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盗宝案 [苏联] 尤·克拉洛夫-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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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例行向雷恰洛夫汇报工作时才得到了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原来是责任编辑们服从了一个毫不妥协的意见。提出这个意见的正是这位民警局苏维埃主席本人。
“让他们先沉默一两天再说，”雷恰洛夫对我说，“而我们暂且在没有外界的干扰了弄清一些问题。”接着他尖刻地问我；“显而易见，你没有审讯《俄罗斯新闻》报的记者吧？”
我向他汇报了销赃贩子、假宝石、克贝尔的陈述以及博林的工作情况。
“至于那个记者，我今天就去找他。”
“不用了，”雷恰洛夫说道，“今天早晨我为了一个案子到《俄罗斯新闻》报社去了一趟。原来他在东正教事务管理处办公室有个老朋友，是一名官员。这名官员用电话把被窃一事告诉了记者。我核对过了，他没有扯谎。”
他阅读了传问克贝尔的报告和夜里博林送给我的那份文件。
“博林这个人好象没什么问题，是吗？”
“没什么，还算听话。”
雷恰洛夫详细地问我关于假宝石的情况，我打算寻找仿造人的想法，以及是否采取措施查实伪装盗窃的说法。然而，他最关注的是梅斯梅尔家族的情况。瓦西里·梅斯梅尔参与了法衣圣器室的盗窃活动是吻合雷恰洛夫的推论。它的实质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无产阶级化，势必要把特权阶级的代表人物视为刑事犯罪分子。
从本质上讲，这种推理不会引起异议。但我还是不相信，十月革命后每一个公爵必定要成为强盗，伯爵变成扒手，被剥夺了产权的工厂主变成收买赃物的贩子。
我怀疑瓦西里·梅斯梅尔参与了盗窃案，如果设想他是盗匪中的一员，那么，如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随身带着一个首饰匣呢？为了给刑侦工作带来一些方便吗？此外，守门人和清扫工证实，瓦西里，梅斯梅尔离开莫斯科不晚于一月八号，而法衣圣器室的被窃据推断是发生在十五号以后。这就得出了一个他不在现场的结论，尽管还有某些可疑之处。倘若不是考虑到某些情况，我甚至会认为首饰匣是从梅斯梅尔那儿偷来的，并故意扔在盗窃现场以迷惑民警局的侦破人员。……
不过，有关瓦西里·梅斯梅尔的哥哥奥列格·格里戈里耶维奇男爵——瓦拉姆修道院的修士的材料令我困惑不解。如果出家人阿法纳西是在俄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其他修道院里祈祷赎罪的话，也不会引起我的注意。然而。瓦西里·梅斯梅尔恰恰是选择了瓦拉姆修道院。这不由引起了我的各种想法。向题是，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六年，这座距彼得堡不远的大修道院的首席神甫不是别人，正是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从一九一六年起由他照管东正教的法衣圣器室……对此情况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因为我从托波尔斯克流放地逃出后，有几个月被迫隐藏在瓦拉姆修道院的领地内。
当然，这也许是很平常的巧合，不过也不能排除有问题，不管怎么样，我没有权利不注意这个事实。
“彼得格勒民警局将负责对梅斯梅尔兄弟几个的工作吗？”雷恰洛夫问道。
“不。我想派自己人去办这件事，彼得格勒方面会帮助他们的。我巳经通过直线电话同彼得格勒刑侦局长谈过了。”
“派谁去呢？是博林吗？”
“苏霍夫。他今天动身。我委派演林查找假宝石的制造者。”
“我相信你不会让他闲逛的。”雷恰洛夫笑道，“就这样吧，开头似乎还顺利。”
二
用不着督促博林干工作，他很尽职。虽然他不象雷恰洛夫订出日程表，但也能及时完成任务。在我详细地给去彼得格勒的苏霍夫作过指示后，就去看望这位老探员。这时他告诉我一个新消息。在档案馆里没有查到假宝石“诺列”诈瞒案的案卷，可是博林找到了一位前警察和已故珠宝商巴夫洛甫的妻子。这位前警察曾向在“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里干活的赫沃西科夫打听过此事。
原来，克贝尔知道的整个情况都是道听途说来的，完全搞错了。
假宝石的购买者不是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而是他的父亲，在莫斯科极有名望的人所共知的商人彼得·瓦西里耶维奇·阿尔斯塔温，他从一九一七年年中就移居芬兰了。
米哈依尔从那时起开始经商，在我国加入了制作钉子和铁丝的卡特尔［资本主义垄断形式之一］。在一次投机活动中破了产，于是向父亲要钱。彼得·阿尔斯塔温拒绝帮助自己的亲骨肉。尽管米哈依尔曾以自杀要挟过自己的父亲，可是父亲却连一个戈比也不给他。过了一段时间，小阿尔斯塔温带着一个黑头发，右眉上方有一道刀痕的青年人去见父亲。
黑头发青年人是荷兰的黄金行家，他到俄国来是为了经办商号。他建议老阿尔斯塔温买下他“偶然搞到的”光彩夺目的蓝钻石。看来，阿尔斯塔温产生了某种怀疑，拒绝了这个建议。可是商人终归还是上当受骗了……
会见“荷兰人”一周后，在《交易所公报》——一家可靠而有声望的报纸上刊出了一条短讯，报道举世闻名的钻石“诺列”——在阿姆斯特丹被窃。这时，老阿尔斯塔温不再怀疑让他买下的正是这颗钻石。购买赃物——这当然是件不体面的事，甚至要负刑事责任，不过，如此“出类拔萃”的钻石在莫斯科还从无人握有过。彼得·阿尔斯塔温喜欢一切“出类拔萃”的东西：如“出类拔萃”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们在他的私邸里胡吹一通，又如“出类拔萃”的鲟鱼，这些鱼放在盘子上同尺子一道端上来，这是为了让客人们用尺子量鱼，从而确信，他们以前在任何地方都从未吃过与此相类似的鱼……
简而言之，商人让儿子去找这位“荷兰人”，可是米哈依尔却说，外国人已经把这颗“偶然寻到的”宝石卖给了珠宝商人巴甫洛夫。巴甫洛夫证实说。是的，钻石确实在他手里。为了把它弄到手，他花了四万卢布。他是否会让出宝石呢？巴甫洛夫同意把钻石转卖给阿尔斯塔温。珠宝商要价六万卢布，阿尔斯塔温回价四万五，最后他们以五万的价格达成了交易。但是，后来发现宝石是假的，巴甫洛夫以诈骗嫌疑罪被捕……
虽然没有查到不利于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的直接罪证，赫沃西科夫仍认为，这场诈骗把戏的组织者正是他，而不是巴甫洛夫。不管怎么说，他在父亲买下钻石后，立即付清欠债二万二千卢布。而且他也不能对赫沃西科夫解释清楚，他突然从哪儿弄到了钱。旧警察认为，“荷兰人”和米哈依尔都从这次诈骗活动中捞到了钱，而巴甫洛夫仅得到了零头。据赫沃西科夫分析，登在《交易所公报》上的那条短讯也是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做了手脚，因为他在记者中有不少熟人。然而，他无法拿出证据证实这一切。于是，在巴甫洛夫自杀后，案子也就不了了之。
还有一笔帐也应记在阿尔斯塔温的头上。
战争开始前不久，当米哈依尔还在实科中学饱受寒窗之苦时。曾企图把一批假宝石冒充名贵钻石卖给一名官员。这桩事被阿尔斯塔温的父亲制止住了，对这位精明的实科中学学生来说只受到了一点儿惊吓。
“看来，科萨切夫斯基先生，值得在这个年青人身上下点功夫。”博林结束道。“他象是以某种方式参加了这起盗窃活动，有可能是间接的。”
从销赃贩子那儿没收来的假钻石确实仿制的同法衣圣器室的宝石极相似。正如克贝尔分析的，其仿造者见到过，甚至不止一次见到过，而且摆弄过失窃的宝石。博林搜集到的情报使颇有名望的商人的儿子成了嫌疑分子。
“你那位赫沃西科夫靠得住吗？”
“如果不去考虑他当过旧警察的话……”博林郑重其事地说，“那还是可以信赖的。我有幸同他一起共事十年。赫沃西科夫是个有经验的官员。如果允许的话，以我之见，他在刑侦局比在‘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里干活更有用。”
“‘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同样需要有经验的人，”我表示了异议，“不过，我可以考虑一下赫沃西科夫的事。如果他真没学好镀锡技术，确实有必要让他来干刑侦工作。至于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赫沃西科夫认为，伪造的“诺列”是出自他之手吗？”
“不，赫沃西科夫不是这样想的。仿制出这样惟妙惟肖的假宝石需要对化学有相当的造诣，米哈依尔对科学根本没有任何兴趣，他不是干这种行当的人。他的老爷子揪住他的耳朵……想让他成器……制造假宝石的是马霍夫店里的一个人。”
“马霍夫？——”
“人们都是这么称呼马霍夫在西特洛夫卡集市上的老巢。一九一五年的春天，著名的惯犯福尔梅尔从服苦役的地方逃跑了，我们得到情报，他隐藏在莫斯科的某个地方，很可能是在西特洛夫卡。那时我们仔细搜查了所有的乌七八糟的地方。不用说，我们也看望了那位马霍夫。结果并没有找到福尔梅尔，可是在搜查旅馆时发现了一只盛放着制造假宝石用的化学药剂和数十颗上等假宝石的箱子。”
“不用说，没有找到制造者吧？”
“没有。再说我们也不是为了去找他，制造假宝石本身并不违法。”
“关于‘荷兰人’了解到什么情况呢？”
“几乎一无所知。”博林说。
有关“荷兰人”的材料确实是太少了，只知道“荷兰人”同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一道来找巴甫洛夫时，珠宝商人的妻子见过他一面。巴夫洛娃的印象是，“荷兰人”同米哈依尔彼此早就相识。此外，巴夫洛娃还说，听他俩与丈夫的谈话；脸上有块疤的那个年青人对珠宝行业很精通，她丈夫甚至同他探讨过把某块宝石琢磨成什么样式。因而，博林才推断出假宝石的制造者是“荷兰人”，而“荷兰人”通过马霍夫察看过牧首法衣圣器室里被窃的那些珍宝，并做了复制品。现在这些假宝石已借普什科夫之流销赃贩子之手，冒充法衣圣器室里的真宝石，卖给了幻想轻易发大财的财迷们。
“你把瓦西里·梅斯梅尔完全排除了吗？”
博林沉默了片刻，接着回答道：
“怎么对你说呢……赫沃西科夫说，梅斯梅尔家同阿尔斯塔温家早已结为世交。当然，仅从这一点还得不出结论。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很难相信什么。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抱有坚定的信心，甚至说，难以预料我自已明天是否就要去“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干活。”
“那儿不缺人，”我说，“而且，你也不会镀锡。不过你有什么理由要离开呢？”
“这还用问吗？贵族，旧警察……”
看来，当时我在法衣圣器室里的作法有些过分了。
“请允许我向你在说，这是徒劳的。”我说，“我们很重视尽职的人，而你，依我看，是一位工作认真的人。”
他低下了头。
“过奖了。”
“我期望，你的知识和经验有助于同莫斯科地区的罪犯作斗争。”
“太过奖了。”
“过奖”之�
