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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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尚书、掌管詹事府事汤斌由江苏巡抚升任至京，于乾清门陛见。汤斌说，萨穆哈、穆称额前去调查时，自己同意下河开海口暂停，但见康熙帝赞成开海口，就附和上意说： “上流之水滔滔而来，下流无一去路，不但民间田地永无涸期，且恐城郭人民将有不测之患。”并说自己曾私下与萨穆哈和穆称额谈过，由于萨穆哈与穆称额没有把汤斌的非正式意见向皇帝反映，康熙帝认为他们有暗中偏袒靳辅之嫌，以回奏不实罪，将他们革职。工部有人乘机疏参靳辅： “修理河工已经九年，并无成功，虚糜钱粮”，应“严加议处”。
康熙帝命大学士再度传问九卿的意见，由于皇帝的态度已明，许多人便转而支持于成龙。九卿都说： “汤斌前任江宁巡抚，所见必确，今称开海口有益，故复议应开。”（《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六，康熙二十五年六月戊午）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六月，康熙帝命工部右侍郎孙在丰主持下河挑浚工程的实施，靳辅随其督修。在闭塞滚水坝问题上，孙在丰与靳辅又发生了争执。康熙帝认为靳辅是在有意阻挠河工，下命“下河决宜开浚，断不可止”。因河员多为靳辅旧人，不听孙在丰调度，孙在丰事事被掣肘。二十六年（1687年）三月，康熙帝令大学士、九卿就此事会议，说： “孙在丰是汉人，不能约束满人。”原任淮扬道高成美乃“罢职之人，今犹不赴京，必与往修河工诸员串通妄为”（《康熙起居注》第二册，康熙二十六年三月辛丑、癸卯）。显然，治河的技术问题转而变成了朋党之争。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官场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党不成，则计不得行”的情况。人们必须相互攀缘交结，走门路，讲交情，请客送礼，才能办差，并且官运亨通。古之朋党，略相当于今之所谓“集团”。君主最怕大臣结党，明君考察官吏，往往把不“交游”，不走动权门作为一条准则。古语云： “君子不党。”为什么？因为“结党”无不“营私”，若不“营私”，何必“结党”？故“君子不党”。在污浊的官场之中，谁要保持清白，谁就会受到别人的打击排挤，同流合污才可以保全禄位。私欲严重的人自然要相互勾结，左右逢源，扶摇直上。所以精明的皇帝无不提防着大臣们交游和结党，喜欢结党的贪官污吏靠这些方法成势，但有时也因此而吃大亏。
此时，（小）于成龙已从安徽按察使升任直隶巡抚。于成龙主要依靠自己的才德和皇上的明鉴，逐步升迁。这在盛世或中兴时代是比较典型的，康熙帝特别予以表扬，说： “设官分职，原以为民。地方得一良吏，则民遂其生。今观各官，虽有品行清洁者，但畏国法而然，如直隶巡抚于成龙之真实清廉者甚少，观其为人，天性忠直，并无交游，惟知爱民，即其本旗王门上亦不行走。今人不往来于大臣之家，则恐其意有不悦。如于成龙介然自守，无所交游，为大臣者其奈于成龙何！直隶地方百姓旗人无不感戴称颂。如此好官，若不从优褒奖，何以劝众？着加太子少保衔，以为廉能称职者劝。”要使大臣做到“以道事君”有两方面的条件： 首先是自觉地修身，做到“品行清洁”；其次是“畏国法而然”。在康熙帝看来，于成龙属于前者，所以格外器重他。但是，儒家又有“以道抗权”的思想，这显然不是皇帝所喜欢的。在康熙帝的潜意识中，于成龙是自己的忠实工具，比靳辅听话。在治河问题上，朋党之争日益明朗化，而小于成龙其实也不是超然不党的。康熙帝在利用于成龙打压靳辅的同时，也就亲手制造了党争。这大概是康熙帝所不愿意承认的。
康熙帝不愿意给人留下以势压人的印象，特命户部尚书佛伦、侍郎熊一潇、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与总督董讷、总漕慕天颜再次会勘河道。佛伦支持靳辅的意见，回奏称： “臣等阅视高家堰地势，应如靳辅原议。”（《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二，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乙丑）而总漕慕天颜、侍郎孙在丰则与佛伦意见相左。慕天颜说： 尚书佛伦等人“皆从靳辅臆说，臣不敢附会。且靳辅倡举屯田一事，屯官丈占民田，百姓苦累”（蒋良骥《东华录》卷一四，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大学士明珠支持靳辅，九卿诸臣也是赞成靳辅者居多。
御史郭琇上《特参河臣疏》，率先参劾靳辅： “靳辅治河多年，迄无成效。皇上爱民，开浚河口，靳辅专信幕客陈潢之言，百计阻挠，宜加惩处。”（《康熙起居注》第三册，康熙二十七年正月丁酉）小于成龙又向皇帝揭发了明珠揽权纳贿的问题。郭琇再参劾明珠。明珠随即失势，靳辅自然也就跟着倒霉。这是靳辅的反对者的战术。郭琇参劾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等人树党营私，称他们是靳辅的后台，几人互相勾结，侵吞了大部分治河经费。对于贪污这一指控，靳辅似乎早有预防，他把治河账款交由陈潢亲自管理，无论大小开支，一笔一笔，陈潢都记得明明白白，没有丝毫遗漏。贪污指控，拿不出证据，只好不论。
郭琇疏劾靳辅，确实无道理，但是对权臣明珠的弹劾却大快人心。那日，正值明珠寿诞，大宴百官，郭琇忽然从袖里掏出弹章，当众宣读，然后饮大杯酒自罚，说： “郭琇无理。”随即昂然而出。郭琇力挫明珠势焰，也是间接受皇帝指使。康熙帝早就痛恨明珠把持朝政，排斥异己，这次他借题发挥，声东击西，免了明珠等人的职，赢得了道义人心，然而，却也输了道义人心。这真可谓是一阴一阳。明珠是贪官，治河观念却是对的，靳辅是清官，治河观念也是对的。他们的观念一致，就被一锅烩、一锅端了。官场无是非，清官也心寒。做皇帝的最怕大臣结党，因此鼓励大臣们互相攻讦拆台，自己则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今日拉甲方打乙方，明日拉乙方斗甲方，永远没有完结，可谓乐此不疲。于成龙是著名清官，深得康熙帝信任，康熙帝利用他来反对靳辅，是颇费苦心的，因为靳辅也是著名清官。
康熙帝赞同于成龙的方案，其实也就是皇上自己的方案。一些善于逢君之恶者，都拼命诋毁靳辅的治河功绩。给事中刘楷疏劾靳辅题补河员之权过重，他说： “河道官员题补之权总归河臣，若是虚己求才，果能奏安澜之效，也不可久擅用人大权。何况靳辅任事以来漫无寸功，只见每年上报河道冲决而已。以后大小河官，应仍由吏部选补。”这是非常厉害的一击。君主对于权力一向十分敏感，视臣工任用私人为擅权结党。后来于成龙任河道总督时也是如此，并说“宁杀于成龙，至于属下效力人等不可不用”，康熙帝当面予以斥责。
山东道御史陆祖修疏劾靳辅结交朝臣，说： “靳辅身虽外任，与九卿呼吸甚灵，会议定时，吏部尚书科尔坤、户部尚书佛伦、工部侍郎傅拉塔、左都御史葛思泰等不顾公议，左袒河臣（靳辅）。九卿中赞决异同者不过三四人，余者都依户部尚书佛伦等所奏具稿，箝众人之口。河臣积恶已盈，中外人心总望睿断罢斥。”（《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三，康熙二十七年二月癸丑）靳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竟然都成了罪证，就因为他与明珠等人是“一党”。
康熙帝召见靳辅询问，靳辅反唇相讥说： “于成龙久与结拜弟兄慕天颜频繁宴好，孙在丰亦与亲密异常者也。”又说： “郭琇与孙在丰为庚戌科同年，陆祖修为诸生时，拜慕天颜为师，又系孙在丰教习门生，刘楷、陆祖修己未科同年，并为江南人，与隐占田亩者，无非桑梓亲戚年谊之契，故彼呼此应。”“慕天颜与孙在丰结姻亲，因于成龙倡开海口之议，故必欲附和于成龙以攻臣而助孙在丰。”（《清史列传》卷八，《靳辅传》）。看来，治河之争，完全变成了朋党之争。这可不是皇帝所希望的。康熙帝只想证明自己正确，大臣却互相倾轧。既然是斗争，就不能处在孤立无援的地位，结党（“彼呼此应”）与党争（“党同伐异”）就不可避免。
孙在丰又上疏弹劾靳辅，说： “臣与佛伦等会勘河工时，原议海口应行挑浚，拟有疏稿后不以上闻。虽系佛伦主稿，实靳辅阴谋也。其幕客陈潢黩货无藉，法所不宥。”（《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四，康熙二十七年三月甲戌）。两江总督董讷上奏说： “总河靳辅复欲筑重堤一道，臣等公议以为重堤可不必筑。其时佛伦亦从臣说，云依臣议。后来赵吉士忽而不从，云必须总河（靳辅）承担。遂面问靳辅，靳辅断不担承，因而众论游移。佛伦遂议筑重堤一道，想是若辈故作止局……佛伦又不容人说话，臣不得已而从之。”（《康熙起居注》第三册，康熙二十七年三月甲戌）
康熙帝召见群臣再议河工之事。在廷议时，诸人互相诋诟，有失大臣体面。慕天颜、董讷说佛伦将看视河工后的公同奏稿私行易改。佛伦说： “董讷、慕天颜伙同党谋，将臣暗行巧陷。”于成龙指责靳辅于下河开浚，“百计阻挠，将海口已开工程不令成功，皆系妒嫉私心”。靳辅说： “慕天颜、孙在丰朋谋排挤，此二人原系亲家。”“于成龙与臣幕客陈潢结为兄弟，私通书札，岂正人所为？”“于成龙前在泰州妄自尊大，讹传他升兵部侍郎，信以为真。后知不确，疑为臣所阻抑……泰州士民曾有： ‘兵部侍郎冒不得，八人轿坐不得，司道官管不得’之歌。因羞成怒，恨臣刺骨。”于成龙又说： “靳辅事事贪黩，专任陈潢，横行无忌。拜陈潢为父，馈送华美楼房，三千银两，诸如此类，罪不胜诛。”“今数年以来，河道尽为靳辅所坏。”（《康熙起居注》第三册，康熙二十七年三月辛巳）
康熙帝希望群臣对此事能有所评议，然而“九卿各怀私意，畏惧汉军这斯，所以不肯定议”，“诸臣皆畏靳辅、于成龙，无一人与之辨难者”（《康熙起居注》第三册，康熙二十七年三月辛巳；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壬申）。于成龙挑浚海口的意见显然是幼稚的，偏偏皇帝也是如此。康熙帝就靳辅与于成龙之间的河工之争再次做出了明确的裁决。他说： “屯田害民，靳辅纵有百口亦不能辩，开海口乃必然应行之事。”“海水倒灌，无有是理。”（《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四，康熙二十七年三月辛巳）在黄河出海口附近必然会形成一大片积水的湿地，以今人的眼光来看，这是应该保护的。当初康熙帝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以为只有干地才是好的。此事，康熙帝显然缺乏“天人合一”的思想，而太突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他出于爱民的热情，急于疏浚海口，将一切违背自己意志的意见都视为是对自己权威的挑战。一旦把个人的私意掺入其中，技术问题也就成了政治问题。
明珠已被革官，虽然罪名是卖官受贿，其实，在治河问题上与皇帝意见不一才是主要原因。群臣更怕被皇帝视为结党，“今若有人顺靳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