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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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图尔炳阿奏彭家屏刊刻族谱《大彭统记》，乾隆帝说： 彭家屏称大彭得姓于黄帝，甚为狂悖，“身为臣庶，而牵引上古得姓之初，自居帝王苗裔，其意何居？且以《大彭统记》命名，尤属悖谬，不几与累朝国号同一称谓乎？”又责彭家屏不避庙讳御名，综其罪状，赐以自尽，“以为人臣之负恩狂悖者戒”。谕令其自尽，比起杀头，就是所谓的“开一线之路”从宽处理了。乾隆帝指责《大彭统记》将彭姓与黄帝相联系为有罪，非常可笑。当时托名上古帝王是为社会时尚，不足为奇，更不足为罪。至于说不避庙讳御名之罪，也非死罪。乾隆帝不是自称“朕自即位以来，从未以犯朕御讳罪人”吗？（《乾隆朝东华录》卷四六）归根结底，是彭家屏不该为民请命。
其实，乾隆帝并不糊涂，他派人微服私访，得到的情况比老百姓告状反映的情况更为凄惨。乃将河南巡抚图尔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军台效力。
乾隆中期以后，乾隆帝明显采用了高压政治手段，而放弃了当年读书时接受的儒家思想。以前他主张帝王要“虚心纳谏”、“包容涵覆”、“宽则得众”。后来看到张广泗在上疏请罪辞里有这样一句话： 臣“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使他感到气愤，大臣官员们竟然不知道皇帝的英武，一定是宽仁政策过度了，于是反过来实行严猛政策，鸡蛋里挑骨头，大兴文字狱。正如他当初斥责翻雍正朝之案就是善政论所说的，“皇考与朕之心，原无丝毫间别”。他与雍正帝的治术在本质上也确实是没有“丝毫间别”。“霸者与臣处”的逻辑发展就是“亡国与奴处”。
乾隆登基后就将李绂冤狱平反。但是到了晚年，却又认为，李绂诗文多有“牢骚已甚之辞”，“此等纰缪语言即已刊刻成书，倘仍听其谬种流传，其于世道人心贻害不浅”，令将“所有各项书本版片，逐一查明，即行销毁，毋令稍有留遗”。
乾隆初年，乾隆帝不满意臣工的消沉，所谓勤者“不过早入衙署，办理稿案，归至家中，闭户不见一客”，对国家长治久安之计，则漠不动心。处理政务，不求事理之至当，惟以皇帝喜怒为转移，他说“即如朕于当宽之事降一宽恤之旨，而诸臣遂以为朕意在宽，凡所办理所条奏之事，悉趋于宽之一路矣。朕于当严之事降一严厉之旨，而诸臣遂以为朕意在严，凡所办所条奏之事，悉归于严之一路矣，且有今日之号令甫颁而明日之摹拟旋至，一人未改面貌，两事迥异后先，人心不古何至于兹！”（《乾隆起居注》三年五月）。乾隆中期以后，乾隆帝就不允许臣工与自己意志有相左之处，拼命打压臣工的独立意志。臣工们当然只有随风倒了，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人未改面貌，两事迥异后先”的皇帝。
二十九年，舒赫德等奏报秋审事实，其中请求改为缓刑处决者甚多。乾隆帝看到给自己“法外施恩”所留空间很小，就大为恼怒。说是如此办理有专擅之嫌，降旨训斥道： “所奏并无一二情节稍轻，可以待朕另有抉择者，是伊等所进情实犯中禁不令朕宽免一二人矣。昔人说，皋陶三次曰杀，尧三次宽宥。如今舒赫德等已经以宽宥自居，让朕如何再用权？是伊欲博宽厚之名，小有才而未闻大道，将来如果自己犯法，他人定罪恐怕未必敢于为之改为缓刑处决。”予以严厉申斥，把奏摺掷还。
杭世骏（1695~1773），字大宗，号堇浦，仁和（今杭州）人，是清代一位有名的学者，任翰林院编修，他思想解放不受拘限。乾隆八年（1743年）清廷考选御史，杭世骏的应试策论仿照孟子与齐宣王问答形式，批评了乾隆帝重满轻汉的政策。他说： “意见不可先设，畛域不可太分，满洲才贤虽多，较之汉人仅十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 又论及朝廷用兵敛财及皇帝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孤行，其流弊皆及于百姓；论直省藩库宜款存留，以备不虞，等等。乾隆帝为自己辩解说： “满汉远迩，皆朕臣工，为一体，朕从无歧视……且国家教养百年，满洲人才辈出，何事不及汉人？杭世骏独非本朝臣乎，而怀挟私心，敢于轻视若此。若稍知忠爱之义者，必不肯出此也。”结果，加以怀私妄奏的罪名将其革职归里。回乡之后，杭世骏从不读邸报。同年有新任大学士、总督、尚书者，他全然不知。他自号秦亭老民，和朋友结社，诗酒往来，蔑视权贵。并到处漫游讲学，其能言善辩、不拘小节的豪迈之气一如既往。乾隆帝南巡时杭世骏曾迎驾西湖，被赐复原官，但终未兑现。据说，乾隆帝有一次南巡时问左右，杭世骏还没死吗？结果杭世骏很快就病死了。一次，乾隆帝出巡塞外，他在马上情不自禁地吟道： “迎风苇露清于染，过雨山痕淡入诗。”并对从臣说道： “此杭世骏诗也，惜其没福耳。”
当年雍正帝要求自称“奴才”的地方官员改为称“臣”，批示道“书臣字得体”。而乾隆帝却因为有人不自称“奴才”而自称“臣”而发怒。他说： “臣仆本属一体，均系事奉皇上之称，字义虽殊，其理则一。”
乾隆帝还喜欢亲自审讯官吏，甚至亲自动刑。这根本不是皇帝应该做的事。康熙帝就很少廷讯，更不会亲自动刑。有一次，给事中彭鹏参劾顺天乡试考官徐淖等违法舞弊，请康熙帝亲自审讯，康熙帝说： “即依彭鹏所奏，将徐悼等亲问，必将刑具等取入宫中，刑具乃不得已而用者，朕亦何忍见之，彭鹏既系言官，当劝朕宽大和平，乃请亲行刑讯，朕实不解也。”（《康熙实录》卷一六○）乾隆四十九年，甘肃回民起义，攻陷通渭县城池，知县王楼躲入仓房，他不能为朝廷守城或捐躯，虽躲过了农民起义军这一关，却躲不过乾隆帝这一关。乾隆帝命将王楼解至木兰行宫，“亲行廷鞠，加以杖夹，令其羞辱”。然后将其正法，降旨： “王楼系现任县令，且系进士出身，读书明理，岂不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为古今通义？……此等贪生忘义之徒，即身受重辟尚不足蔽其辜，其子孙如有业经出仕及现为举监生贡者，俱著即查明斥革，永不许登仕版……朕办理庶政，务秉大公，其能死王事者，必优于恤荫，恩及后嗣，而于遇贼恇怯，畏死幸生之徒，则不但本身重加惩治，并且罚及子孙，所以励名节而儆官方，刑赏俱视其人之自取。”（《乾隆起居注》四十九年九月）由此可以看出，乾隆帝与康熙帝的巨大差异。
另外，乾隆帝诛杀大臣理由不充分之处甚多，远远比不上康熙帝的宽厚，也不如雍正帝具有理性。具体事实不列述。这都是“亡国与役处”的表现。
结 语
追求自由是人之天性，“忠君”是对自由的否定。对此，庄子假借孔子之口说： “天下有两大戒，一是命；二是义。子女对父母的爱是命，不可解体于心；臣民之服从君主是义。无一地无君主，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对于父母不论在何处都要使之安，就是最大的孝。对于君主，不论在何处都要使之安，就是最大的忠（《庄子·人间世》）。古汉语的“义”即是“宜”，是“应当”或“相安、相善”之意。这是无可奈何的“忠君”。庄子所谓：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宜”与“逃”二字就把臣民与君主的关系点明了。即使是积极的出仕，也是在逃不脱这种关系的前提下的“宜”的行为。朱熹认为，庄子所说的君臣关系是“特出于事势之不得已”。这是臣民的悲哀。如何逃脱做臣的命运？秦政残酷，有人逃入深山，称做“逃秦”。或是隐居，称做“逃世”，古代社会还有一个逃法，就是出家。这是庄子生活的时代所没有的。明清之际，有些人就以遁入空门的方式，逃避做异族臣民的命运。然而即使出家，也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悲哀。康熙帝御驾亲征西北，有一天游寺院，寺院的住持喇嘛见皇帝不下拜，惹恼了在康熙帝身边的大将费扬古，他上前一刀，就将这个喇嘛的头砍掉了。
庄子所说的“逃”，是消极抵抗。儒家的君臣观是积极用世的。孟子明确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显然他认为臣民与君主在精神上是平等的，形式上比庄子积极得多了。但是在本质上，庄子与孟子是一致的。朱熹又说，孟子的话，“说得来怪差”。朱熹的思想是不自由的，不是原始儒家的。孔子说：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君臣父子都要尽责。孔子的思想既有庄子式的消极对抗的一面，也有孟子式的积极对抗的一面，是典型的中庸之道。在孔子、孟子、庄子生活的时代，思想自由并有抱负的士人，在本国受不到重用，随便就游事他国，并不太在乎忠不忠君爱不爱国的问题。孔子在鲁国做官，行使宰相的权力，因为看不惯君主的行为，连基本的谏议之责都不尽，更不要说死谏，怅然挂冠而去，离开自己国家，到其他国家谋发展去了。孔子在鲁国不能算是忠臣。孔子的行为是“君臣以义合”的最好注解。
君臣关系的实质就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隐居、出家固然是“逃”，“以德抗爵（权）”也是“逃”，而最终都是一个“无所逃”。但是，在精神上则不然，能“逃”出者甚多。庄子本身就是，孔子、孟子也是。高屋建瓴地看透了君臣关系的本质，才可以明了中国历史上君臣关系的规则。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儒家精神在国家政治中没有被实行。儒家的精神在汉唐盛世时期却部分有所实现，标志性事物就是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汉唐时期，丞相“有大臣之风”。汉武帝为了削弱丞相之权，提高太尉为大司马并冠以将军称号，成为比丞相更显赫的大臣。这不是君权一揽，乾纲独断，依然保留了相权的崇高，不过是把丞相的权力转移了。在汉朝，皇帝的权柄下移于大司马大将军之手，具有积极的意义。霍去病的弟弟霍光是任大司马大将军时间最长久的一位权臣。霍光在废掉皇帝另立新君时说过这样一句话： “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汉书·霍光传》）。此话成为千古名言，充分体现了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精神，与孟子“社稷为重君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