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清白于毛泽东-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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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按：一九五八年六月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一九五九年钢铁指标为六百万吨，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五八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北载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①②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的两次插话全是错的。其一，“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没有讲”；其二，“依靠自己本国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没有讲”。刘少奇把马列主义搞错了。列宁主义对上述两个问题作了明确回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和农民一起去建设它。”（详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六 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第222—239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北京版）
现在许多人坚持刘少奇的错误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主张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补课。他们认为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而主张把公有制经济，拉回到资本主义来。拼命鼓吹私有化。吵吵让让20多年，而且越叫越响！
刘少的特点：其行为表现为“左”，其思想则是“右”的。形“左”实“右”。
九、渡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1959、1960、1961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遇到了严重困难。导致困难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1959、1960、1961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二是，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债务；三是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这是全国人民共同承认的。在这个共识中又有两种不同见解：一种见解，认为主要原因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另一种见解，认为主要原因是党内的“左”倾错误，进而得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分人祸”论者，诬蔑毛泽东头脑发热，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刮浮夸风，大搞共产风，推行“左”倾路线；由于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和“专制”，党内无人敢提不同意见，以致弄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而最终导致严重经济困难。这里人们看到，“七分人祸”论者的矛头所向是毛泽东，毛泽东的过失又是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联在一起的；而在他们看来，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又是与社会主义道路联在一起的。高唱“七分人祸”的人们，其用心是反对社会主义，为复辟资本主义大喊大叫。
本文前八章所表明的立场——毛泽东从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场出发，发起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刘少奇一些人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犯了“左”倾错误。毛泽东以其坦荡的襟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承担了对于“左”倾错误的责任。而刘少奇一些人，对自己的错误从未作过支字的自我批评，反而在七千人大会上哗众取宠，唱出一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调门。此后许多人学着刘少奇的腔调跟着起哄，吵吵嚷嚷40余年。那些起哄的人群中，有些人是不明真相，而另一些人则是心怀鬼胎。这种鬼胎的险恶用心，是攻击毛泽东，丑化中国共产党，曲解社会主义制度，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我们真诚的希望那些不明真相，但却是正直诚实的人们，认认真真地去研究那段历史，把事实真相搞明白，把自己久己形成的偏见改正过来。至于那些心怀鬼胎，别有用心的人们，用不着对他们说什么，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掩盖历史、篡改历史，善于蒙人、哄人、骗人的老手、高手。我们应该用“事实真相”把这些人的画皮剥下来，让他们见见阳光！
三年经济困难究竟是怎样造成的？笔者提供大量的历史材料，供人们去研究，去判断，去分析，去得出自己的结论。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
兹根据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灾情报告》）所记载的材料逐年作一介绍：
1959年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每公顷等于1万平方米，合15市亩，计6。8650亿亩），成灾（收成减产8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
6—8月出现江淮流域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达82。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本年灾害从受灾面积看已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l—9月，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产粮区合计受灾 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 68。9％和 56。9％。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省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46万公顷，是建国五十年来最高记录。
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灾情报告》第379页）。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143。7万公顷，“鞍山、木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灾情报告》第378、379页）。
本年3—5、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21省区，受灾面积 138。1万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
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地区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1961年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 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从去年冬季持续到本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农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