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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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景祺说，无论功臣怎么做都要获罪于君，所谓“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抚驭乖方，君臣两负。呜呼！千古之豪杰英雄所以槌心而泣血者也。”他在结语中讲： “杀道济而长城毁，害萧懿而东昏亡，洪武戮开国功臣如屠羊豕，靖难兵起而金川不守，可胜慨哉！可胜慨哉！”汪景祺劝诫臣子不可以做功臣，也劝告君主不要杀戮功臣。
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产生于中国古代，是我们祖先的光荣。
汪景祺做此文，是一种冒险行为。此时，年羹尧的时运正处在盛期，汪显然是要给他提供一点物极必反的道理。但是以年羹尧的秉性，他是不会理解这一层意思的。现在雍正帝看到此书，其感受可想而知。站在皇帝的立场上，此书实在是“悖谬狂乱，至于此极”了。但是雍正帝也不得不有所避讳，不以“功臣不可为”之论定罪，只以他诽谤康熙帝之罪，按照大不敬律，将他处斩。妻子发遣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亲兄弟、亲侄均革职，发戍宁古塔，五服内的族亲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一律革职，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
再说钱名世案。钱名世，字亮工，江南武进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中举，与年羹尧南北乡试同年。以参加纂修《子史精华》、《骈字类编》授议叙，雍正二年年羹尧进京，钱赋诗八首赠之，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之句。用的是周成王时召伯与周公旦分陕而治的典故。运用此典故以切合年羹尧川陕总督的重任。当年，周公召伯共同辅佐周成王。大臣以摄政方式治国，孔子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君臣分享权力的方式。钱名世引这个典故，也暗合孔子的思想。孔子的思想虽经历代君主一再地歪曲，儒家的本来意思，仍没有消亡。而皇帝却是实实在在地反对孔子的学说，“雍正阅之，大为震怒”。
钱名世诗又有“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胤禵调兵进藏平乱，立有大功，康熙帝为之立一碑，碑文为阿布兰所撰。雍正帝继统以后，嫉恨允禵之功，认为碑文不实，只写了允禵的功劳，没有突出“皇考”，于是又重写碑文。钱名世认为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应照先例为他再立一碑石。允禵是对雍正帝威胁最大的政敌，这“第一碑”雍正帝都不能容忍，怎么能为臣子再立“第二碑”？雍正帝说他“作诗投赠年羹尧称功颂德，备极谄媚，且以平藏之功为美年羹尧，谓当立碑于圣祖仁皇帝平藏碑之后”，这种行为，是文人无耻钻营，违背圣贤遗教，不配做儒门中人，将其革职，发回原籍。比起汪景祺、查嗣庭来可谓从轻发落了。钱名世颇有文名，但“行止不端，立身卑污”，“为名教所不容”。雍正帝别出心裁地以“文词为国法”，亲书“名教罪人”四字，命地方官把它制成匾额，张挂在钱名世住宅以羞辱之。又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要亲往审视，是否悬挂。这就制造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使钱名世一生都喘不过气来。
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谕”有云： “钱名世谄媚奸逆，特书与匾额，并令诸臣赋诗以昭惩创者，亦非仅为此宵小一人，盖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腆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凡读书之士，皆期仰体朕心，人人争自濯磨之故也。”雍正帝要令天下读书人都不可以照孔子的原意理解儒家精神，而要按照皇帝的意识改造思想。雍正帝令科甲出身的京官每人作一首诗讽刺他，再由钱名世把它们收集起来，刊刻进呈，并分发直省各学校，以为无耻人臣之炯戒。警告文人学士“深恶痛绝，共为切齿”。正詹事陈万策有“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句。意谓钱名世与戴名世（康熙朝之《南山集》文字狱案犯）同是叛逆之罪；钱亮工又与在狱中的周亮工（入《贰臣传》）同是奸伪之人。或指年羹尧，年字亮工。这首诗得到了雍正帝的夸奖。有些人却因为诗作得不称皇帝的意，倒了大霉。如侍读吴孝登以诗作谬妄，被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侍读学士陈邦彦、陈邦直则以诗意乖误革职，平白无故地遭到整肃。这虽是整肃士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清算儒家的君臣思想。
查嗣庭之狱
查嗣庭之文字狱是因隆科多而兴的。查嗣庭，浙江杭州府海宁县人，康熙四十七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庶吉士。查氏一门兄弟四人皆为进士出身，长兄慎行以诗文著名一时。雍正元年，查嗣庭由隆科多荐举，特令在内廷行走，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蔡珽又复荐举，授礼部左侍郎，加经廷讲官。雍正四年（1726年），任江西正考官。此科乡试，试题曰： “维民所止”。被人告发试题“维止”二字，意在取“雍正”二字去其首。是为大不敬，文字狱遂起。
案发后，查嗣庭被捕入狱，抄家，查出“请托贿属之书札不一而足，其日记所载狂妄悖逆之语，与汪景棋相为表里”。他以钱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显系抨击时事，故最后以“腹诽朝政，谤讪君上”获死罪。这时隆科多已待罪边疆，蔡珽案正在锻造中，雍正帝就在召回隆科多的前夕，于五年五月将查嗣庭戮尸枭示，并牵连到一些官员。
关于此案的缘由，雍正帝自己说得很详细：
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经荐举。朕令他在内廷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后见其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从未信任。及礼部侍郎员缺需人，蔡珽又复将伊荐举。
今岁各省乡试届期，用伊为江西正考官。所出题目，显露其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浇薄乖张，平日必有纪载。派人搜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得日记二本，内容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
对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肆讪谤。如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当厄，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戴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以赵晋正法为因江南之流传对句所致，以科场作弊之知县方名正法为冤抑，以清书庶常复考汉书为苛刻，以庶常散馆为畏途，以多选庶常为蔓草为厄运，以殿试不完卷黜革之进士为非罪。
热河偶然发水，则书“淹死官员八百人，其余不计其数”。又书“雨中飞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书写。
至其受人属托，代人营求之事，不可枚举。又有科场关节及科场作弊书信，皆甚属诡秘。今若但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则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为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为伊称屈者。今种种实迹见在，尚有何辞以为之解免乎？……
朕惟以至诚待臣下，臣下有负朕恩者，往往自行败露。盖普天率土皆受朝廷恩泽，咸当知君臣之大义，一心感戴，若稍萌异志，即为逆天之人，岂能逃于诛戮。
自唐宋以来，去古已远，习俗浇漓，人心诈伪，狂妄无忌惮之徒，往往腹诽朝政，甚至笔之于书，肆其诬谤，如汪景祺、查嗣庭，岂能逃于天谴乎？
查嗣庭请托贿属之书札，不一而足。其日记所载，狂妄悖逆之语，与汪景祺相为表里。而其诽议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逆不道之言，不可胜举。（《雍正帝朝起居注》，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条；《永宪录》续编，410~411页）
查嗣庭是隆科多一党，整肃他的真正原因不外乎此。隆科多是雍正帝合法继位的惟一历史见证人，为雍正帝所忌是必然的。诛查嗣庭等于打击隆科多。查嗣庭典试江西的试题之中，罪证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题：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雍正帝的逻辑是，用此为试题，就是对朝廷保举人才之令有所不满。三题： “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雍正帝认为出此题实为居心叵测。策题： “君犹腹心，臣犹股肱。”雍正帝说查嗣庭不尊君为“元首”，分明不知君上之尊，有辱君威。《易经》次题：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次题： “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帝认为，这是暗示人要把“正”和“止”两字联系起来思考，其中寓意暗合汪景祺《历代年号论》一文所说“正”有“一止之象”，都是指雍正年号，暗喻斩雍正帝之头。科举考试，考官从“四书”“五经”中摘取文句命题，因涉嫌谤讥而获罪的，在明代已有之，但不至于如此草木皆兵。
雍正帝也知自己牵强穿凿，不能服人，就说查嗣庭这样命题，不是“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对他试题那样分析不是深文周纳，不可以“加朕以深刻之名”。问题不仅在试题，还在于他“向来趋附隆科多”和蔡珽。雍正帝兴查嗣庭之文字狱为了整肃隆科多和蔡珽作铺垫。隆科多有“保奏大逆之查嗣庭”之罪，作为他结成奸党罪状之一。蔡珽的罪名之一就是“交结大逆不道之查嗣庭”。
雍正帝把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与年羹尧、隆科多、蔡珽诸大案相牵连，兴文字之狱，从而使他们成为比年羹尧、隆科多更危险的另一类敌人，是朝廷的主要打击对象。如果说，对于奴臣的不忠，皇帝不能容忍的话，对于不臣之民的读书人就更不能容忍了。
查嗣庭被判处凌迟处死。到雍正五年五月结案时已经死在狱中，仍被戮尸枭示，查氏之子十六岁以上的被处斩刑，十五岁以下的儿子以及查嗣庭的二哥查嗣傈及其诸子均流放三千里。由于查嗣傈死于戍所，到乾隆帝即位后被赦归的也就只剩下被流放的查嗣庭的儿子与侄子了。
陆生柟之狱
陆生柟以有朋党之嫌而获罪，实属莫须有。陆生柟，举人出身，部选江南吴县知县，雍正帝引见之后，将他改授工部主事。李绂、谢济世事发，雍正帝因他是广西人，推论出他“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就把他革职，谢济世发往阿尔泰军营效力，陆生柟也如此。雍正七年五月，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奏参陆生柟书写《通鉴论》十七篇，“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诽议时政”。
对于此一文字狱，雍正帝是这样说的：
陆生柟由广西举人部选江南吴县知县，朕览其旧历奏折，开始是颂圣浮词，中间不过腐烂时文，无一语近于直言规正，亦无一事切于国计民生，而倨傲诞妄之气溢于言词，知其人必非醇厚谨慎。及至引见之时，举动乖张，朕将伊折内之语诘问数条，陆生柟总默然不能对。但闻朕教训，转多愤懑之色。当时将他补缺，令以主事试用。盖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办事学习，以期改正错误。后改授工部主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