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清白于毛泽东-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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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这样的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哪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刘少奇实行的“供给制”和实行全民所有制的主张，不仅在国内大力宣传实行，而且对国际友人也大讲特讲。1958年10月3日，他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少奇“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少奇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泽东说：“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据1958年的统计，显然是夸大了的统计，中国农民人均月收入是70元，这样的贫穷状况向共产主义过渡，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一些人所说的向共产主义过渡，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其后，刘少奇、彭真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又提高了一些：人均收入150元—200元就可向共产主义过渡，等富起来了再过渡困难就大了？！毛泽东反复地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地讲，一些人就是不听，我行我素。致使毛泽东不得不召开一系列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需要提到邓小平一句话：“贪穷不是社会主义”。但邓小平没有说清楚在人民公社运动中搞“穷过渡”的是谁？反对“穷过渡”的是谁？作为当时宣传口负责人的邓小平，对此是非常清楚的。许多不知底细的人，听了邓小平这句话大家都在猜，一直猜了20多年，到了今天人们才弄明白，搞“穷过渡”的是彭真、刘少奇；反对“穷过渡”的是毛泽东。然而历史却发生了一个大误会，一些人说，毛泽东搞的是“穷社会主义”。对于这种误会，从集体化道路走过来的中国农民从不予以认同。而在知识界则吵得振天响，吵吵让让，无休无止。谁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饱受帝国主义掠夺的旧中国基础上诞生的。中国实在太穷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要摆脱贪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经过五个五年计划，便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四大工业强国（美国、苏联、日本、中国）；三大军事强国（美国、苏联、中国）。五、六十年代，在朝鲜、越南，两次打败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两次打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两论〈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稳定了东欧局势；九评，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世界树起了崇高的威望。那些污称毛泽东搞“穷社会主义”的人们，不过是为他们搞资本主义而寻找借口，中国的工人、农民广大劳动人民，是从来不买他们的账的！
四、刘少奇大刮浮夸风 毛泽东一再泼冷水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谁是搞浮夸，说大话的第一人、第一事呢？是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事情发生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讨论农业合作社小社并大社的讨论中，吴芝圃在会上表示，河南今年能搞个丰产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在吴芝圃吹牛说大话的影响下，夏收中，当时在嵖岈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虚报成3200斤，另西平县城关公社则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后经调查，这两个公社的亩产数字是谎报。正当信阳地委准备纠正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浮夸风愈刮愈大，大到犹如12级台风！一些大搞浮夸的人，把这种虚报产量美其名曰“放卫星”，为高指标，浮夸风呐喊、唱赞歌最富有权威性的是当时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邓小平、彭真，和《人民日报》，其所为与其说推波助澜，勿宁说是谎言制作厂！
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有报导说：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刘少奇讲话《人民日报》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刘少奇亲手培养的“共产主义”典型——徐水县，其浮夸风之严重是全国之最。前已述及，那里一棵白菜可长500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对刘少奇来说，徐水县是他的掌上明珠。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一些反对毛泽东的人们，他们有自己的逻辑：他们说，大跃进是错了，因为大跃进搞浮夸；他们对搞浮夸的人说，浮夸是毛泽东的错，因为他发动了大跃进。大家看，这些反毛泽东的人们信守的就是这样的无赖逻辑。还有一些貌似客观公正的人，他们说，虽然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搞浮夸，但不能全盘否定，于是他们绞尽脑汁发明了一个新词：“晚年毛泽东”，晚年毛泽东是错了？？无论对毛泽东全面否定或否定晚年毛泽东，这两种人的共同之处是“强奸历史，颠倒是非”。浮夸风来自何人？必须澄清，是谁的就是谁的，绝不能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刘少奇的浮夸风，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有谁听过看过或掌握了毛泽东的浮夸呢？那些起劲地反对大跃进，反对毛泽东的人，因拿不出什么事实而处境十分尴尬。到是李锐先生耍了个小聪明，玩了点小把戏，编造了一个故事来朦骗人。他说：在庐山会议期间，我问过毛泽东，主席，你怎么也相信亩产万斤的话呢？毛泽东回答说，一位科学家写文章说，太阳能利用得好就能办到，所以我信了。这是那些反对大跃进、反对毛泽东的人们花了几十年时间所搞到的仅有的一点材料？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有点常识的人一听就知道这是李锐先生苦心编造的。李锐之说无须考证，也不屑于考证，还是把它作为李锐先生内心世界的一个缝隙留给历史吧。
毛泽东一向反对浮夸风，向浮夸风作了坚决的斗争。浮夸风作为党内的一种势力，克服它是很困难的。毛泽东始终不懈！请看下面的几件事：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