庭。我打这个官司，标的额一共才100元，律师费该付多少？当然，这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我认为本案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我自己已经基本掌握了，不用再劳律师的大驾。一个人出庭自然势单力薄，但赵子龙一个人不是照样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后来，在官司进行过程中，曾先后有几位律师朋友表示愿意免费做我的诉讼代理人，都被我婉言谢绝。
广外法庭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地方，新的舞台。5月13日，我早早地起床，早早地出门。把妻子送到单位后，我立即赶往广外法庭。
从白纸坊桥往北两公里左右，就是广安门桥，这是二环上又一座有名的立交桥。从桥上调个头，走了不到几百米，路的右手边是一条小胡同。往里一拐，马上就能看到广外法庭的牌子。
出乎意料的是，我没想到广外法庭的办公条件是如此的差。
从外表看，法庭的几间办公室都是平房，而且房子的年代久远，估计不下二三十年，甚至都给人破旧不堪的感觉。走进大门，里面更显拥挤。六七间办公室面积窄小，光线昏暗，走廊也窄得连并排行走两三人都困难，“错车”自然也属不易。并且，走廊里没有椅子，等候开庭的人无地方可坐，只能站着。有几间屋子里还正开着庭，温铁成法官那间办公室也不例外——都在办公室里开庭审案。
法庭应该是严肃的，怎么能在办公室里审案呢？我有些纳闷儿。
其实，这种情况我也不是第一次遇到。4年前，我在朝阳法庭出庭为一位记者朋友作证时，也是在法官的办公室。办公桌上的电话一会儿响一下，法官不停地接，法庭的庄严性几乎荡然无存。没想到，这回我碰上了。
第二部分：怒写起诉状平生第一遭法庭唇枪剑一人战群雄（3）
我大约提前了半小时到的。为了保持自己的形象，我一改往日随便的衣着，特地穿了件西服，还打了领带。但此时，我只能傻傻地站在走廊里，等着温法官审完前一桩案子。
“你好，是喻山澜吗？”一个柔和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回头一看，是一个小女孩，大约二十三四岁，长得比较娇小，有点像江南水乡的小家碧玉。我不认识她。
“我是《北京晨报》的记者代小琳。”女孩大方地伸出手，跟我握了握。
哦，想起来了，代小琳是我的一个同事的大学同学。她听说我打的这个官司后，十分关注，曾表示要到法庭旁听。代小姐真是有新闻敏感，十分了解此案的社会意义。是她，在开庭的第二天就对此案作了大篇幅的报道，将这一涉及到百万人利益的官司进行了曝光。
“谢谢你来声援我。”我礼节性地表示了谢意，但并未想到她在本案的报道中会起到那么大的作用。
同时来法庭关注本案的，还有《北京晚报》的记者杨昌平。这个身材很高体格却偏瘦的小伙子大约也只有二十七八岁，但他的新闻眼光还是比较地道的。他从法院得知此案开庭日期后自己赶来了。
“喻先生吧，您好！”一个穿着整齐的小伙子出现在我眼前，听声音很熟悉。原来他就是北京工行的诉讼代理人小夏。案子立案后，他曾给我打过电话，希望能庭外和解，但没有成功。
“您好。”我也很热情地招呼他，我与他个人没有任何恩怨。在与他闲谈时，我提到了工行总行“一卡在手走遍神州”广告词引起的那个官司，他说，原告输在举证不能上。
但此时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与他聊了几分钟后，我又与代小琳、杨昌平聊了起来。后来，千龙新闻网的实习记者孙郁瑶也来了。
有媒体同行来声援我，自然是一种鼓舞。不过，也有让我感到遗憾的。我的几位同事都在前一两天表示，要亲自到庭为我“打气”，可直到温法官审完前一个案子、书记员蔡小姐出来招呼我“进入法庭”，我都没能见到那几位“信誓旦旦”的同事。相反，倒是有几位热心的市民前来旁听。
法庭就在办公室。办公室靠墙的两侧各放了一排椅子，诉讼双方的人员先后落座，隔“河”相望。
说是“诉讼双方的人员”，实际上原告方就我一人到庭，被告方却齐刷刷来了4位大将：宣武支行的诉讼代理人是两位女士，北京分行的诉讼代理人则是两位男士。他们都在工商银行的法律部门工作。
我不是学法律专业出身，但我却有一个“法学硕士”的学位。我读本科时学的是中文，在四川师范大学；上研究生则是在北京广播学院，学的是新闻。3年学成毕业，但当时新闻学并没有自己的学位，而是划到法学的范畴，所以我拿到的是“法学硕士”的学位。
我也不是一点也不懂法。头两年我也看过一些法律书，还常常看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节目，特别是我曾通读过一套6册《中国公民法律援助手册》，对民事诉讼的实体与程序基本还是了解的。
不过，我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可能比不上我的对手。
眼下坐在我对面的4个人就是我的对手，领头的是小夏，他不到30岁，普通话说得很是流利，比我的“川味普通话”好多了。他供职于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法律事务部，是首都经贸大学学法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