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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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帝得到密折，了解了情况，使他得出了审案大臣偏袒噶礼的结论，从而做出了严惩噶礼的决定。皇帝掌握众官员情况的渠道不再因为官官相护而堵塞。有些问题通过主渠道难以查清的，经过密奏之二渠道就清楚了。康熙帝认为允许密奏有利于约束官吏：　“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惊惧，修身反省矣”。（《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如此一来，密折的形式就是不可或缺，密折的精神更是牢不可破。非程序化的密折当然有好处，犹今日非程序化的电话窃听，再民主的政府也离不开它。

　　又如江南三江口及山东地方，盐枭横行，致使官盐壅塞，商旅受害。而当地军政官员并无一人据实奏闻，又是织造曹寅、李煦上密折启奏。康熙帝闻奏后，钦派禁旅，清除盐枭。康熙帝尝到了密折的甜头，就把密折权进一步扩大。有些差遣到各地办事官员回朝复命时，受皇帝之命，将所见所闻密报；大臣、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皆许密奏。有的钦差可专折密奏；因派出钦差等人有在外地为非作歹者，又给予督抚密奏并擒拿歹徒之权。两者相互制约。康熙帝说：　“朕令大臣皆奏密折，最有关系，此即明目达聪之意也。其所奏之事，或公或私，朕无不洞悉；凡一切奏折，皆朕亲批。”

　　这些都是康熙帝的法家思想在吏治方面的表现。

　　第五，亲自考察地方。

　　康熙帝除了多次下江南，也常常巡狩北方。康熙帝出巡与秦始皇或乾隆帝出巡不同，他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为了解下情。他对随行的翰林学士高士奇说：　“上下不通是帝王为政之大忌。明朝失国最重要的原因，是崇祯帝居于深宫不了解地方，不了解下情，造成君臣隔膜，君民不通，以致最终失国。李闯打到了京郊昌平县，他尚全然不知，何等荒唐。”

　　高士奇说：　“为君者要明了天下大事，百官要了解民情，就不可不经常深入地方，庶可使上下畅通。”在一个专制时代，要做到上下畅通，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皇帝出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一些民情。如有一年北方大旱，却无人向康熙帝报告，他出巡时见到饿殍遍野，感慨地说：　“日居深宫，天下大灾都不知”。

　　处在地方的官吏，因为“天高皇帝远”就敢于为非作歹，百姓无处申冤。对于皇帝来说，有了密折制度，再适当地出巡，就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下情上达”。有总比一点都没有好，多了解一些情况总比少了解情况好，对下面的官吏即使不能了如指掌，也总比完全被蒙在鼓里好。

　　今日的影视作品常常戏说康熙帝如何微服私访。其实，康熙帝最反对微服私访。他说：　宋太祖、明太祖皆有易服微行之事，此或假为传闻，以警众人。“然此等事，朕断不行。若如此行，举国臣民，以及汝等仆隶，未有不识朕者，非徒无益，亦于大体有伤”。（《康熙起居注》第三册）“欲知天下事理”靠密折远胜于微行私访。出巡也有利于亲自考察民情和官民关系。皇帝出巡，浪费钱财无数，皇帝久居宫中，又不能了解民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南巡，对清官宋荦大加赞扬，说：　“朕到此，无一人说尔不好，尔真是好官，　深得大臣之体。”

　　中国历史上如康熙帝这样具有民本思想的帝王是不多见的，康熙帝常说“知人难，用人不易，致治之道全在于此”。其实，如能尊重民意，知人就不难。封建时代由于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官吏的升迁与否，完全由上司决定，故此，官吏大多都一门心思只求讨好上司，而不顾百姓死活。其实皇帝心中很明白，鉴别官吏良莠的途径很简单，只要向百姓一询问就知道了。正如康熙帝所说：　“民心不可欺，官好与否，于此立辨矣。”既然如此简单，那么皇帝为什么不常常听取百姓的意见以评选官员呢？

　　皇帝尊重民意和扶持清官，只能限制在一个小小的范围之内，超出这个限度就不允许了。即使是封建盛世时期的英明君主，也往往由于个人的学养和性格而有很大区别。康、雍、乾之朝，这三个皇帝对官吏的考察就大不相同。康熙帝较能尊重民意，因此也较愿意听取百姓的意见来考察官吏的清廉与否。雍正帝则是派员巡察和实行密折制度来监察官吏，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乾隆皇帝则不然，多以主观好恶为标准，除了兴文字狱超过康、雍二朝之外，对民意和清官也最不尊重。

　　以上是康熙帝法家治术的几个重点。不要以为康熙帝服膺理学儒术就会拒绝使用法家的君术，也不应该把法家的权术与儒家的权术简单地对立，或把两者简单地混为一谈。正如前面说过的不能孤立地把胡杨与杨柳相比较而定优劣一样，法家思想（君权一揽）与儒家思想（君逸臣劳）也是不可以简单地比较而定优劣。具体情况适合用哪一种方式就用哪一种方式。儒家的思想是君权不必与相权相矛盾，而是相互促进，这种境界就是“无为而治”。这显然是太理想化了。法家则不然，过于强调人性之恶。确实许多情况下人就是不自觉，非严治不可，但是以为人性只有黑暗的一方面，人类的前途就没有一点希望了。所以要有“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康熙帝是法家与儒家两手都有，两手都硬。中庸之道要做得好，却不容易，中国历史上，康熙帝算是做得很好的一位皇帝。　






　
整肃帝师
　　康熙帝的统治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刚柔兼济，恩威并用。他既首重满洲（利益），又崇尚理学；既兴文字狱，又尊儒兴学；既坚持君主专制，压制整肃汉臣，又允许汉臣说话，以中庸之道寻求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强盛。

　　熊赐履久居官场中，迷恋权势，最后也难免沾染许多恶习。这里把他最著名的嚼签子丑闻揭出，使人知道，害人之道德最深者，无过于官场。

　　吴三桂之乱时，内阁大学士们常常错批奏章，朝议罚俸。康熙帝都免了，说：　“他们心乱了，本无大事。”当时冯益都、李高阳、杜宝坻与熊赐履同在内阁，熊赐履有一次偶然拟批错了一件，被皇上检出来问。熊赐履颇心动，次日五鼓，便先到内阁，叫中书拿奏本来，又支走中书，找出自己错的签子（批答小票）嚼了，因见杜宝坻平素糊涂些，就裁去他别本一条批签，把自己错批的文字易书此于上。

　　等到杜宝坻来，熊赐履迎之说：　“老先生昨天又错批了本了。”没想到这日杜宝坻却又精明，立即取本看，自己摇头作色说：　“学生不曾见这个本。”熊赐履说：　“老先生忘记了，不是你是谁？”杜宝坻又审视一遍，说：　“昨日不曾见此，是何缘故？”厉声呼中书林麟焻至前，骂道：　“我不曾见此本，都是你等作弊，我要启奏，先夹起你来审。”林麟焻大惧，跪下表白：　“与中书不干，中书为何作弊？”杜宝坻问：　“为何这一条签独短些？”林麟焻说：　“不知道。”又问：　“这一条是你的字么？”答：　“不是。”问：　“别签是你的字么？”答：　“是”。杜宝坻说：　“这必定有弊了。”

　　索额图在旁边有所知觉，说：　“这容易，查昨日几本、几原签，即可知是谁错。”查少一原签字，问熊赐履。熊赐履忿然说：　“这样难道原是我作弊不成！”

　　彼此喧争起来，大学士觉罗沙麻出来说：　“熊阿里哈达何苦如此？某今夜在亲戚家丧事守夜，过来得更早，在南炕上倒着，看见阿里哈达检本，口内嚼了一签子，如何赖得？”

　　熊赐履语塞，索额图遂必欲启奏。众劝不止，索额图拉杜宝坻竟启奏，康熙帝命交吏部审问。以明珠为首的大学士们都到场，熊赐履不出一语，只说：　“公等如何落供，即如何，某无可说。”

　　索额图说：　“这本无大事，就是审贼犯，也毕竟要他自己亲供，方可定罪。老先生不言，如何定案？”熊赐履仍不语，索额图又说：　“老先生不要怕，就是如今吴三桂、耿精忠自己说出真情来，皇上也只得歇了赦了他，何苦不言？”窘辱备至。最后说：　“罢了，就是如此罢了。”

　　为了这件事，熊赐履也就被落职回籍。康熙帝也不好袒护他，但以后又加起用。

　　明珠结党营私、贪赃弄权，声名狼藉，康熙帝也有耳闻。有一次康熙帝旁敲侧击地对明珠说：　“如今做官像于成龙那样清廉的人非常少，做十全十美的人确实很难。但是，如果把‘性理’一类谈修养、正人心的书多少看一些，就会使人感到惭愧。虽然人们不能全照书上说的那样做，但也应勉力而为，依理而行才好。”

　　康熙帝总是告诫官员们要“存理遏欲”。他说：　“大凡人衣食可以自足，便应知足，理应洁己守分。”又说：　“洁己操躬，臣子之意，财悖入而悖出，古训所戒，子产象齿焚身之论最为深切著明，当官者宜铭诸座右。”“财悖入而悖出”一句，出于《大学》，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钱财来的不明不白，去的也不明不白。《左传》曰：　“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因为象牙珍贵，所以招致毁灭。大臣如果过于聚集钱财，也会招灾。

　　小于成龙颇有胆力，他为官清廉，很得到康熙帝的信任，授直隶巡抚。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帝谒东陵，于成龙陪驾，向皇上揭发了朝廷的弊病，说：　“天下官尽被卖完了，没有一个巡抚、布政使不是用钱买的。”康熙帝愕然，问：　“何致如此？有何证据？”于成龙说：　“皇上但使人将各省藩司库盘一盘，若有一处不亏空，臣便认虚妄之罪。他将藩库银子买升巡抚，藩司焉敢发其奸？相习成风，都是用皇上的钱买皇上的官，岂不可惜？”康熙帝又问：　“是谁卖？”于成龙答：　“不过是满、汉宰相，还有何人？”

　　所谓满汉宰相就是明珠和余国柱，清朝虽然承明制不设宰相，但是总要有俗语所谓的“领班”之人，视同宰相。明珠是满洲领班，余国柱是汉人领班。于成龙敢于揭发宰相之奸邪，大约也是因为明珠在治河的问题上支持靳辅的意见，与皇帝的意见相左，使康熙帝十分生气，此时揭发明珠的罪行，胜算的把握比较大。明珠之贪赃枉法，康熙帝尚能容忍，而他在朝廷内外交结朋党，在某些事情上藐视君主的意见，就不能容忍了。

　　回宫后，康熙帝又向高士奇询问，有关明珠卖官之事，可是真的。高士奇也说是真，然后将他们许多营私舞弊之事详细汇报一通。康熙帝问：　“何以无人参？”高士奇答：　“谁敢？”康熙帝说：　“满洲不敢，汉官何惧？”高士奇说：　“汉官独不要命吗？”康熙帝说：　“有我。他们势重于辅政四大臣吗？我欲去则竟去之，有何怕？”高士奇答：　“有皇上做主，有何不可呢？”

　　高士奇把康熙帝的意思向徐乾学说了，二人商议一番。徐乾学草书弹章令佥都御史郭琇奏上，又令刘楷、陈世安各上一疏，弹劾明珠、余国柱。高士奇先将他们三人的疏稿交给康熙帝过目，说：　“郭琇早已俱稿，但迟徊不敢即上。”康熙帝改定几个字，说：　“即此便好。”

　　第二天他们的奏章就上了。事前，风声已露，余国柱找到陈世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