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赢了工商银行-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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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聊了约半个小时，4位身着民警制服的人走进了办公室，领头的是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政治部张副主任，还有秩序处、信通处的几位同志。
这天下午，科技部的好多部门都在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所有的会议室都被占用，我们只得到二楼一开放处，临时“搭建”一个会议室，大家相邻而坐。
同样戴着眼镜的信通处王处长看了我好几眼，后来刘委员介绍，得知我就是与工行打官司那位记者，他才恍然大悟地说：我说这么眼熟嘛，我在电视里见过你！
对交管局的提案办复情况，刘永泰说，他总的感觉是不太满意，提案办复给人一种避实就虚、避重就轻的感觉，对他提出的好多问题都没有正面回答。刘永泰举例说，他建议北京市交管部门在“首都之窗”、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网站或其他新闻媒体上与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每月（每季）或定期联合公布北京市执勤交警纠正交通违章罚款情况，但交管局在答复中只是说“交通罚款收缴后全部上缴市财政，列入全市财政总收入”，没有正面回答问题。现在都提倡政务公开，把这一罚款数公布一下有什么不可？
坐在刘永泰左边的秩序处张副处长马上作了一番解释，主要的内容是：2004年罚款数接近5亿元，这还是新的道路交通法去年5月1日实施、将机动车违法处罚额度大大提高后的结果，预计今年的罚款数额可能要达到10亿元。把这个数字公布出来不太好。为什么？每年有200多万人次驾驶员违法被罚，处罚金额又如此之高，把这些都公布出来，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北京市机动车驾驶员的守法意识差？说明交通管理部门处罚力度大、罚得狠？可能还要因此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不管从哪个方面说，这种情况都不宜公布，公布了则弊大于利。
这话说得也不是没道理，从交管部门考虑问题的角度出发，的确是这样。但我从这番话中听出了“弦外之音”——交警一年罚那么多钱，老百姓要知道了，还不议论纷纷：罚款虽然要上缴财政，财政肯定还要返还一部分，交管局是不是要用这笔钱买摄像头，进一步加强罚款？交管局会不会拿这些钱给交警发奖金？这些钱个人会不会揣腰包？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一而足。既然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还不如不公布的好。
但刘委员对这样的答复同样不满意。他说，政务公开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需要，公布罚款数额也是大多数老百姓的要求。政务不公开，老百姓不知道政府在干什么，谈何舆论监督呢？执法需要监督也该体现在政务公开上。
是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已经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也在一次会议上要求，要通过政务公开，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妥善协调和处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推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促进政府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不断提高依法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北京市交管局在收缴罚款的数目上不公开，人民群众对这笔数额巨大的资金的去向与使用情况如何监督？
第三部分：一审判决书几多冤和屈刘永泰出马质疑牡丹卡（3）
双方意见相左，一时争执不下。我看短时间内意见很难统一，多说也无益，赶紧进入下面的话题。我关心的自然是牡丹交通卡，于是我与王建德处长有了下面一段对话。
“我想问一下，当初补卡收费100元的标准是谁定的，工行？交管局？或者是你们双方商定的？”
“当初第一次发卡时是免费的，补卡收费标准是工行自己定的。”王处长在解释一番推出牡丹交通卡的背景后，这样答道。
“那么，当时一张卡的成本是多少？不会是100元吧？为什么要按100元收呢？”
“当时一张卡的综合成本大约是40来块钱，其中裸卡的成本大约是28元。”这位参与过牡丹交通卡发放工作的交警说道。“卡的成本是28元，但几千名交警的手持POS机也需要很大的投入，这样算下来就是40来块钱。工行之所以在补卡时收100元，主要是怕有人恶意补卡。”
“什么叫恶意补卡？”
“有的人怕被交警记分处罚，故意把卡背面的磁条划坏，让交警刷不了卡。也有人补领几张卡，轮换使用。这些情况都是恶意补卡。”
我对这番解释不太理解。磁条上储存的是金融服务信息，与芯片上储存的交通管理信息是两码事，划坏磁条并不影响交警对违章司机进行处罚啊。如果说有人补领几张卡，这几张卡不可能同时都有效，换句话说，补领了新卡，旧卡就该失效，这是正常管理的结果。否则就不能怪补卡人狡猾，而应该怪管理不当了。
“这么说来，补卡收100元是带有预防性或者说惩罚性的了？”我替他总结道，并话锋一转，单刀直入：“这100元你们要与工行分成吗？”
“没有的事。”王处长连忙否认。
“不对啊，我的官司在一中院开庭审理时，审判长曾问工行的诉讼代理人这100元是否要分成，工行的代理人说‘应该要分成，但具体情况我不清楚’。”
“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了。”王处长笑道。
“我想，你们当初与工行合作时，肯定会有一份协议。协议的内容能让我们了解吗？”我又起了一个话题。
“应该有协议，可我也没见过这份协议。”王处长开始推托。
王处长在5年前参与过牡丹交通卡发放工作，或许还参加了有关政策的制定，他能没见过这份协议？即使没见过，也应该听说过协议的内容啊。看到无法从协议书打开缺口，我只得再起新的话题。
“刘委员在提案中说，你们委托工行一家发行牡丹交通卡，这是一种垄断。你们在办复提案时，对此也没有否认。这种垄断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我们也一直在考虑，想多委托几家银行来发卡，但技术上的确存在问题，如密钥、数据核对等。在这方面我们也有打算，比如说等两个月后，我们局要对交警用手持POS机进行新的招标，要求新产品必须有同时读两张芯片的能力。这就为今后增加发卡银行打下了基础。”
“有时间表吗？”
“目前还没有。”
谈完技术，我想谈一下政策，谈一下法律。
“交管局委托工商银行发行牡丹交通卡，我认为这是一种政府采购行为，你采购它的服务。《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必须进行招投标。现在你们选择工行，没有经过招投标程序，这是不是违法了？”
王处长一听这话，眼睛瞪大了，笑着说：“唉呀，你提的这个（问题）太大了。这么说吧，我们委托工商银行一家发卡，是1999年的事情。这里面有历史沿革的因素……”
我心里想，这里面是有历史沿革的因素。《政府采购法》是去年开始实行，与此配套的，还有几个细则，如财政部于2004年8月发布的《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新的法律生效了，就必须照法律的要求去做，否则就是违法。就像牡丹交通卡补卡收费的问题，1999年时国家的确没有法律法规来规范它，但2001年四部委出台了《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就必须照这一规章的要求去做。工行不去做，最后不是输了官司吗？
交管局是否违法的问题，人家也不愿多谈，我也没法深究。于是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工行败诉的消息发布后，曾在报上发表声明说，要与你们交管局商量，重新制定补卡收费标准，再报价格管理部门审批。现在工行与你们商量了吗？新的收费标准报价格主管部门了吗？”
王处长：“据我所知，他们已经报了。”
“你知道收费标准是多少吗？”
“不知道。”王处长这样回答，也不知他是否真的不知道。
关于牡丹交通卡的问题，我一口气问了这么多。本想留下来，继续听听刘委员与交警领导们的对话，但我还要赶回单位编报纸，只好起身告辞。此时已经快4点半。
“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张副主任也站起身，与我握手，客气地说。
“我们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嘛。”我也说了句客套话。
这一幕是2005年3月发生的事情了。当初刘委员从另一个战场上发起冲锋时，我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中。
第三部分：一审判决书几多冤和屈十扣柴扉难风雪夜归人（1）
20年前，我攀登过一次峨眉山。
夔门天下险，剑门天下雄，青城天下幽，峨眉天下秀。在四川长大的我，从小对蜀中这四大美景充满向往，对峨眉山的秀丽风光尤其神往。
我们几个大学同学从峨眉山脚下的报国寺出发，攀登了大半天，才到洗象池，当晚住在那里。第二天早起接着攀登，到中午才登上金顶，得以尽揽峨眉风云。第二天我早早起床，为的是看壮观的日出，起床时还不到凌晨4点，眼前一片漆黑。我知道这是黎明前的黑暗。不久，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我看到了壮观的日出！
黎明前的夜幕是浓重的，甚至伸手不见五指。当我的官司迟迟不见结果时，我真的感觉自己身在黑暗中。但我想，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这期间，我一直在寻找其他的解决渠道。
我想到过工商部门。是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部门，工商银行搞垄断经营，工商部门该管管吧？我给工商部门打电话、发传真，详陈工商银行的垄断之举。但最后，接待我的那位工商干部说，现在国家的反垄断法还没有出台，有些事情我们处理起来有难度。
我转过身，又找到了消费者的娘家——消费者协会，希望它们能声援我一下。我在致消协的投诉信中详细讲述了补卡的经过，并说：“我认为，工商银行此举已经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第一次办卡时没有说明补卡要收取100元费用，补办又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希望消协能主持公道。”
一开始消协的同志倒也热情，让我将有关材料传真过去，他们就此研究后再给我答复。可是，最后的回话却是：你的案子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我们不便再对此进行评论。
2004年8月4日，在京津冀三地部分基层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强调，只有公开审判，把审判活动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才能防止暗箱操作、幕后操作，人民法院的司法活动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
肖扬说得好，审判活动应该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媒体对正在审判的案件进行报道，消协对正在审判的案件进行评说，难道有什么不妥当吗？难道会干扰司法公正吗？我想，这不但不会干扰司法公正，相反，还能促进司法公正。
我转念一想，牡丹交通卡是北京市交管局委托工商银行发行的，牡丹交通卡的发行和收费政策交管部门肯定要参与制定。夫妻俩一块儿生的孩子，焉有娘管爹不管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