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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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至子孙未有不亡者,是柔懦之亡国,又甚于刚暴也……(元帝)虽质本仁柔,性好儒学,贡薛韦匡迭为丞相,然所谓仁柔乃姑息之爱,妇人太监之仁也。所谓好儒,乃徒事文墨娴典故之儒,非笃学守道,直节不阿,忧国忘身之儒也。汉业之衰,不自元帝始哉?”
他认为,汉朝的衰亡是由于汉元帝的柔弱,他主张为政宁失之于刚暴,不失之于柔懦。乾隆帝所推崇的宽仁,异于康熙帝之宽仁。其用人行政之严刻,往往较雍正帝更甚。
乾隆帝对雍正帝施政方针的修正,引起了河东总督王士俊的不满。王士俊是康熙六十年进士,雍正元年出任河南许州知州。当时河南巡抚田文镜有意压制进士出身的官员,引发了田文镜与直隶总督李绂互参案。王士俊也卷入其中。他反对田文镜在盐碱地上征税,王士俊因此被田文镜忌恨。河南布政使杨文乾却非常赏识王士俊,后来杨文乾升任广东巡抚后,奏请把王士俊带至广东。在杨文乾的保举下,王士俊升任广东布政使,三年后又升任湖北巡抚。雍正十年王士俊继田文镜之后担任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虽然王士俊受到田文镜的排挤,但他本人也是尚严政策的拥护者。他也因此受到雍正帝的赏识,才能够从州县升至督抚。现在乾隆帝实行的“宽严相济”政策,是王士俊所不赞成的。乾隆帝撤销了河东总督设置,任命王士俊为四川巡抚。
乾隆帝即位后首先开放言路,下诏令文武百官轮班条奏,“各抒己见,深筹国计民生之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广开言路,俾大小臣工皆得密封折奏”。当时乾隆帝初登大位,“外事总未经历”,欲借此集思广益,并以了解臣僚的思想动向。这对于压抑很久的官员们来说,是一个好兆头,一时人言鼎沸,议论纷纷。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王士俊鲁莽地在密折中批评乾隆帝施政“惟在翻驳前案”,以致有人认为,“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就是善政。这也代表了当时许多官员的心态。
乾隆帝就此问题说: 不要“误以为朕意在宽,遂相率于纵驰一路……此朕心所大惧者”。“从来为政之道,损益随时,宽猛互济”,这就是中庸之道。他并对朝野盛行的翻案之说斥责道: “皇祖、皇考与朕之心,原无丝毫间别,无如法久自必弊生,奉行每多过当,不得不畸重畸轻之势,而为之维护调剂,以归于正直荡平之道,此至当不易之理。乃王士俊昔为翻驳前案,是诚何言,是诚何心!”由此可见,对帝王一类权势者的虚心讷谏的表态决不可以当真。王士俊却有些天真了。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许多类似的现象中发现一个道理: 臣工对君主不提出异议是受到压制所致,一旦压制放松,异议就表现出来了。人有要求表达意见的需要,是天然的,有没有这种权利或自由,都不能抹煞这种天然需要。不必以为在封建社会,人们就不懂得自由表达意见的可贵。
乾隆帝师傅、大学士朱轼上疏要求改变雍正朝的陈规,尤其是对大小官员断案动则从重的现象给予谴责。他主张朝廷应慎重用刑。在雍正时期,司刑之官以严刻为能事,一案到手,不仔细调查,不问青红皂白,一味从严。因为不这样做,上司就会驳斥,严刻断案成为官员们避免刑部挑剔的法宝。有人就旁生枝节,有意株连,以此显示自己断案的才能。乾隆帝对朱轼的意见非常赞同。他说: “量刑定罪起于州县,成于督抚两司,初不慎重,哪能保证不出冤狱。因此亲民之官一定要设法得到案件的隐情,然后依法量刑定罪。”
这个问题张廷玉早就向雍正帝上书强调过。因为是雍正帝本人喜欢严刻,官吏们才严刻。雍正帝对科举朋党的打击,没有触及到张廷玉,张提出“慎刑”问题也没有触怒雍正帝,是因为张廷玉有功,他的批评就被容忍了。但严刻之风在雍正朝是刹不住的。
户部尚书史贻直对雍正帝压制科甲,变更陈例,科道吏部不专用正途,官员升迁不循资格的做法提出异议。雍正帝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要把相权彻底摧毁。压制科甲与官员升迁不走正途的目的,是防止重臣大僚利用分配权力的机会营私舞弊,收受贿赂。
此时,雍正帝的宠臣“模范督抚”田文镜成为众矢之的,朱轼指责他在河南虚报垦田,逼迫小民输粮,百姓不免苦累。史贻直则对田文镜在河南的两大政策: 垦田和捐输予以根本的否定。任何一位官员都可能在一点时间内做一些好事,但是这不等于他一辈子都会做好事。所以儒家的观念强调人要终生不懈地修身养性。孔子说他的好学生颜回最大的优点是“三月不违仁”。仅仅三个月都不容易做到,要三年、三十年不违仁做得到吗?田文镜不是贪官,而是能吏,尚且不能够坚持做好事,贪官就更糟糕了。
山东道监察御史曹一士又对雍正帝的文字狱提出批评。他说: “举首文字悖逆之案,多挟嫌陷罪,有司见事生风,株连波累,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请敕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条例上陈候旨,嗣后有妄举悖逆者,即反坐以告之罪。”这简直是痴人说梦,而且是胆大妄为了。皇帝怎么能放弃文字狱这一基本国策呢?后来乾隆帝搞文字狱也是好大喜功,把修书的文化事业搞成焚书的文字劫难,两者合二为一,盛况空前。
谢济世这位严猛政治的受害者,被发配充军九年,乾隆帝即位,被召还,补授江南道御史。谢济世又不甘寂寞,在“广开言路”一疏中,对皇权扩张的合理性提出质疑。称雍正帝的治术为霸道而非王道,他认为有两点不合理:
第一,密奏不可有。“古之帝王厌恶至察。语云: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自后世有密奏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公开姓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无论捉影捕风,将无作有,就令其情真事实,而臣子阴私小过,不是君父所乐闻的,恐怕唐虞好问好察不是这个意思,请自今以后,除军机外,皆用露章,不许密奏,即或论列朝廷,指斥皇上,如唐魏征之于太宗,后人美魏征之能谏,未尝不美太宗之能容。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人皆仰之,哪里用保密?”
第二,依靠科道广开言路。雍正帝以密折广耳目,对科道素不重视。谢济世对此批评道: “言路不开,舍科道而问之督抚提镇及藩臬,犹御膳不调,舍掌管膳食之人不问,而问掌管衣物、珍宝或其他执事。”他认为通过科道广开言路的具体做法是: 严肃不言之罚,“将不言者放归田里或改授闲曹,则人知所惩矣”;恕妄言之罪,对言官之言,“言而当,褒美之,言而不当,亦优容之,虽其中有结党挟仇形迹,可疑者仍居官位,不宜加以戮辱”。他又提出,应解除文字忌讳。文字忌讳始于明朝,不但无益,而且使言路闭塞“谀妄成风”,“臣请自今表奏及乡会试出题,皆不拘忌讳,使天下后世谓我乾隆为宽大之朝,岂不盛哉?”谢济世又说: “若皇上必欲为尧舜之君,复斯世于唐虞之盛,莫若于《大学》、《中庸》求之,《大学》言格物、诚意、正心、修身;《中庸》言慎独,致中,和达德,行达道,圣功王道莫要于此,莫备于此。舍此而别求平天下之道,形未端而欲影正,源未洁而欲流清,以博览广听为求言,以察言观色为知人,以亲庶务折庶狱为勤政,臣恐其为汉唐杂霸之治,而非二帝三王之治也。”(《国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三谢济世)乾隆帝斥责谢济世“语言淡忘支离,本应交部严加议处,以为妄行渎奏者戒”。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乾隆帝没有严惩谢济世。
诚如谢济世所言,雍正帝完全是法家的“杂霸之治”,但是也有效果。达到汉唐的程度已经很难,尧舜之治的境界只是一种理想。古人在发表政论的时候总是会这样表达,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其实,古人与今人的理想境界都是老百姓安居乐业,只是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并非本质的不同。提倡“二帝三王之治”,潜台词就是对君主独裁政治的否定。其中的奥秘今人是不懂的,但是乾隆帝是懂的。在皇帝看来,这自然就是“太阿倒持”了。以谢济世为代表的具有儒家思想大臣对君权一揽的批评,使乾隆帝提高了警惕,他在实行宽仁和平政策的同时,不忘“宽而有制”。“宽严相济”是皇权对相权的让步。“宽而有制”则是皇权对相权的防范。
乾隆帝深知,谢济世的儒家思想是具有危险性的。在雍正朝他注《大学》,罪名是“私注经书”,现在他又把“私注经书”《大学》进呈乾隆帝。他上书言事,建议“去邪勿疑”,“出令勿贰”,都使皇帝很不高兴,说他是“拾取浮言”。后来湖南巡抚蒋溥密奏谢济世刊印《大学注》、《中庸疏》。这些书的注疏大概都要经过“钦定”,敢于“私注”,说明谢济世颇具自由独立思想。乾隆帝当时没有兴文字狱的打算,放了他一马。乾隆帝指示湖广总督孙家淦查处此事,并说谢济世只是“识见迂左”,“至其居官,朕可保其无他也”。乾隆帝能欣赏清官,但是不能容忍自由独立的思想。谢济世注的经书及印版全部被销毁了。这是乾隆六年的事,此时乾隆帝还信守“朕不以言语文字罪人”的原则。可是,在乾隆二十二年,在兴胡中藻文字狱的时候,就把谢济世也捎上了,可惜谢济世已经病死了。乾隆帝说: “谢济世性情乖戾,其所作书词,颇多谬妄,使其人尚在,自当明证其罪,以昭惩创。”命地方官“将其已印刷之书及原刊刻板尽行查出销毁,勿使稍有疏漏”。
又有一位御史李贤经,对皇帝“乾坤独断”的极权形式提出异议。他上疏说:“今后在内部院,在外直省所办一切琐屑细务,不必尽烦圣览,其无益于治道,或者伤于治体者,请于内咨会九卿,于外饬知督抚,公同酌议,可裁减者裁减,宜禁革者禁革,如果事关重大,方请皇上断裁。”对这种分权请求,乾隆帝的回答很坚决,“断乎其不可”。
后来张广泗在给皇上的请罪词里有一句臣“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使乾隆帝感到气愤,大臣官员们竟然不知道皇帝的英武,一定是宽仁政策过度了,于是反过来实行严猛政策,鸡蛋里挑骨头,大兴文字狱。正如他当初斥责翻雍正朝之案就是善政论所说的,“皇考与朕之心,原无丝毫间别”。他与雍正帝的治术在本质上也确实是没有“丝毫间别”。“霸者与臣处”的逻辑发展就是“亡国与奴处”。
乾隆中期以后,乾隆帝明显采用了高压政治手段。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第三次南巡至徐州,江苏布政使彭家屏正在河南夏邑老家养病,特意跑到徐州接驾。奏对之中,彭家屏把老家的灾情如实汇报,乾隆帝大为不悦,认为他是跑来煞风景的,他因此而开罪了皇帝。后来,一路上常有夏邑县百姓拦道造御状,说夏邑灾情严重,而河南巡抚图尔炳阿匿灾不报,请皇上为民做主。又有人投递状纸,告县官散赈不实。夏邑百姓连连告状,使乾隆皇帝大为光火,认为是有人背后指使,他说“民告官就是犯上作乱,此风万不可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