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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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批道： “此奏甚属公诚，不但川陕，各省皆然。”雍正帝对官吏收受陋规一事的态度不同于乃父，他决心以雷厉风行之势，大力整顿吏治，肃清贪污。田文镜正是他在地方上的得力大员。雍正帝执法严峻，田文镜严刻的行政风格与其十分相似，所以很受他器重。他坚决支持田文镜犁剔陋规的举动。雍正元年，雍正帝发布谕旨说： “各省奏销钱粮，积弊甚大……若无部费，虽册档分明，也以本内数字互异，或钱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而一有部费，即使糜费钱粮百万，也可准予奏销，或仅将无关紧要之处驳回，以存驳诘之名，掩饰耳目，下次覆报时，即予议准。官员内外勾通，欺盗虚冒……朕今不得不加以整理。”
山东蒲台县知县朱成元在任期间，凡给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等官员送陋规，都予登记。被人揭发出来，田文镜对朱成元和受礼的前巡抚黄炳和博尔多、余典等人进行审讯，严厉整饬。
雍正帝大力支持田文镜搞政治革新，夸他是“巡抚中第一人，若各省督抚皆能如田文镜、鄂尔泰则天下大治矣”。
田文镜得到雍正帝的赏识有秘诀。有人说： “世宗生性高傲，好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臣下奏章，虽然殚精竭虑，却故意留下一两处罅误，以待批驳，或故作一二误字，以待改正。非如是则世宗之心必不快，将格外吹索，而前程危矣。田端肃文镜深知其妙，对豫省民则苛刻搜求，务以严厉为尚，对朝廷则强作呆态，似不解事，故官河南、山东总督最久，帝眷最宠……”（柴蕚《梵天庐丛录》卷二）简单说来，就是对下精明，对上装傻。田文镜奏折表示： “臣目中惟知有皇上，君臣大义如父子天性，间不容发。”“总之此心惟知有君，则凡是悉秉至公，无人不可以共事。”这就是“强作呆态”，雍正帝批道： “难为你此数句议论。”（《雍正奏折》六、七田文镜）雍正帝的精明原来如此。
田文镜死后，雍正帝这样评价田文镜： “老成历练，才学兼优，自简任督抚以来，府库不亏，仓储充足，察吏安民，惩贪除弊，殚竭心志，不辞劳苦，不避嫌怨，庶务俱举，四境肃然”。
压抑李绂及科举士人
不过，田文镜做事也有些过于严刻了，难免有酷吏之风。尤其是对于读书人的态度非常苛刻。他对于“师生一道，平日痛恶于心”。在科举制度下，一向有攀援师生特殊关系的陋习，新进士要到主考官家里报名，自称门生，大讲师生之谊、同年之交。官员之间相互援引，即使并无师生关系的官员，下级官员也要拜朝中权贵为老师。一以自保，一以进身。这个陋习在科举制度的初期唐朝就有了，相沿千年，积习深重，到清朝就更严重了。田文镜自称为官40年，从未搞裙带关系于显要之门。田文镜非科甲出身，年轻时由监生出仕为福建长乐县县丞，9年后迁山西宁乡县知县，13年后迁直隶易州知州。次年内迁，任吏部员外郎、刑部郎中、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他历40年始升为地方大员，没有师生同年可以援引，惟知感激君主的拔识，竭力以图报效，因此对科甲出身的官员有偏见，视士人搞师生关系为朋党之源。雍正帝特别看重他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不搞朋党，并对于搞师生关系的官员予以严厉打击。雍正帝对科甲官员的偏见源于储位之争。当初，康熙帝要大臣们荐举太子时，大多数官员都倾心于允禩，其中汉大臣基本上都是科举出身，因为允禩的宽仁、正符和儒家精神，深得士人之心。但却不符合雍正帝的治国理念。此事使雍正帝对科甲汉臣产生了偏见。现在由他的宠臣田文镜出来，替他出了这口恶气。
雍正二年十二月，河南巡抚田文镜为防止官员以师生关系朋比庇护，出告示“严禁夤缘钻刺以正官方以肃法纪”。这种打击“科甲朋党”行为不断升级。雍正三年十一月，题参信阳州知州黄振国，次年正月密参汝宁府知府张玢，息县知县邵言纶，固始县知县汪，陈州知州蔡维翰等人。黄振国、张玢、邵言纶和汪都是康熙四十八年的进士，有些人说田文镜不许师生夤缘是无端排斥士人，不容科甲之人在河南做官。汪景祺说，当时由于对科甲士人的压制造成了“天下方轻读书人，不齿举人进士”的局面。
李绂雍正四年，李绂由广西巡抚奉调为直隶总督，入京面见皇帝。他路过河南，对于田文镜的做法表示不满，责问他何以蹂躏读书人？李绂进京陛见时向雍正帝当面述说了田文镜种种苛刻严酷负国殃民的行为。因为当时雍正帝对李绂也非常看重，所以认真倾听了他的意见，谈至午夜方罢。李绂随之又上疏弹劾田文镜，参劾田文镜“任用佥邪，贤否倒置”；信任“本属市井无赖”的署理知州张球；张球向邵言纶勒借未满所欲，勒索汪馈送不遂，转而向田文镜诬告他们，于是田文镜参劾他们；又说田文镜把黄振国害死在狱中，以杀人灭口。
雍正对田文镜本人深信不疑，但又怕田文镜上了张球的当，就把李绂的折子裁去头尾发给他看，要他审查张球。田文镜回奏说张球是贤能之员，才具操守均有足取。他故意说，看看疏内斥张球为“市井无赖”，可知此人必为进士。李绂是康熙己丑进士。六月，他更以黄、张、邵、汪都是己丑同年进士为理由，进一步说他们同年科第不无徇私袒护之处。并借题发挥说，将来科甲自多，一旦他们被参便群起妄议，如此一来，科甲之员如有贪污苟且之事，督抚诸臣断不敢题参弹劾了。又说皇上屡次颁旨解散朋党，他们却违背圣意，公然结党。田文镜把评定是非的标准与师生同年、科甲朋党相联系，深深地触动了雍正帝长期以来的隐恨。雍正帝以为他的意见很对。田文镜果然是酷吏本色，这种手段足以置对手于死地。
不过，雍正帝头脑也不简单，对于事实还是要调查清楚的。六月派遣刑部侍郎海寿、工部侍郎史贻直为钦差大臣，到河南审理黄振国等案。海寿等查明张球贪污不法之事，证明田文镜确实是在袒护张球，但却又揣摩上意，把李绂对田文镜的参劾视为是朋党行为，反之田文镜打击科甲官员就不是朋党行为而是打击朋党行为。这多少有些讲不通。朋党的本质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党同伐异。田文镜袒护张球与李绂袒护黄振国都是朋党行为。雍正帝却只认李绂是朋党行为。
雍正帝为什么特别警惕朋党？原因就在于多年的储位之争。太子与皇子们各自结党营私，雍正帝本人就是靠结党营私登基的，隆科多、年羹尧等人如果不与他结党，他就没有今日。自己靠这个方法上台的就决不允许此法再被别人所用了，一定要把朋党生存的空间挤得死死的，一丝一毫的空间都不能留。不是朋党问题也要当做朋党问题处理，尤其是科举朋党，宁可冤枉人也不放过人。雍正帝对朋党一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严重的病态程度。
钦差承审中，河南管河道佟镇向钦差揭发了田文镜信用的道员陈世倕。佟镇是隆科多亲属，而隆科多曾说汪是好官，被田文镜冤抑。雍正帝认为这是年羹尧、隆科多对田文镜不满，所以佟镇揭发田文镜信用的陈世倕就是打击自己信用的田文镜，也就是反对皇帝了。那么弹劾田文镜就是与隆科多的结党行为。钦差到河南，证实黄振国并没有被田文镜害死，当时只是“血流不止，饮食不进”而已，李绂听到他已死的传言就相信了。人总是相信愿意相信的事情，就难免犯主观主义的毛病。黄振国原是兵部尚书蔡珽在四川巡抚任内的属员，本来考核政绩时已被参革，由于蔡珽的推荐才得任知州，李绂与蔡珽的关系向来密切，这就是出于朋党之间的庇护了。
田文镜也要承认错误，他毕竟袒护了张球，但不是朋党，田文镜“羞愧无地，悚惕难安”地谢罪，但这是虚的；然后就要奖励他，这是实的，因为他打击了朋党，有功。一虚一实，人主用权之道也。雍正帝安慰道： “何罪之有？……此等人此等事阅历一番，亦未尝无益。”特地赐给田文镜风羊、荔枝。当年雍正帝赐给年羹尧荔枝，由兵部快马发送，从北京至西安几天之内就到，人们都说，只有唐玄宗为杨贵妃能做这等事，现在雍正帝又送田文镜荔枝，虽没有特别使用快马，如此一虚一实的处理，也使河南“通省臣民惊为异数”了。田文镜也就在雍正帝的虚实兼用的权术中受到保护和鼓励。
此时，李绂也还在受雍正帝的信用，他就还敢于为自己辩护并一再攻诘田文镜。对于指责自己袒护同年的说法，他不承认，他不是也题参过同年张玢、陈世倕及广西官员孙来贺吗？怎么能说是朋党呢？他说这种言论“立说甚巧，而实未合”。田文镜确实是巧妙地利用了雍正帝的弱点，李绂这话也等于是暗中对皇帝提出批评了。对于他的置辩，雍正帝加以严厉申斥，说是“喋喋之辞，而见轻于朕”。与田文镜的认罪乞怜相比，李绂身上读书人刚直好辩的坏毛病就太可恶。李绂被调离直隶总督，改任工部侍郎，不久，又受到蔡珽在直隶总督任内徇庇昌平营参将杨云栋之事的牵连，把他降为奉天府尹。
四年十二月，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题参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十罪”。雍正帝把他的奏章掷还，不让他参劾，他却偏要坚持。雍正帝认为，他所奏内容，与李绂所说完全吻合，显系受人指使，这是公然结党，扰乱国政，颠倒是非。如果说李绂参劾田文镜不免有偏袒同年科甲的话，那么谢济世的弹章却不是。他不过是听了好友陈学海的话，是以“济世”为己任的言官本分而已。翰林院检讨、员外郎陈学海跟随海寿、史贻直赴河南审查，了解了实际情况，当时曾据理力争，钦差大臣海寿不敢与皇帝唱反调，没敢完全揭发事实真相。陈学海回京后向谢济世说明了事实真相，谢济世就上奏了。雍正帝当然要袒护田文镜，乃将谢济世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
钦差大臣为了与皇帝保持一致，就不得不欺君，此时欺君就不是罪，而是忠。谢济世实事求是却是欺君了。雍正帝认为谢济世是受了李绂、蔡珽的指使。他要查清李绂与谢济世关系，命令广西提督、署巡抚事韩良辅调查谢济世在其家乡的行止，了解李绂在巡抚任内同谢的关系。韩没有查出他们的朋党关系。后来，谢济世在阿尔泰军营效力，思想得到改造，承认了参劾田文镜是受李绂、蔡珽的指使。李绂终被下狱，但也不杀。据说，有两次决囚，雍正帝命将李绂陪绑，刀置其颈，问现在知道田文镜的公忠了吗？李绂却回称，我是愚笨之人，虽死也不知道田文镜的好处。李绂颇有些“以道抗权”的精神，坚持这一原则是儒臣的本分，理学名臣本该如此。
李绂、蔡珽、黄振国、邵言纶、汪、谢济世都是科甲中人。此次科甲案的结果是： 黄振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