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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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剌部（蒙古文意为“联盟”）。通古斯族索伦人的祖先索朗族就生活在满洲的最北端——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之间的土地上，至今还有通古斯族的索伦人居住在那里。由此往南，塔塔儿人游牧于克鲁伦河的南岸、从贝加尔湖附近直至兴安岭的大片草地上。以前人们大多认为塔塔儿人是通古斯族，但伯希和却不这样认为，他通过多方考证认为，塔塔儿人不是通古斯族，但他们所讲的话却显然“是属于蒙古语系的”。在公元8世纪的和硕－柴达木突厥碑文中就已经提及到他们组成的联盟，称为“九姓塔塔儿”，或称作“三十姓塔塔儿”。当时的塔塔儿人居住在克鲁伦河下游地区。到了公元12世纪，塔塔儿人已经成长为所有北方民族中最野蛮斗士，对汉族－通古斯族王国以及金国构成了严重威胁。此时的成吉思汗已经初露头角，为了击败塔塔儿人，北京的金国朝廷对成吉思汗非常器重，给了他强有力的支持。
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居住在今天外蒙古的东北，鄂嫩河与克鲁伦河之间。从历史角度与名称意义上讲，那时的蒙古人才是地道的蒙古人。从这一时期的亚洲版图上可以看到，在成吉思汗和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部落出现之前，历史上就已经有了关于蒙古语言的记载。这同我们此前提到的在突厥部落兴起之前就已经有了突厥语的意思是一样的。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公元3世纪的鲜卑族、公元5世纪的柔然与厌哒族和公元619年欧洲的阿瓦尔人都被归入更早的使用蒙古语言的民族；同时我们还认为，在公元8至12世纪之间起过很大作用的契丹人当时所说的语言应为蒙古方言，不过，后来那种蒙古方言与通古斯语言的不断融合，逐渐转化为另外一种语言。作为更加原始的蒙古人，这些民族在他们那个时代也曾经建立起自己广阔的势力范围，只不过，他们并未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同后来真正意义上的蒙古人及成吉思汗所代表的蒙古人相比，他们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成就与功勋。
在拉施特·哀丁收集的大量蒙古传说中，曾经被突厥人征服的早期蒙古人就在额尔古纳昆山中避难。后来这些蒙古人的祖先们走出额尔古纳昆山，来到了色楞格河与鄂嫩河之间的平原，波斯史学家们将这个时间定位于公元9世纪。根据传说中的情节，神王母阿阑豁阿在她的丈夫朵奔·蔑儿干死后，受天神的恩赐而受孕，生下了蒙古人尼伦氏族的祖先，其中孛端察儿汗就是成吉思汗的第八代祖先。公元12世纪，真正的蒙古人被分为许多兀鲁思。根据符拉基米佐夫的解释，“兀鲁思”一词就是部落和小民族的意思。这些各自独立的兀鲁思部落相互间争端不断，与异族（像塔塔儿等）的战争也从未停止过。成吉思汗家族属于孛儿只斤氏族中的乞牙小氏族。后来，成吉思汗成为蒙古人的骄傲之后，人们在对蒙古人进行划分时，习惯于以他们是否属于乞牙小氏族为依据。第一类人是尼伦氏族，他们被认为是光明神的子孙，是纯洁的人，第二类人则是较小的都儿鲁斤氏族。尼伦氏族包括泰亦赤兀部、兀鲁兀部、忙兀部、札只剌部、巴鲁刺思部、巴阿邻部、朵儿边部（现在称作杜尔伯特）、散只兀部、哈答斤部等，其中泰亦赤兀部同其他部族相隔较远，生活在贝加尔湖的东北部。都儿鲁斤氏族包括阿鲁剌部、伯岳吾部、火鲁剌思部、速儿都思人、亦乞剌思部及翁吉剌部，其中翁吉剌部游牧在更东南方的兴安岭北麓，离塔塔儿较近。札剌亦儿部生活在希洛克河与色楞河两河交汇点的南部，也有人认为是在鄂嫩河附近，是一个臣服于蒙古人的突厥部落，后来在蒙古传说中的英雄海都的影响下被蒙古化，因此也被划分为蒙古族。
按照生活方式划分，公元12世纪末期的蒙古部落在理论上可以分为以畜牧业为生的草原部落和以渔猎为生的森林部落。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蒙古人当时居住的蒙古－西伯利亚边境，横跨了南方的草原地带（后来很快变成了沙漠）与北方的森林地带。所以格勒纳尔先生认为，最早的蒙古人并不是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而是生活在森林地区的山民，“从广泛地使用木车这一点来看，他们是从森林中走出的。直至今天，蒙古人与草原上的哈萨克人仍然不同，他们依然使用着小木桶，而不是皮袋”。草原上的部落，特别是游牧部落，为了寻找适合放牧的牧场，不得不按照季节四处迁徙，在迁徙的旅途中，他们搭起毡帐（即我们所称的“禹尔惕”）用来御寒。而森林部落则居住在用桦树皮搭建的木屋中。
俄国蒙古学家巴托尔德与符拉基米佐夫认为，在以畜牧业为生的草原部落的首领中，比较富有的人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势力的贵族阶级，他们拥有巴阿秃儿或巴图鲁（勇士）、那颜（领袖）、车臣（蒙语意为“贤明”）、与芯伽（突厥文意为“贤明”）以及台吉（汉文名号“太子”）等各种各样的称呼。符拉基米佐夫在他的文章中写道：“由巴阿秃儿与那颜等组成的这个贵族阶级，他们的任务就是寻找和发现牧场，同时获得大量的臣仆和奴隶，以满足管理牧群和帐蓬的需要。”这个贵族阶级管辖着社会上层次较低的其他阶级，如战士、信徒、高等自由人、普通人或平民阶级，以及奴隶们。其中最后一类人不只是指贵族私有的奴隶，还有战败的部落，他们变成了胜利者的臣仆和奴隶，不但为贵族们看守牧群，战时还要充当附庸兵。巴托尔德与符拉基米佐夫还指出，同草原游牧人中的贵族相比，在以狩猎为生的森林部族中，贵族并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学者们认为，森林部落处于萨满巫师的特别控制与影响之下。符拉基米佐夫认为，萨满将王权和他们的巫术结合在了一起，他们自称“别乞”。后来，成吉思汗时代的斡亦剌部与蔑儿乞部的酋长们也延用了这种称号。总之，在所有的突厥－蒙古人中，巫师（通古斯女真语，汉译音为“萨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萨满在成吉思汗建立帝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以上所言不过是草原游牧部落与森林部落之间的区别，其实，这种区别也并不是完全绝对的。比如在地道的蒙古人中，泰亦赤兀部就被视作森林狩猎人，而成吉思汗却来自游牧部落的一个氏族。此外，所有的突厥－蒙古人都是具有多重身份的猎户，他们是森林人，穿着木制或骨制的滑鞋去捕捉貂和松鼠，一直到隆冬季节，最后将猎物拿去卖掉；同时，他们还是畜牧者，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用绳套或弓箭追捕羚羊和鹿，他们这些“草原上的贵族阶级”连猎鹰都不肯放过。气候和生活条件的不断变化，可能会迫使游牧民族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变为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成吉思汗也不例外，在他尚未成年时，父亲遗留下来的成群的牲畜被别人抢走，他和母亲及兄弟们不得不过了一段以渔猎为生的凄惨生活，直到后来他们重新获得了马匹牛羊等财产。
一般来说，森林部落的人比游牧部落的人更加野蛮、更加远离人类文明。游牧部落与戈壁的回纥人、辽河的契丹人和北京的女真人为邻，较早地接触到了人类的文明。他们没有城市的概念，只是在迁徙的过程中渐渐组成了帐蓬群。他们将随车携带的毡帐围成一圈，在圈子里生活。这种临时的聚居地实际上就是早期城市的雏形。人类学家指出，对森林部落的蒙古人来讲，从森林中简陋的木屋到游牧过程中容易拆卸组装的的毡帐，就是一种极大的进步。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族大汗王的毡帐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流动皇宫，毡帐中铺盖着毛皮和毯子，极为宽畅、舒适。但随着近代蒙古人的衰落，毡帐也日趋简陋，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那种公元13世纪时带有排气管道的毡帐了。
最后，从毡帐的形式上也能看出蒙古的森林猎户与草原游牧人的区别。第一种毡帐叫“格尔”，它属于我们前边描述过的圆形毡帐，搭建这种毡帐需要大量的木杆和板条，这充分说明那个民族生活在易于获取木材的森林附近。第二类毡帐叫“迈罕”，这是一种宽大而低平的羊毛帐，对于生活在草原上、没有木材可取的游牧民族来说，这样的毡帐显然更容易制造一些。另外，成吉思汗时代的毡帐常常是安装在车子上，这是为了便于运输，也说明他们的确是在草原上生活的，只有草原上才会出现这种“游牧城市”的迁徙。从那以后，这种车运的毡帐几乎就不存在了。
毫无疑问，公元12世纪时蒙古地区不但没有比公元9世纪时的情况有所好转，反而更加退化了。在突厥－回纥人统治鄂尔浑河流域的时代，他们就已经开始在那里发展和建立农业中心了。而到了黠戛斯族统治的时代，即从公元840年开始，鄂尔浑河流域地区又慢慢地恢复了它草原生活的原貌。鄂尔浑河的突厥、回纥的碑文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文明，而成吉思汗的历史却将这一文明隐藏起来，使我们很难再发现它。公元840年，黠戛斯人占领了这个地区，同时将摩尼教徒带到那里的叙利亚－索格底安那文化全部扼杀。公元920年，黠戛斯人从那里被赶走，这一地区再次陷入混乱的境地。回纥人拒绝再返回到从前鄂尔浑河流域。这时的回纥人定居在更靠南方的别失八里古城与吐鲁番地区，当时由于回纥人的存在，这个地区还能够受到一些文明世界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景教的宣传开始进入这个地区。但是，根据鲁卜鲁克在游记中的记载，此时的蒙古景教已经几乎退化到萨满教的水平，为了争夺酋长们的信任，当地的景教与萨满教之间明争暗斗不绝。
成吉思汗12世纪的蒙古（3）
蒙古人初次尝试统一
根据蒙古传说，早在公元12世纪之前，纯种的蒙古人就曾经有过建立统一国家的想法。一个名叫“海都”的蒙古酋长，在同敌对的扎剌亦儿部作战时，已经开始将一些不同部落的家族组合在一起，归为他的属下，为他出战。他的曾孙合不勒是第一个敢于同华北地区的元朝（金人所建）和强大的女真君主对抗的蒙古人，当时的合不勒自称“合不勒汗”，就连《秘史》中也曾记载他的皇帝谥号“合不勒合罕”。合不勒的部族原来是金国的属族，特地到北京觐见元朝皇帝。来到北京，合不勒仿佛一个野人进入了文明的国度。元朝皇帝用好酒好肉盛情款待了他，他的食量和酒量均令皇帝大开眼界。喝醉了酒的合不勒放肆地用手去拔皇帝的胡子，皇帝不但没有恼羞成怒，反而赐给他大批的礼品带回草原。不过这种友好没有维持太久便被战争取代了。合不勒汗被金人俘获，他杀死了看守他的军官，逃了出去。公元1135～1139年间，金人同蒙古游牧民族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在当年的那场战争中，金国将领胡沙虎率军攻入草原深处后被“萌骨”人击败。因此，公元1147年，北京的朝廷不得不奉上大量的牛羊和谷物，与蒙古人讲和。在中国－女真史料的记载中，将击败金人并迫使朝廷同其媾和的蒙古首领称作“奥罗波基烈”。而史学家伯希和则根据发音将其恢复成俄文。巴托尔德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