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3-国民党下台内幕-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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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自己的口袋里。原来，这些助理大多是“立法委员”的家属与亲戚，如太太、儿子、女儿、儿媳、女婿等。而那些不分区“立法委员”（不参加直选，按政党比例分配的名额）一般不问政，也不必聘助理，而助理费照拿。因此，有人估计，一个“立法委员”的年收入可能接近2000万元。
“立法委员”的其他灰色利益与收入就更大，是无法估算的。当然也不是人人有份，那些政商关系良好、地方势力庞大者，最易获得这种利益。
高官厚禄的特殊待遇也可从针对李登辉“总统”卸任后的待遇看得出来。执政十余年的李登辉退出政治舞台时，有关部门已为他卸任后的待遇进行新的预算规划。据台湾“行政院”送交“立法院”审议的预算书，有关“卸任总统礼遇经费”的预算主要包括：１、终身薪俸２０２４万元（１年）；２、“总统”官邸修缮费１３００万元；３、房屋租金９００万元（１年半）；４、寓所事务与侍卫人员办公室租金８５０万元（１年半）；５、资讯设备费３５３万元；６、卸任后“总统”办公室设备费１３４８万元；７、卸任“总统”寓所设备费２８３３万元；８、车辆费５００万元；９、保健医疗费３３５万元（１年半）。这些预算合计总额４１３９３万元。这是在台湾财政赤字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做出的预算，卸任“总统”享有如此丰厚的待遇，可以说是台湾政治腐败到了极点的集中表现。
李登辉当政12年，已从早期一个寒酸的公务员变成一个亿万富翁，拥有巨额财产。李登辉有多处数千万元至上亿的别墅，有多张值数百万的高尔夫球证，分别持有数千万元的股票与存款，而尚未公开的更不知有多少。２０００年１月３０日，新党“总统”参选人李敖举行记者会，公开指称，他手里握有一份密件，李登辉在瑞士银行有一个秘密账户，存款高达６０００万元新台币。
由此不难发现，台湾权势阶层个个高官厚禄，以合法与不正当手段为自己牟取利益。特别是身为台湾领导人与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从昔日一个穷书生变为亿万富翁，而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在海外有秘密账户与下台后的优厚待遇，让人民看清了执政的国民党权势阶层腐败到了极点，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终于在2000年用选票抛弃了国民党。
第九部分：地方权力派系化派系政治的窠臼（1）
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地方县市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势力——“地方派系”。它是国民党初期统治台湾的一个重要方略，对维护国民党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因其势力庞大，派系利益凌驾于党的利益之上，地方党部受制于派系领袖，而且形成地方政府严重的黑金腐败问题，让国民党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成为反对党攻击国民党黑金政治的重要口食。
国民党的成长与发展，始终无法逃脱派系政治的痕迹。派系政治的结果是，国民党内无法高度团结，任人唯亲，近亲繁殖，人事倾轧，权力腐败，严重影响国民党的发展。
蒋介石掌握国民党大权后，为巩固自己在党中央的势力，发展出以黄埔系统为嫡系的权力人脉关系，同时党内不同实权派也形成各自的政治势力，掌握相应的权力部门。这种派系政治在抗战时期达到高峰，当时国民党中央的派系主要包括了CC派（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领导的国民党中央组织系统即“中统”）、军统系（主要是以戴笠为领导核心的特务系统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孔宋集团（以孔祥熙与宋子文为代表的财经部门）、政学系（在行政系统上辅助蒋介石统治的一批原“政学会”的势力）及团派（主要是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为核心形成的一批政治势力）等五大集团。这五大派系均是国民党内部依附蒋介石的不同政治势力，另外还有与蒋介石抗衡的孙科太子派、汪兆铭派、胡汉民派以及西山会议派等。这种派系的存在，影响了国民党内部的团结与发展。
国民党接收台湾时起，派系政治开始延伸到台湾权力体系之中。当时，曾在大陆发展有成的台籍人士成为国民党接受的要员，纷纷返台担任政府部门要职，形成一股政治势力，被称为“半山派”（即半个大陆人，半个台湾人），而且以陈仪为首的接受要员在发展自己政治势力的同时，也与台湾岛内原有的政治势力“阿海派”（以蒋渭川与许丙为代表）与“台中派”（以林献堂与杨肇嘉为代表）展开结盟，形成战后初期台湾政治派系结构。不同政治派系或政治势力之间，为权力或经济利益展开了较量与争夺，特别是台湾本土性的政治势力或派系，为壮大实力，迅速向地方渗透，逐渐形成以地域为主的地方派系。
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后，对其在大陆的失败及台湾“2·28事件”进行了深刻反思，除加强党的改造外，对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进行整顿与重新定位，运用各种方式削弱或清除既有的派系势力。蒋介石通过一系列的分化、牵制与流放等办法基本上将原党中央的五大派系解组，重新确立了蒋介石的威权统治与部署了蒋经国的接班之路。同时，为了巩固政权，蒋介石也对台湾光复初期出现的全岛性派系或政治势力进行整顿，但却容许地方派系的存在与发展，以利用其作为地方选举的动员力量。
国民党当局采取的重要策略是，通过各种制度性的设计或政策性的安排，压缩地方派系的势力范围，让其局限于县市以下的层次发展，避免地方派系出现跨县市范围的全岛性大派系，同时避免其与国民党中央或政府权力内部政治势力结盟。为此，国民党当局在政策上采取长期不改选“中央民意代表”，不举办省长及直辖市长以上的行政首长选举，禁止在议会发展次级团体，杜绝跨县市或全岛性串连。为便于操控，在每一个县市扶持至少两个以上的派系存在，以达到派系之间的制衡与控制。同时，国民党中央通过给予地方派系特殊的经济利益以换取其在政治上的支持与政治结盟。
地方派系就是以一定地域为范围的区域性经济政治联盟，它依靠庞大的社会关系网，控制了地方重要权力机构与经济社会资源，在选举中进行政治动员，在经济上进行利益交换与分配，甚至与黑社会势力勾结，形成地方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一个县市一般有两个以上的地方派系，每个派系有一个或多个派系领袖。派系领袖基本上当选过县市长或县市议会正、副议长。每个派系都有自己的一批政治人物或地方实力派人士，如“立法委员”、县市议员及议长、县市长、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县市及乡镇市农会理事长或总干事、水利会会长等。目前。除了台北市外，其他省属县市及“行政院”直属高雄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地方派系存在。
1以乡市镇为主的台北县地方派系。台北县人口众多，社会发展程度高，无法形成全县范围内的地方派系，多是以地区与市镇为中心形成的乡镇市地方派系。县议会仍主要由地方派系领袖或代表所掌控。主要地方派系包括：板桥市的刘派、郭派与邱派；中和市的林江派与吕游派；新庄市的国治派与联合派；淡水镇的麦派与陈派；瑞芳镇的李派与戴派；五股乡的林派与陈派。
2为数众多的桃园县地方派系。桃园县既是一个人口大县，也是一个客家人居住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这种社会结构也影响到地方派系的形成特色。其派系主要是政界人物结合宗亲势力而成，并形成典型的北区与南区两大地域派系。北区有老派与新派（也有人分为老派、中立派、亲客家派与新派）；南区有吴派、叶派、张派、林派、邱派、刘派，其中又以吴派与刘派力量最大。其中，以吴伯雄家族为代表的吴派势力主要集中在龙潭乡农会、桃园汽车客运公司、新竹区中小企业银行、省营银行、新国民综合医院、中坜医院与新生医院等。
3地域性甚强的新竹县、市地方派系。新竹县市客家人居住较为集中，宗亲力量庞大，与派系势力不相上下。早期派系较多，包括老年派、西许派、东许派、朱派、邹派、竹东苏派与竹东宋派。在1982年新竹市从新竹县升格为省辖市前，新竹县的两大派系即为许金德领导的西许派与许振乾领导的东许派，均以新竹市为经营中心。新竹市独立出来后，派系势力主要在新竹县发展，而新竹市派系在都市化发展中逐渐弱化。目前该县派系主要为西许派与东许派，前者以新竹货运公司为中心，后者以新竹客运公司为中心。西许派势力主要集中在新竹县农会、新竹市第二（三、十）信用合作社、新竹汽车客运公司与新竹区中小企业银行等；东许派势力主要集中在大湖乡农会、新竹市第一（二、五、十）信用合作社、东区合作社、竹北乡合作社、新竹青果合作社与新竹汽车客运公司等。另外，以前头溪为界，在溪南与溪北有不同的以乡镇为范围的小派系。
第九部分：地方权力派系化派系政治的窠臼（2）
4、基隆市谢、苏、陈、张四大地方派系。基隆市主要地方派系包括谢派、苏派、陈派与张派，其中以谢派与苏派力量较大。谢派主要代表人物先后有谢贯一、谢清云、蔡火炮及现任掌门人谢修平，主要势力集中在市第二信用合作社、市运输劳动合作社、省合作社联合社与合作金库等。苏派（也称文协派），主要代表先后有苏德良、张坚华、刘文雄等，主要势力集中在市第一信用合作社、省合作社联合社、省住宅公用合作社
5、省合作金库、第一银行与华南银行等。
宜兰县卢、林—罗许、陈三大地方派系。宜兰县主要地方派系有卢派、林—罗许派、陈派等。卢派主要是由当地大地主卢氏家族势力发展而来，大本营为卢氏家乡头城镇，目前以卢氏后代卢逸峰为代表。林—罗许派主要是由早期溪北林派领袖林才添结合溪南新兴势力罗文堂、许文政兄弟（分别随父姓与母姓）发展而成，主要势力集中在头城镇农会、博爱医院等。陈派势力崛起于溪南，主要势力集中在冬山乡农会、罗东镇农会、宜兰县农会与水利会及第一银行等。
6重新组合的苗栗县地方派系。苗栗县早期地方派系主要为刘派与黄派，后来两大派系又分化为大刘派、小刘派、老黄派与新黄派四大派系，各派系人物分化与重新组合较为复杂。大刘派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刘派创始人刘阔才（曾任“立法院院长”）、刘国昭、谢金汀、刘碧良、谢才等。其势力主要集中于苗栗县农会、县信用合作社、省合作社联合社、省农田水利会、新竹汽车客运公司与竹南信用合作社（新竹县与宜兰县曾为一县）等。小刘派从刘派分化而来，主要代表有刘定国、邱庆彰、林火顺、陈超明、巫永青与刘政鸿等，其势力与大刘派基本重合，只是拥有的企业有一定差别。黄派由前省议员黄运金创立，后在选举中因利益之争而分裂为老黄派与新黄派。老黄派主要势力集中在苗栗县后龙镇农会、苗栗市农会、苗栗县农会、苗栗区农田水利会与新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