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31-女人一思考,上帝也疯狂-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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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窃，成就了卡罗琳晚年最大的事业。她仿佛被激活了一般，愈来愈频繁地抛头露面。全世界的酒吧招待们都知道她最喜欢的鸡尾酒是Saltydog，全世界的舞厅DJ都晓得她一踏入舞池，就应该播尼尔·戴蒙德（NeilDiamond，居然是个姓“钻石”的男人）唱的《甜蜜的卡罗琳》——闪烁在她颈项、手腕、胸口的钻石，或许明朝就会易主，但今夜，至少今夜仍随着她颤颤的舞步款款摇摆……
一九九五年，九十岁的卡罗琳在自家那个挂着老斯凯利肖像的楼梯口停住了脚步。她转过身，示意一个正在唱咏叹调的朋友停一停，随即一个踉跄，往后直跌下去，脑壳砸在大理石地板上。这一次，她身边的男伴没有来得及扶住她。在她的头皮上做手术的医生说，那种感觉，就像是在缝合一张支离破碎的蛛网。
又捱了一年，卡罗琳在挣扎着出席了最后一次以马戏为主题的狂欢节以后死于“细菌性肺炎”。
她的骨灰装进了一个镶钻石的首饰盒，那是彼时“金树林”里仅存的钻石饰品。另有两件未被偷去抢走的首饰，已经被安妮变卖用以抵债了——她的不动产被冻结，因为斯凯利家的儿孙们争执不下，这份家业怎么也分不匀。
安妮还在苦苦寻找。她相信，如同泰坦尼克号的残骸，事隔多年以后，那些“恒久远、永流传”的钻石一定会渐渐浮出水面。一九九七年，她请动了法院传票，令“索斯比”中断一条酷似卡罗琳失窃物的项链的拍卖。另外，私家侦探亨利·罗伊已花了五六年追踪这些案件，据说手里握了一大把有分量的线索。他建立了专门网站，开出一百万悬赏，鼓励知情人举报。
reward…offer/shelly/skelly。html。我也试着点击过。网页上目迷五色，全是失窃珠宝的照片。然而，文字是简短而干涩的，没有故事，没有表情，没有卡罗琳的脸，冷笑和眼泪。
卷一：遭遇巧克力的诱惑好书撞上门（1）
书名既有冲击力，也不乏神秘感：撞上门的女人——你很难拒绝藏在它背后的幽暗而深远的想像空间。一本好书，理应是一座斑斓的庭院，未必是豪宅，却是你进得门去、走一间便有一重景致入眼的。书名便是那一挂纱织的帘，庭院里的无限风光，只让你隐隐地窥见轮廓，一副欲拒还迎的样子。倏忽不觉间，你已挑帘而入，一路走一路寻思，若不会一会屋里的主人，如何放得下这颗心来？
初识《撞上门的女人》，我也是这样“破门而入”的读者。后来因为有幸揽到了译介这本书的差事，又浮光掠影式地造访过几次——就这样进进出出的，添了许多感慨，也愈发地惴惴不安起来：曾有英国书评人下过断语，翻译罗迪·道伊尔的作品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adauntingjob），因为他的书充满了“滑稽可笑的俚语、口语、俗语乃至粗话，生气勃勃，像充足了电一样的饱满，简直宛若音乐……”很难想像，如此绕梁三日的音乐，要是因为我的悟性差、笔头拙而错了节拍、乱了韵律，到了中国读者的耳朵里就成了噪音，岂不罪过？
于是逼着自己静下心来，屏息凝神，再挑起门帘探一回路。想让译笔说得过去，首先就得做个称职的读者——不是一般地读，须品出个中神髓才好。
个中神髓，又岂是一下子就能看得真切的？
还是得从破题开始。
在爱尔兰，“撞上门的女人”（thewomanwhowalkedintodoors）是人们心照不宣的委婉语，“婚姻暴力”的代名词。小说里有一段女主人公屡遭丈夫毒打以后的独白，浸透了血泪、屈辱，以及令人颤栗的麻木：
“……问我吧问我吧问我吧。打断的鼻梁，松动的牙齿，敲断的肋骨。问我吧。
没有人看见我。我很好，我好极了。我从楼梯上摔下来，我撞上了一扇门……”
这个“撞上门的女人”名叫宝拉·斯宾瑟，年纪不过三十九岁，却像是走过了几辈子的沧桑。小说开场，警察跑来通知宝拉，她丈夫查洛因为上门抢劫杀人而被警方当场击毙。惊闻噩耗，宝拉却连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恍惚中，她开始断断续续地回忆曾经有过的悲欢离合。
宝拉从小生长在都柏林的贫民区里，日子过得很清苦，一到冬天，那种刺骨的寒冷，是可以让小宝拉哭出声来的，然而，就像大多数穷孩子反而有更旺盛的生命力一样，只要有一点点阳光，宝拉就可以活得很灿烂。在她的记忆里，小床边的印花窗帘，偶尔才可以尝到的冰淇淋，童年里唯一的那次挤在出租房车里的全家旅行，都是让她快乐的理由。
宝拉的小学生活过得还算愉快，中学却糟透了。她呆在最让人看不起的六班，老师粗暴而愚昧，一群正处在青春期的少年除了用粗野的方式反击别人的粗野，什么都没有学会。然而，这一切还是没能完全剥夺宝拉快乐的权利。因为妈妈说她“长相漂亮得可以当模特”，因为她会坐在卧室的窗台上唱好听的歌，因为她的整个人生才刚刚开始，因为她遇上了查洛·斯宾瑟。
在宝拉的眼睛里，查洛是一个多么帅多么好的恋人啊——尽管他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家里，几乎人人（包括他自己）都有犯罪前科，可是对于情窦初开的宝拉来说，属于她的那方小小的天空，是查洛魁伟的身躯支撑起来的。只有和他在一起，宝拉才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是有尊严的。
然后是结婚，是天堂一样的蜜月，二十岁的宝拉就像一株沾满了露水的百合花一样忘情地盛开……以至于当查洛第一次殴打已经怀了孕的宝拉时，宝拉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笑话：
“后来我们确实笑话过这件事。笑话过那个夜晚。还有以后的那一次。还有再以后的那一次……直到我再也笑不出来……我张开嘴，什么也出不来。只有痛苦。”
这样的痛苦竟然绵延了整整十七年。宝拉记不清查洛究竟打过她几次，打完以后又“后悔”过几次，保证过几次，“体贴地”陪着她上过几次医院，然后又多少次推翻自己的诺言。除了姐姐卡米尔，没有人能够——或者说愿意——看出宝拉在承受着非人的折磨。宝拉无法解释这一切，只能责怪自己，只能逆来顺受。在家里，在急诊室，伤痕累累的宝拉，惟有一次次地重复：“我很好，我没事，我只是撞上了门。”
直到那个星期四的早晨，宝拉发现兽性大发的查洛居然企图伤害自己的女儿时，才像突然从噩梦中惊醒过来一样，拼尽了全身力气，要把查洛赶出门去。大约是被宝拉的气势吓倒了，查洛真的走了，这一走，再也没有回头。一年以后，他死在了警察的枪下。
无论如何，宝拉毕竟走出了查洛的阴影。尽管她每天喝得醉醺醺，尽管回忆经常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不由分说地将她淹没，她到底还是挺过来了。有多少次，宝拉躺在地板上，希望就这样死去，然而她最终还是站起身来——她没有权利去死，她必须用自己的劳动养活一家五口人。她的心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清澈澄明，她对自己说：
“那种感觉真是棒极了。我到底做了一件好事。”
这是一个关于痛苦的故事。那种酸楚，像极了一把钝刀，噬咬着宝拉的青春，也消磨着读者的承受力——直面惨淡的人生，是需要勇气和悟性的。几乎从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起，我们就在不停地追问：为什么宝拉会有这样的童年？为什么宝拉要挨打？为什么宝拉不离开他？为什么一个美丽的女人的最美好的时光，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度过？
因为宝拉穷，因为宝拉周围的人和她一样穷。贫穷衍生无知，贫穷催化暴力，在贫穷面前，“生而平等”只是一句苍白的谎言。在医院里，宝拉发现，“那里总有别的女人，就像我一样在排队，都受了伤，都撞上了门。我从来没有想到，被丈夫送到这儿来的并非只有我一个……”环境产生的压力所施与人的扭曲作用往往超乎想像。在那样的环境里，愚昧是无所不在的，男权是天经地义的，忍受是理所当然的。除此之外，宝拉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别的活法。
卷一：遭遇巧克力的诱惑好书撞上门（2）
这也是一个关于快乐的故事。宝拉是这样一种女人：纵然生活在荒漠中，心里总还寻得到一方绿洲；苦难如砂石般没过头顶，她还是要伸出脖子来喘一口气，没准还能发现阳光映照在砂砾上折射出很浓很艳很透明的光泽。回首往事，宝拉痛切地感受着自己的苦难，却从来没有一点自怨自艾的意思。虽然“本该有牙齿的地方只剩下豁口，本该让心脏呆的地方只留下一个空洞，”宝拉还是没有失去爱的能力：她爱音乐，爱孩子，甚至，一如既往地爱她那个不成器的丈夫。她甚至不再拒绝回忆，因为她知道，只有把那些阴湿的、辛酸的往事一件件细细点清，再放到太阳底下烘一烘，晒一晒，才能把它们永远地、彻底地隔绝在现实之外。回味苦难，正是为了更好地忘却它。
或者，这就是所谓“生命的张力”？
是到了该认识一下作者的时候了。
罗迪·道伊尔，1958年生于都柏林，当过十四年的英语及地理教师，据说很称职。当然，他最成功的角色是作家，既写小说，也编剧本。主要作品有《巴里镇三部曲》（即1987年的《承诺》、1990年的《那个喋喋不休的家伙》和1991年的《货车》），《帕迪·克拉克，哈哈哈》和剧本《战争》（1989年）、《黑面包》（1993年）等。笔耕之初，道伊尔就凭《货车》一书得到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的提名，两年后又以《帕迪·克拉克，哈哈哈》正式获奖，而且创下了有史以来“布克奖”获奖作品的最佳销售记录，算是开了“曲高而和众”的先例。
据说道伊尔是个不太喜欢张扬的作家，诸如性情、喜好、家事长短之类的花絮很少见诸报端。略有几个熟悉的人形容其“谦逊、不造作，乐意栽培年轻作家”，道伊尔对此倒不以为然，“我可不是什么‘导师’，我想，如果我对他们指手划脚，说‘来吧，让我们这样干’，是不会有什么作用的——‘克隆’的差事，还是留给羊吧。”
无论道伊尔的这种神秘感，是刻意为之，还是天性使然，对于有兴趣了解他的读者来说，最有效的途径还是去阅读他的作品。道伊尔只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从他的文字里，你可以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他的生活——
都柏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种生活，必是道伊尔耳濡目染、烂熟于心的。所以，在他的小说里，都柏林几乎成了承载起所有人物的悲欢的舞台。有人把道伊尔誉为“继乔伊斯之后又一位以书写都柏林为己任的文坛泰斗”，虽然有点夸张，却是言有实据，非空穴来风的。话说回来，虽然作家描述的对象局囿在都柏林（而且主要是下层社会），写作的指向却宽泛得多。那样真切、坦白的感受，本来就是人类共有的——你完全可以把他笔下的爱尔兰小镇风貌当作上海棚户区的故事来读，想起并不遥远的从前，曾有过一部轰动一时的电视剧《穷街》。道伊尔的作品，虽然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